第二章 各类教育
第一节 私塾教育


　　

　　拜泉县城乡在设治前就有私塾。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地主或富户人家为自己的子女办
的学塾，聘塾师，每年付给一定报酬。一种是民众自办的义学，设立学董，聘请塾师，办学费
用由学生均摊。每个私塾一般有一个塾师，学习年限无定规，一般读一二年或二三年就休学。
私塾开设的课程一般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和《四书五经》等。清末宣统年
间，为实行“君主立宪”而提倡普及教育。拜泉县还出现过少数识字学塾。到宣统三年(1911
年)，全县先后共建立简易学塾33处，学生689人，教师多数由熟师兼。简易学塾存在时间不长，
规模也小，民国时期简易学塾不复存在。

　　民国2年(1913年)全县私塾又发展到60余处，学生发展到700余名；而此时公立小学仅6处，
学生200余名。

　　民国时期，政府对私塾基本上采取改良、禁止和限制的政策。民国6年(1917年)3月，由县
知事兆麟提请，经县教育会通过并公布《拜泉县取缔私塾改良单行章程》中明确规定：熟师必
须改良教授方法，留意儿童身心教育，培养国民道德基础，并授以生活必须知识与技能。强调
蓼师要采用新教科书，设置黑板，学生坐向一面，并根据学生程度高低，采取分组教授；学东
聘请塾师，必须经劝学所审查批准。民国12年(1923年)，又公布了《实行义务教育单行法》，
规定：凡塾师任教，必须经县署考试合格，发有任教许可证，否则一律勒令解散。还规定，距
官校五里以内，不准设立私塾。上述规定，遭到不少学董、塾师和家长的抵制。相当数量的私
塾，在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上均无大的改变，而私塾的数最仍继续增多。到民国14年（1925年)
全县城乡私熟已达2 48处，学生2 382名。第一区(城区)劝学员王玉堂给县劝学历曲报告中写
道：“今岁城内私塾之多，比之往岁已增两倍。去岁私蓼不过七、八处，学生不过百人，今年
已达25处，学生514名。推其原因可能与乡间胡匪充斥有关，遂不起守处，迁地为良。然设塾
虽如此之多，其间改良者，不过十之一二；而不懂改良者几占十之三四。每到一处劝其改良，
咸墨守成规，格格不入”。据民国时期档案记载，当时有；硝当数量熟师“思想守旧，新学既
不明白，旧学也无根底，不知改良为何事”。“备生皆念四书，终日背诵，未曾讲解一次。至
于算术，更不知为何用”。各区劝学员普遍反映“私塾影响官校发展，官校学生半数为其所吸
收。令塾师送还官校学生，有的阳奉阴违，有的公开抗拒，并横加诽谤之语，谓官校学生，徒
见皮毛，毫无实际。乡民竟听之任之，禁其子弟入学。”为发展官校，改良和限制私塾，县劝
学所长刘肇豳重申，凡私塾与学校逼近，有碍学校发展，塾师抵制改良者解散之，凡塾师学识
经验确能胜任者，均令添设国文，笔算，珠算。县知事信鹏超支持刘的整顿办法，并提出对塾
师必须实行定期考试，以决定去留。为此，民国13年至14年(1924年至1925年)，对全县私塾进
行一次较大整顿。经整顿，有些私塾有所改进，官校学生有所增多。

　　 民国1 4年(1 925年)5月私塾情况一览表



但私塾与官校的竞争并未因整顿而停止，私塾的发展仍快于官校。民国16年(1927年)5月，
县教育局长傅春山在给县知事信鹏超的报告中说：“学校之学生日益减少，私塾之学生日渐增
多。查退学学生多半改入私塾，如此一往，则学校前途何堪设想”。傅在报告中再次强调“学
校5里地内，不准设立私塾。至学校5里以外，塾师未经考取者，统勒令解散”。傅建议并经信
鹏超批准“择塾师优良者，塾地距学校5里以外者改为公立学校，由官方发给黑板和桌凳，以
谋改良”。并在同年10月，令第二、三、四区教育委员会“各就该管区查勘适宜地址，于12月
1日以前，每区创办公立学校25处，每处置教员1人，即以原有塾师呈请充任，并加委该校学董，
以资勃助”。后由县呈请省教育厅，因校址、经费、教师和学生没全部落实，未获批准。此项
计划也就成了泡影，而私垫仍在发展。据民国18年(1929年)7月统计，全县共有私挚250处，学
生5 710名。

　　“九·一八”事变后，私塾大大减少。伪满洲国大同二年(1933年)，全县共有私碴71处，
学生1 600人。以后日伪当局对塾师实行严格控制和监督，常以塾师“思想不良”、“成绩不
佳”为借口，淘汰具有爱国思想的乡村塾师；同时，通过举办整师讲习会，对垫师加强“训导”。
伪康德5年(1939年)实行新学制，为数不多的私塾，大部改为国民学舍、国民义熟，置于日伪
当局直接管辖之下。以后，拜泉县的私塾就所剩无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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