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国营商业管理




　　

　　新中国建立后，随着国营商业的发展壮大。党和政府不断完善商业工作的各项方针政策，
并逐步有了较明确的规定。建国初期，国营商业的管理体制，有条有块，对经营有关国计民生
商品的公司(即经营性公司)。实行以条为主，条条核算；在企业内部管理上，实行经理负责制，
经理是企业业务上的最高领导人，是企业的全权代表。1 952年中央制定了“发展经济、保证
供给”的财经工作总方针，并把它作为国营商业工作的指导方针，进一步明确商业工作必须立
足生产、面向生产、发展生产，以便有充裕的物资，保证供给，满足社会需要。1953年，国营
商业实行“扩大批发，巩固零售，保障主要商品供应，改善经营管理，执行经济核算制”。19
54年，开始实行计划管理，棉花、棉布定量供应。对人民生活必需品，由归口公司逐级下达商
品流转计划，实行按计划指导生产、分配和消费；对3类小商品仍然实行市场调节。这一时期，
国营商业通过加工订货、经销、代销、批发等多种形式扩大了商品零售，并以礼貌经商做为国
营商业的道德标准，出售商品讲信誉，没有掺杂使假、以坏顶好、以假充真、抬高价格、欺骗
群众的现象，使国营商业成为最有信誉的企业。

　　1 956年，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以后，整风反右、“大跃进”等政治运动
接连不断。商业工作受到干扰。1958年下半年，省委提出财贸工作要坚持一个公式(从生产出
发，通过流通与分配促进生产的发展，保证日益增长的消费需要)、三个方法(通过经济活动促
进生产；协助各方参与规划，安排生产；在统一规划下，建立商品生产基地，示范带动生产)、
一个口号(生产什么，就收购什么；生产多少，就收购多少；在哪里生产，就在哪里收购)。继
而又提出六网(采购供应网、商品基地网、生产服务网、协作代办网、农副产品加工网、科学
研究网)、三参(干部参加劳动、职工参加管理、群众参加监督)、一改(改善经营管理)、两结
合(干群结合、内外结合)的经营指导思想。从而，使社会主义国营商业在市场上占居了统治地
位。但也有一些不尽合理的指令，如“生产什么，收购什么。生产多少，收购多少”，给国营
商业造成商品质量低劣、长期积压，甚至全部报废的不良后果。

　　1960年，国民经济进入困难时期，市场商品供不应求，物资供应与货币投放极不协调，出
现通货膨胀。为加快货币回笼，稳定群众生活必需品价格，对高档商品实行高价，并设立高档
商品专柜；对群众生活必需的日用工业品，采取发奖售券的办法。促进城乡物资交流，对保证
国民经济困难时期的商品供应起到了积极的作用。1962年，中央对国民经济提出“调整、巩固、
充实、提高”的方针，县内通过总结经验教训，纠正了商业工作的浮夸和不切合实际的思想作
风。在国营商业的经营管理工作中，坚持“政治观点、生产观点、群众观点”和“为工农业生
产服务，为人民生活服务”的原则，合理组织商品流通。加强内部的物价监督，坚持企业经营
核算制。从1963年开始，县内商业工作又重新出现市场繁荣、物价稳定的新局面。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商业机构及领导班子变动频繁，搞不完的路线斗争，
造成“抓政治保险、抓业务危险”的倾向，必要的规章制度被视为“管、卡、压”，提倡“要
当企业的主人，不做金钱的奴隶”，说“企业三年不算帐，钱也跑不到外国去”。因此，国营
商业的经营管理无人过问，致使一些企业管理混乱，无政府主义盛行。加之在经济成分上突出
国营，削弱集体，限制个体，合作经济上升为国营企业，集市贸易被当做“资本主义尾巴”割
掉。社员家庭副业受到限制，形成国营商业一统天下，助长了官商作风。

　　1976年以后，经过拨乱反正、肃清“左”倾错误影响，国民经济逐渐恢复并不断发展。1978
年，全国财贸工作会议重申“一个方针、两个服务、三大观点”。要求商业工作搞好搞活流通
环节，促进四化建设。1979年，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四化建设上来，提倡用经济手段管理经济，
全县商业工作的经营管理进入了制度健全、管理有序的发展阶段。1980年以后。在商品流通环
节上放宽政策，实行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各类商品通过多条渠道流入市场，出现了除
国合商业外，工业、农林、文教、交通等部门及个人多方经商的新形势。据1981年末统计，县
城知青商店已有67家，大小经商户达916家。在这种情况下，国营商业为了在竞争中充分发挥
自己的长处和优势。对商业网点作了适当调整，新建网点10处。并采取跨区域择优进货的办法，
提高商品质量，稳定市场价格，呈现出购销两旺的繁荣景象。1985年，国营商业商品总购进额
达2 087.5万元，比1976年增长57.3％，商品总销售额达3 339.1万元，比1976年增长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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