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经营形式



　　一、地主占有

据《金史》记载金世宗时，属境内的“猛安”（千夫长）、“谋克”（百夫长）户，已占
有大量土地、牲畜、耕具。为其驱役者，少则三、五人，多则二三百人不等。百姓佃耕官田，
每亩租粮高达5 斗。

清初，土地为皇家所独有。属境内为“禁垦”之域。但旗人贵族、站官、站丁亦有耕作，
收获粮谷皆由贵族站官支配，或充军粮，或上缴官仓，余者维持人丁生计。清光绪三十二年
（1906 年）清政府始放官荒，旗主和旗、汉官吏攫取了大量土地，他们雇佣旗、汉农民垦荒
种地，实行租佃剥削。民国4年（1915年）以后，通过清丈。官僚、豪绅又借机垄断了大量的
土地所有权。据资料记载，民国20年（1931年）属境内仅占农户总数11％的地主，却占有全部
耕地的65％以上。

封建的租佃关系中，地主占有土地、耕畜、农具、种子等主要生产资料；佃户则出工出力。
而劳动所获。大部分为地主盘剥所得，佃户仅得其中极少部分。招佃亦称耪青。由于土地等生
产资料的投放及耕作费用投资的不同。又有耪内青和耪外青之别，其收获的分成也不一样。耪
外青者，地主只将土地（或房屋等）租佃给佃户，其它生产资料和生产费用全由佃户负担，秋
收后按对半、四六、三七分成（地主居多）；耪内青者，则是由地主提供土地、耕畜、农具等
生产资料和生产费用，佃户只出卖劳动力。收获物多为七三分成（佃户居少）。在佃户的所得
中，还要扣出因平时急需而从地主那里以高利贷形式贷来的口粮、生产费用、种子等。高利贷
少者5分，高者“利滚利”、“驴打滚”等等。经过交租还利，佃户多入不敷出，积债累累，破
产乞讨者，比比皆是。据史料记载。民国18年（1929年）时地租为3种谷类，即谷子、高梁、玉
米，以交纳谷类为主。伪康德2年（1935年）熟地租价为上等8斗、中等6斗、下等4斗。荒地开
垦后，三年内不交地租，第四年后按等交租。纳租形式又分活租和死租两种。活租是地里收获
什么交什么；死租是年初议定年末缴纳固定数量租粮或租金（不论收成好坏）。地主为不使佃
户欠租或中途退租，往往年初就让佃户先交押租。

地主剥削农民的另一种形式为之“扛活”（亦称长工），即以1年（或10个月）为期。受雇
于地主，劳金无定，地主出价，愿者受雇。因劳力强弱不同，农活技术有差，分别称为“打头的”、
“跟做的”、“半拉子”，劳金依次递减，分出等次，每年劳金三、四、五石不等。另有月工、
日工形式。地主在农忙期间，雇佣部分劳力从事农业劳作或辅助劳作，工钱无定值。民国19年
（1930年）地主付给“打头的”工钱通常为120元（元：当时货币，下同）至150元；付给年工
80元、月工12元、短工40钱。

此外（即除地主和佃户、抗长工者外），还有部分只有少量土地和生产资料的农民。他们
基本上自耕自食。或少数租佃地主土地。或间许外出打工，但在封建土地剥削制度下，除个别
得以维持外，多数濒临破产，沦为贫农。

民国20年（1931年）“九。一八”事变，东北地区沦陷为日本殖民地后，日伪强制推行
“日满经济一体”。伪康德3年（1936年）出现了“农事组合”、“农事合作社”机构；后改
称“兴农合作社”，各村设兴农会。自此。一切重要工农业产品均纳入“配给制”。农民要按
其作物订“契约书”、秋收交够“契约粮”之后。还要交“出荷粮”，以换回少量生活必需品。
伪康德4年（1937年）日伪政权通过“地籍整理”，将“浮有地”、“私垦地”收归国有；将
开拓用地以低价收买等手段，把大片土地改为日本籍。伪康德5年（1938年）开始。日本开拓
团大量进入县内，到伪康德10年（1943年）共迁入14个。除开拓荒地以外，还占据了大量熟地
和可耕地。开拓团将一部分土地租给农民种以坐食地租。同时，日本开拓团还享有：开垦土地
免税10年，改良土地免捐10年，减免租税以及不课契税、营业税、房捐、不动产登记税。不征
街村税等所有杂税的种种特权。在日伪的残酷统治和封建的盘剥下，广大农民纷纷破产，农村
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

二、土地改革

1946年3 月至5 月，在中共甘南县委和民主政府领导下，全县进行了“二五减租”和“二
五增资”运动。对各类地租进行清理，一律在原租额中减去25％、原工资中增加25％。减租减
息结束后，县委、县民主政府就组织工作队（包括县区干部和农村中的骨干积极分子）深入农
村。发动群众，建立农会，开展清算分地斗争。县内首先没收日本开拓团的土地，分给无地和
少地的农民。其次是对汉奸、恶霸地主和伪村、屯、牌长进行清算并将其部分土地和牲畜分给
无地无畜的佃农。当时长山堡区（今长山乡）的3个村的一部分贫苦农民，在农会的领导和工
作队的帮助下，对汉奸恶霸伪村长王荫堂、丁斌进行了斗争清算，清算内容包括：算派劳工帐、
算派官花销账、算霸产账、算“出荷粮”账、查黑地等。通过清算，将他们财产的一部分：土
地188垧、房屋61间、马16匹、牛16头，分配给143户贫苦农民耕种和使用。揭开了县内土地改
革的序幕。1947年贯彻《土地法大纲》。全县开展大规模土地改革运动，发动群众斗地主、分
田地，实行土地还家，实现耕者有其田。按照土改政策和生产资料占有量及剥削程度，划定阶
级成份。是时划出地主1046户，富农1238户。中农1988户，贫农5846户，雇农6183户。其他356
户。各级政府和土改工作队，紧紧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深入开展“砍大树、挖坏根”（简
称“砍挖”）斗争。对恶霸、地主进行了揭发、控诉。从政治上和经济上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
全部没收了地主、富农的土地和财产。在砍挖斗争中。根据广大贫雇农的意见和要求，依据党
的政策，对少数恶霸地主、土豪劣绅、伪村屯牌长等，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当即给予了镇压；
对中小地主和富农中有民愤的分别情况予以管制和监督。砍挖斗争中，将获得的土地和财产。
根据人口多少和贫困程度，依次分给贫、雇农。全县共平分土地48500垧，占耕地面积的62％
左右，还分得了房屋、牲畜、车辆、农具、粮食、衣物等。从此，广大贫苦农民翻了身。1948
年1月。县委根据省委发出的《关于贯彻纠偏工作的通知》精神，对土改运动中打击面宽、侵
犯了中农利益、把富裕中农错划为富农成份的都进行了实事求是的纠正，退回了一部分土地和
财物。1948年11月。县民主政府给农民发放土地执照。从此，土地由封建地主所有变为农民个
体所有。

三、集体经营

1948年初，为了发展农业生产，在生产资料不足的情况下，5月，县委提出了在自愿互利
的原则下，“组织起来。插犋变工”的号召，并首先在三区（宝山区）宝山村办起了第一个常
年互助组—董承农业生产互助组。之后，六区（长山区）永青村办起了赵祥农业生产互助组。
1949年全县互助组已发展到2411个，其中，常年组41个，参加互助组的农户占总农户75.4％。
是年粮豆总产量达到1.7亿斤。

1952年，在互助组的基础上，分期分批地建立了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当时有六区（长山
乡）赵祥，一区（甘南镇）金凤斌，三区（宝山乡）董承，四区（平阳镇）刘兆华等4个规模
较大的初级合作社，实行入股分红，土地和其它生产资料一律作价入社。1955年，全县农村基
本实现了初级农业生产合作化，土地、农具、牲畜等生产资料作价入社，为集体所有。将纯收
益的10～30％按入股多少分配，其余70～90％按在社内劳动多少分配。

1956年在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基础上，仅一个月的时间，全县建立（合并）高级农业生
产合作社136个。生产资料如土地、耕畜、重要农具等全部归高级社集体所有；农民按劳动所
得工分进行分配。是年初，由山东临沂地区8 个县迁至县内青年垦荒团22347人，建立了90个
移民新村（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年秋天，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达226个，入社农户占农
户总数的98.9％。是年粮豆产量达2.7亿斤。比1949年增长58%.

1958年9月，县内各乡相继召开成立人民公社大会。历经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全县就组成
了10个人民公社，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实行“两级所有，大队核算”的经济制度。当时强调人
民公社的特点是“一大二公”。刮起了“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实行贫队富队拉平。搞平
均分配；无报酬的义务劳动多。对生产队的财产无代价地上调公社；农民自留地和猪、鸡、鸭
无偿归公社，部分桌椅、板凳、刀、锅、碗、筷等无偿归公共食堂；队队办食堂，实行“供给
制”。是年全县粮豆产量达1.6亿斤，比1956年减少1.1亿斤，下降幅度为70％。1959年3 月份，
中共甘南县委召开了五级干部大会。纠正共产风。1962年，贯彻《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
（农业六十条），确定了人民公社是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农林牧副渔五业并举、工农商学兵五
位一体的政社合一的组织，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各尽所能，按劳分配。1963年开始
国民经济调整，强调以农业为基础。加强农业。县内粮食产量有所回升。是年粮豆产量达1.8
亿斤。比1958年增加0.2亿斤，上升13％。1966年粮食又获丰收。粮豆薯总产达2.7亿斤，其中
粮豆产量达2.49亿斤。1968年，县内农村开始批判“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工分挂帅”、
“物质刺激”、“唯生产力论”，把正确的农村政策和合理的规章制度当作修正主义加以批判，
造成人们思想和生产队管理的混乱。1969年全县粮豆薯总产下降到2.2亿斤，比1966年下降23％。
1972年贯彻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强调“以农业为纲”，农业大上。是时，在农村工作的
指导思想上，“以阶级斗争为纲”，大批判开路，开展“小靳庄”活动，生产常常违误农时，
社队做表面活计，应付各种检查，造成粮食减产。在产业结构上，单纯强调“以粮为纲”，把
林牧副渔和多种经营当成资本主义进行批判。县内大量毁林、毁草开荒，扩大种植面积，严重
地破坏了生态平衡。在种植业上，扩大粮食作物面积，压缩经济作物面积，为了“夺高产”，
一味地增加玉米面积。由于玉米价格低，全县出现许多高产穷队。在分配上，搞“大寨工分”，
出工大帮哄，干活卯子工，记“政治分”、“人头分”（不论男女老少、干活多少、好坏，只
要出工一律记八分），俗称“老八分”，社员生产积极性受到压抑。1976年，全县农业总产值
4503 万元，比1973年降低27％。

四、承包经营

1978年以后，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加快农业发展的政策，实行了农村经济体
制改革。1979年以来，县内农村开始逐步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是年，宝山公社有23个生产队
实行了“包干到组、联产计酬”的责任制，到年底收益分配有了增加。这23个生产队1979年收
入比1978年增长32.6％。1980年宝山公社又放开了38个生产队；1981年全公社推开了“承包到
户”的办法。1982年县内各公社（乡镇）都开始试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年有62个
生产队承包到户，当年人均收入209元，创县内历史最高水平。1983年全县推开了“土地家庭
承包经营”生产责任制（土地包给个人经营，一定15年不变），当年人均收入361.60元，进入
全省、全区上等水平。1984年在遭到多种自然灾害（春旱、秋涝、雹灾、早霜等）的情况下，
农业生产经营总收入达到12388 万元，比历史最高水平的1983年增加1098万元，增长9 ％。商
品粮比1978年增长78.9％。1985年全县农村人均收入417元，比1981年增长2.86倍。

1984年至1985年期间，县内农业经济出现了向社会化、专业化、商品化方向发展的势头。
实行土地家庭承包经营后，种植业、林业、畜牧业出现了专业经营的专业户；农村工业、运输
业、建筑业、商业等都出现了由单个农民家庭或联户经营的专业群体。1985年，全县农业户数
为45888户，其中国家标准专业户58户，地方标准专业户1014户。在58户国家标准专业户中，
种植业14户、林业2户、畜牧业18户、渔业6户，工业5户、运输业11户、商饮服务业2户；58户
中家庭常住人口为299人，家庭男女整半劳动力132 人，其中从事专业的劳动力108人，请帮工
带徒弟10人；家庭全年总收入59.1万元，其中专业收入47.9万元；出售产品收入31.1万元，其
中出售专业产品收入26.4万元；家庭全年纯收入36.4万元。在58户专业户中，总收入万元以上
的户为16户；纯收入万元以上的户9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