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反奸、清匪、土改斗争记述


　

　　1946年 1月末，平息姬兴洲叛变后，迅速转入反奸、清匪、土地改革运动和进行新政权建
设。

　　这时，张霁中应派来我旗接任已牺牲的刘德明同志的职务，担任旗委书记，和他一同来我
旗的有孙键秋、杜仑(张的爱人)和一名警卫员。郭后旗委根据实际情况决定：第一，认真贯彻
民族政策，团结蒙古族各阶层人民共同巩固新政权；第二，开展反奸清算，肃清土匪。由于方
法得当，抓得及时，很快就站稳了脚跟，打开了局面。

　　郭后旗是汉、蒙杂居地区。民族关系至关重要，我党代表只担当副旗长( 内部称民主政府
主席)，旗长由曾留学日本的蒙古族知识分子包士彦(吉格木德)担任。

　　为了贯彻好党的民族政策，除了团结教育蒙古族上层人物外，还积极培养蒙古族青年骨干，
扩大革命力量。由于革命不断地深入，蒙古族上层人物的利益受到了触及，他们有的站到革命
利益这一边，有的走向了反面。包士彦虽属后种人，我们党尽量争取与他合作，但他始终不觉
悟。1947年 5月，内蒙召开人民代表大会，东部和西部成立统一的内蒙政府，包士彦反对乌兰
夫同志当主席。开会回来后，蒙古族进步青年激烈反对他，开会批评他，说他没资格代表蒙古
族同胞说话，甚至让他从会场里爬出去，有的提出逮捕法办。当时旗委考虑到包士彦对于新政
权的建立还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另外处理过严，对于争取上层人物可能不利，因此，向蒙古
族人民反复解释我党政策，征得他们同意，只给包士彦撤了职，选了一位蒙古族进步青年包文
雅当副旗长，从此，旗政权逐渐巩固，各项工作的开展也顺利了。

　　反奸清算，主要是反对敌伪汉奸势力，清算与日伪勾结欺压老百姓的恶霸、地主的剥削帐，
地主中有很多和日本侵略者勾结作恶，很多伪官吏、警察本身就是大地主。所以，反奸清算，
既打击了敌伪势力，又打击了封建势力。我旗人民有光荣革命传统。在日伪的残暴统治下，受
迫害也最惨。由于长期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所以反奸清算的口号，深得人心。当工作队下去一
发动，群众很快就组织起来了。在农村，主要反伪村长、伪区划长和敌伪残渣余孽。因为日本
侵略者的各种殖民政策，诸如出荷(征粮)、派劳工、要奉仕等都是通过他们执行；他们依附日
本侵略者的势力随意勒索群众的财物，打骂群众，所以老百姓最痛恨他们。起初，也有些基本
群众对没有直接剥削压迫他们的汉奸、地主抱消极态度，甚至公开进行庇护。为了提高一部分
群众的政治觉悟，在斗争中向群众进行阶级教育。办贫雇农积极分子骨干训练班，每星期三、
五天。由于他们都亲身受过敌伪势力和地主阶级的剥削、压迫，觉悟提高很快。经过训练，许
多人成了群众的带头人或土改工作队员。

　　在开展反奸清算斗争中，包士彦出身于蒙古贵族家庭，反奸清算开始时，他赞成清算汉族
地主，不同意清算蒙古族地主。一些蒙古族群众还不觉悟，冲不破狭隘民族主义的束缚。为了
推动反奸斗争的全面开展和保证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旗委认真研究确定在团结、争取蒙古族
上层人士的同时，发动蒙古族下层群众，有计划地培训蒙古族青年干部。张霁中曾写信向当时
在松花江南的郭尔罗斯前旗作调查研究工作的郭峰询问( 他在太行山区曾任政策研究室主任，
现辽宁省委第一书记 )，郭峰很快就给张霁中回信，表示同意张的意见，并提出自己的一些看
法和意见。即，采取注意团结少数民族的基础上，对罪大恶极的蒙奸、地主，应进行清算斗争；
并要照顾到蒙古群众的觉悟、情绪，要启发蒙古族群众自己起来进行斗争。对有罪恶的蒙古族
上层人物的处理，取谨慎态度。从此对蒙奸、蒙族地主的清算斗争也很快地开展起来了。包士
彦阻挠对一些蒙奸和蒙古族地主的斗争，旗委一面通过和包早熟悉的赵廷梁做他的思想工作，
一方面发动蒙古族进步青年去控诉那些蒙奸、蒙古族地主的罪恶，反映蒙古族群众的要求，包
士彦面对事实只好同意。我旗清算蒙奸、蒙古族地主时主要由蒙古族群众去搞，清算出来的财
物也主要分给蒙古族群众，因而防止了民族纠纷，保证了反奸清算运动的顺利发展。

　　在开展反奸清算的过程中，逐步建立了区、村政权。当时全旗划分十个区，由于老干部太
少，区委书记和区长无法配齐，经请求从部队派来十名连、排干部：王苏平、吕刚、仲心甫、
吴鞠亮、韩传熔、沈青流、徐安义、张振余、王学勤、聂从根等，每个区派一名任区委书记或
区长，又从当地青年干部中选拔了一名任区委副书记兼副区长，这样区政权就建立起来了。包
士彦提出每一个区派个蒙古族区长，旗委接收他的建议，于是从蒙古族青年干部( 多数是新发
展的党员 )中选拔了十人派到各区任副区长。村政权也在反奸清算过程中逐步建立起来，村长
都是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随着运动的深入，区、村政权不断做了调整和充实。

　　在开展反奸清算，建立区、村政权的同时，组建自己武装力量。首先成立了县保安团，由
崔金川任团长，张霁中兼任政委( 这是张的公开身份，因为当时旗委不公开，旗委机关公开的
牌子是各界人民联合会)，张明汉任参谋长。 保安团挂起牌子后，从一个班、一个排到一个连
逐步发展起来。起初是通过先入伍的战士，动员他熟悉的人参军，尤如“滚雪球”，逐步发展
壮大，按照军分区规定的任务，不断向主力部队输送兵源。保安团经常保持三、四个连，五、
六百人，连、排以下的干部，除了每个连的指导员由老同志担任外，连、排长都是从新吸收的
青年干部和战士中选拔。枪支弹药主要是通过反奸清算，从敌伪官警和地主手中收缴上来的及
在剿匪中缴收的。有的大地主一家就藏有很多枪和子弹。工作队从肇源城边居住的大地主刘子
阳家一次就起出好几支枪，一千多发子弹。有一次张霁中率工作队扣押一个区划长，他家属马
上送来一捆伪钞票，说要枪，第二天就把枪送来了。随着运动的深入和剿匪的胜利，收缴的枪
支弹药越来越多。

　　1946年夏，又建立了郭后旗蒙古骑兵独立团，政委也由张霁中兼任，张明汉任副政委，团
长都是蒙古族干部。1947年秋，张明汉率领保安团编入主力部队，调保安团的连指导员张西朝
任独立团副政委，独立团下辖三个连、派了三个蒙古族青年党员担任指导员。后来接替包士彦
担任副旗长的包文雅，就是派到独立团三个指导员之一。

　　地方武装除了不断向主力部队输送兵源外，在地方上的主要任务是剿除土匪，保卫人民政
权，保卫群众运动的胜利果实。1946年土匪活动相当猖獗。这些都是敌伪军警、地主、富农、
地痞、流氓，有的三、五人一伙，有的二三十人、四五十人一帮，也有一、二百人一股的。这
些家伙都想乘机霸占一方，鱼肉百姓，升官发财。“要当大官，先拉杆子(当土匪)”就是他们
的信条，据1947年9月20日统计全县共枪毙土匪197人，这些土匪虽然都是乌合之众，但要消灭
他们并不容易。1946年上半年，县保安团主要就是打击本县的这些小股土匪。大约是二、三月
间，县保安团一个连配合主力部队一个营，消灭了一股 200多人的土匪。其他土匪一看形势不
妙，想归顺人民政府，用他们的话叫“落点”，找关系与人民政府联系。有个姓王的土匪头目，
立号“东亚”，手下有四、五十人。他派的“军师”(蒙古族人，原是算卦的)进城找张明汉联
系，说“东亚”不想当土匪了，要落点。张明汉说，请东亚自己来谈谈。他说东亚不敢来，怕
扣下不让走，请你们去一趟。张明汉找张霁中商量决定亲自去。这股土匪驻在头台，离县城四、
五十里路。过了几天，张霁中和张明汉去了，由张西朝带一个班随去，以防万一。到头台，他
们把那些人安置在后街，张霁中和张明汉各带一个警卫员去南街找东亚。东亚很客气地迎接他
们，不一会酒肉就端上来了。一边吃一边谈，东亚说他早就想落点，他有四十多个兄弟，他当
个连长就行。张霁中表示欢迎，并向他宣传了我党的政策，谈后回到后街不久，听说东亚大发
脾气，说是他最亲信的一个警卫员把他最喜爱的白马骑走了。张霁中和张明汉闻讯前去问他们
怎么回事？东亚说他的弟兄不愿意跟他落点，对不起朋友。张霁中一看这是以此进行要挟，于
是让东亚集合部队。他把部队集合到院里，站好队，枪都放在地上。张霁中首先讲了话，宣传
人民政府安抚政策，并且向他们申明：愿去就去，愿留就留，由他们自己选择。然后，张霁中
一个一个地问，回答都说愿意跟东亚投奔人民政府。在一旁的东亚脸红一阵白一阵没有话可说
了。果然，第二天清早，东亚的“军师”告诉张霁中，说东亚又想变卦。张霁中又向他做说服
教育工作，最后才带了30多人归顺了人民政府。东亚由于禀性难移，不愿受我军纪约束，后来
回扶余老家了，因他给日本人当过特务，罪恶很大，被当地群众镇压了。还有一个土匪头目，
他号称六百人，找张霁中谈判，要当营长。第一次没谈成，放他走了。第二次约定到四站一个
叫陈占元的光棍那里再谈。张霁中带去一个连，知道他没几个人，准备谈好了就收编，谈不好
就抓起来。这个土匪小头目来势很凶，手枪插在胸前，他硬说他有五、六百人，非当营长不可。
这时张霁中给战士使个眼色，随去的战士立刻就把他捆了起来。部队搜索他的巢穴抓到五个人。
一审问，一共六个人。这伙土匪人数不多作恶不少，就地把那个小头目枪决了。通过这种剿抚
结合的办法，使剿匪斗争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1946年 7月间，郭后旗和杜旗接壤地区部分地主发动武装叛乱，反抗反奸清算，反对收枪，
领头的徐国栋是一个外号叫“二蒙古”的汉族地主，在新站区所在地附近起事， 7月21日首先
杀死去谈判的我新站区长张振余和县保安团第四连(骑兵连)的一个排长。那位排长带去的一班
人奋起平叛，由于寡不敌众也都壮烈牺牲了。这股地主武装纠集敌伪残余势力和杜旗流窜的地
主匪帮“小三爷”联合，共达一千多人。对我巩固政权和进行土改斗争造成很大困难。为了剿
灭这股地主武装，嫩江省第四军分区沈司令员亲率分区武装和三肇的保安团进行围剿。头几个
月，成绩不甚显著。后来总结了经验教训，加强了侦察研究，跟踪追击，在我军连续不断的追
击中遭到很大削弱，封江后这股土匪武装准备窜到江南去活动。我军掌握了他们的动向后，把
部队埋伏在三站地区的江套子里等候。他们果然如期来到了，骑马的，徒步的，稀稀拉拉几百
人，到了江边，骑马的都下了马，因为江上的冰很滑不能骑马，就在他们过江的时候，部队发
起了猛烈的攻击，一举全部消灭了。

　　在剿匪过程中，结合反奸清算运动，也开展“挖匪根”活动，据1947年 9月20日统计全县
挖出匪根92人，许多土匪、地主、富农和伪满警察都是双料货。有些土匪与我们的基本群众有
各种各样的联系，在群众还不觉悟的时候，土匪尚有容身的地方。特别是所谓“江湖义气”的
封建思想还起相当的作用。在松嫩江沿岸有窝藏土匪和躲避官警逮捕的各种人员的处所。江边
一些小茅草房子，叫江边窝棚，也称网房子，常常住着一两个渔民，以捕鱼为生。这种地方不
管你什么人来都可以吃、住，并给你保守秘密，不向别人透露消息。在敌伪统治时期，它曾经
掩护过一些好人。据说有个东北军的营长，杀死了几个日本人，逃到江边捕鱼，一直到解放，
才暴露身份。而在人民当权的时候，它又可以成为坏人的掩蔽所。为了教育江边的渔民分清敌
我，分清好人和坏人，结合反奸清算斗争，对他们进行了耐心的政治思想工作。他们觉悟以后，
积极给政府提供情况，变阻力为动力，成了剿匪的积极力量。同时，对敌匪也开展了政治攻势，
通过匪徒家属、亲友去说服误入岐途的匪徒弃恶从善，回家生产；对自动回来的匪徒，只要没
有重大罪恶，一律既往不咎。随着群众运动的深入和军事剿匪的胜利，一些小股土匪便自消自
灭了。到1947年春天，全旗境内的土匪基本上肃清了。

　　1947年上半年在反奸清算斗争的基础上，开展了“煮夹生饭”和“砍挖运动”，对前期运
动中，由于工作队力量弱、情况复杂等原因，群众还没有真正发动起来的地方，重新派工作队，
宣传政策，发动群众，清算、斗争汉奸、地主，组织农会，建立和整顿民兵组织。“砍挖运动”
是接着“煮夹生饭”以后开展的。进一步发动群众在各区、村抓住那些罪恶大、民愤大的大地
主，进行深入的斗争，砍倒这些封建势力的“大树”，挖掉他们的浮财，把他们的土地财产分
给贫雇农。这样，就进一步打击了农村的封建势力，树立了贫雇农的阶级优势，巩固了区、村
政权。

　　1947年秋天，转入彻底的土地改革，正式划分阶级成份，小地主和富农都是斗争对象。到
了冬天，运动进入高潮，平分土地进入最激烈的阶段。这时呼兰县和双城县搞了所谓“扫堂子”
又叫大扫荡。说本村人打不开情面，撕不开脸皮，让这个村的群众到那个村去扫荡，那个村的
群众到这个村来扫荡。结果越扫越厉害，把一些中农和城市工商业者也扫了；各村群众之间也
发生了利害冲突，你捞到多了，他捞到少了，经常发生口角。呼兰县的“经验”传来，旗委会
也不赞成。所以 “扫堂子”运动在我旗基本上没有搞起来。 但在运动进入高潮时，也出现了
“左”的乱打人、乱杀人的现象。有一天，张霁中和城区区委书记井文明到县城西北的永利屯
去检查工作，半夜里村农会主席跑得气喘吁吁、满头大汗、十分惊慌地向他们报告说：“我们
村今晚上的斗争会，已经打死五个人了，还在打，谁也不敢说话”。听了这个情况，张霁中他
们马上赶到会场，一看梁上还吊着一个人，正在打呢！会场的气氛异常。他们走进会场，大家
的目光都集中过来了，在这种场合下，张霁中他们也不便多说话，只是对大家说：这么晚了，
会就开到这里吧。这才把吊着的人放下来，散了会。然后他们分头做工作，向积极分子和群众
宣传党的政策，强调说理斗争，并根据这个区发生的情况，向各地发出通知，让工作队和区委
注意防止类似情况发生。虽然如此，在运动高潮中打死人还是不少的。

　　1948年配合土地改革运动，进行了整党审干，教育党员站稳阶级立场，过好民主革命关。
但在整党审干时，当地吸收的一些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党员和干部，一律要回到本村接受贫雇
农审查。虽较稳妥，但左的思潮也伤害了一些干部。三、四月间，土地改革基本完成，群众的
革命和生产积极性更为高涨。都渴望在自己分得的土地上，多产粮食，迅速改变世世代代缺衣
少食的贫困状况，虽然有了土地，但车马农具不配套，种籽、肥料也不足。又由于1947年搞土
改斗争过多，放松了粮食生产；支援前线，主要支援粮食；清算时得来的粮食吃大锅饭浪费掉
的太多；砍挖斗争时集体卖掉了一些等，因此到种地时口粮都吃光了。人民政府号召群众艰苦
奋斗，互相帮助，并拨种子和粮食、豆饼等渡过难关。又把翻身农民组织起来，实行互助合作，
合伙种地，全县已组织 3 488个互助合作组织，1949年有了较大发展。新站四合屯农民收入大
幅度增加，户户添置了新被子、新衣服，家家丰衣足食而且有余粮。有几个原来不务正业的人
(群众称他们为二流子)，参加这个合作社以后也变好了。社长王振堂又被推荐当选全国劳动模
范，去北京开会，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