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商业
第一节 私营商业、个体商户


一、私营商业
早在乌云设以前，私营商业便随着人口的武装力量加逐步发展起来。民国5年，全境有
商号32家，均属小杂货铺，分布万温树镇(城区)15家，宝兴卡伦7家，常家屯3
家，朝阳镇3家，柳河屯、新以屯、双河镇、宝南镇各一家。到民国15年，共有大小
杂货商店41家，饮食小铺4家。
民国16年9月佛山设治，朝阳镇、佛山镇(宝南镇)、宝兴镇从乌云设治局划
出。佛山设治局计有商号20家，其中宝兴镇 11家，朝阳镇6家，佛山镇3家。
民国17年，乌、佛两设治局遭受特大水灾，各商号损失惨重。18年虽有洪水，
但为害不大。9月苏军越境纵火烧了佛山镇，两家商号毁于一旦。11月苏军又强占同
河镇、柳河镇、常家屯，商号损失首当其冲。据民国18年底调查，乌云县仅有杂货商
店20家，店主20人，雇员75人，资金总额不超过10万元（现大洋），本年亏损
达5万元。此时全县商业状况因银根奇紧，极形调蔽。
民国19年至20年，乌、佛两县商业都路有恢复。据乌云县调查：民国20年全
县有普通商店22家（即经营日用百货），果菜商店1家，饮食服务业18家，其中茶
酒饭馆5家，旅店5家，澡塘2家，总计37家。佛山县虽不如乌云，也大致近似水灾
前的景况。
此期两县的商品交换带有明显的原始烙印，商号对屯镇居民实行陈欠记帐，秋后多
以物相抵。民户之间交往更以物易物为主要交换形式。
日寇侵入乌、佛两县之后，由于政局不稳定，交通不便，又禁止种大烟；农民购买
力下降，各种物资奇缺。两县的私人商店克强维持营业。日伪统治者为了拢络人心，安
定局势，夏季集中力量组织进货，而且多为日本进口商品。据《乌云县事情》记载，伪
满康德2年（1935年）有商店19家，资本总额18900元，饭店9家，旅店
10家，澡塘1家。
佛山县在伪康德2年有私人杂货商店7家，饭店3家，旅店3家，肉铺1家，以后
稻田、保安各增杂货商店1家。当年从哈尔滨购入的食品22种，其中主要品种白糖
1110公斤，红糖565公斤，小海米637公斤，白酒4135公斤，茶叶303
公斤；日用百货40余种，主要有布8种，160匹，化妆品7种，衣帽8种。磁铁
制品9种，其它杂货10多种，购进总额2·1万多元。外销的商品有皮张、木耳等，
价值达21522元。
日伪政权为了控制经济命脉，在乌云、佛山设立统治经济的专门机构。1939年
在乌云县成立销买联盟，1942年在佛山县成立销费组合，经营粮、油、布、棉花、
胶鞋、烟、酒、火柴等32种人民生活必需商品。规定这些商品不准私人商店经营。以
后又在保南村、稻田村建立了销费组合分销所。乌、佛两县私人商业受到排挤，销售额
逐年减少。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两县的商品日趋短缺，质次价高，市面萧条。1942年伪
佛山县政府又把城区的7家商店合并为一家商店，定名“东亚联合商会”，指定福盛恒
业主王洪喜为会长，其它业主为会员。
建国初期，佛山县私营商业大部分在乌拉嘎金矿和朝阳镇，到1955年私人商业
和服务行业共有32家，其中小杂货店8家，大车店11家，理发店3家，饭店8
家，药店2家。从业人员45人，其中杂货店11人，服务行业行业34人。资金最多者
1200元，最少者20元。
1953年国家公布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程线，提出对资本主义工商进行社会主义
改造的政策之后，8个小杂货商店逐渐弃商务农，到1956年全县私人商业剩“东昌
号”一家小杂货店和两家药店。
1956年1月，在全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公私合营高潮中，仅存的“东昌号”
杂货店和药店并入国营商业，店主转为国营商业职工。“东昌号”库存商品核资655
元，药后核资600元，一次付给店主。同时将3家理发店组成合作理发店，1958
年人民公社化期间大车后、饭馆等私营服务业全部转归人民公社集体经营。
二、个体商户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商业体制的改革，1980年本县外有个体小杂货
店5家，1981年发展到22家，到1985年达到238家，4年增长9倍多。从
业人员442人，其中待业青年65人。在个体商业中，有烟酒食杂百货168户，照
像2户，理发10户，饭馆8户，其余都是摊床，出卖水果等食品，经营投资100元
至200元的20户； 201元至500元的4户；501元至l000元的5户;
1001元至2000元的177户; 2001元以上的32户。全年零售总额398
万多元，比1981年增长32倍多。
（见附图）
（见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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