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篇 社会
第一章 生活
第一节 农民生活


一、民国时期的农民生活
民国期间，乌、佛两县人口“农猎为多，工商次之，教育又次之”，①农民也不专
事垦殖，他们大都冬打烧柴，夏秋采木耳，冬春狩猎，副业收入往往高于种植业，而且
没有内地农民那种对于地主的依附关系。因荒原极多，租佃关系异常松散，地主对农民
的剥削也比较轻微。绝大多数自耕农种地不多，口粮有余，容易维持生计。
自民国3年至9年（1914－1920），乌云设治局物价上涨幅度并不太大；
棉布每尺由0·20元涨到0·30元，食盐每市乔由0·07元涨到0·12元，豆
油每市斤由0·18元涨到0·30元，白面每市斤由0·025元涨到0·05元。
而普通力工的日工价由1元左右增至2元左右。
民国时乌、佛两县境内还有相当多数无固定职业的人：他们或潜入深山种“大
烟”，或结伙采金，或伐木流送，不定居一处，不专事一业。既不欲遗骸塞外，又羁迟
不得归，往往腰包有钱，狂饮豪外聚赌嫖妓。及至穷困潦倒，贪病交加，则常常坐以
待毙。
民国期间，乌、佛两县商人对农民、及无固定职业游民的剥削十分苛刻。人民群众
中广泛流传着“交官究，交客富，千万别交杂货铺”的歌谣。“客”就是收购土特产品
的外地商人，他们比“杂货铺”老板还要好一些。因两县人口卷来冬去者多，春天来的
都是生活无着的贫民，生活必须品首先要向商人赊购，秋后以物相抵。由于边陲货币流
通量极小，常住居民也有赊购的习惯，赊欠使商人进行高利盘剥有可乘之机。又由于交
通闭塞，人们和内地市镇住来非常困难，这又使商人拢断贸易得以实现。大多数贫民辛
苦劳动一年，秋后到买卖家一算帐，还是囊空如洗，来年还要赊欠。
二、日伪统治下的农民生活
日本军国主义铁蹄践入乌、佛之后，两县人民生活便陷在水深火热之中，农民尤
甚。伪政权为了加强对国境地带的控制，在县城设立警察本队、特务机关、宪兵队、保
甲所、自卫团。在各村屯建立警察中队或小队，严密监视、严格限制人民的自由往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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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民国18年乌云县政府《社会调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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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接触。他们在政治上实行收缴枪只哪药，发放国境证明书，取消言论自由，实施
“保甲连坐”等一系列强化治安措施；在经济上进行疯狂地掠夺，残酷地盘剥，鼓骨吸
髓地搜刮。两县农民受害最深的有以下”数种：
（一）强行并村伪满康德5年（1938年），日寇在乌云县城周围挖壕筑
墙，强迫住在墙外的居民一律迁入城内，从旧城至小河沿的分散住户，一律限期搬到小
河沿和腰屯两地。岛上居民限期迁到指定地点。伪康德8年，又强行将佛山县小新发
屯、佛山东电、西屯、王明贵屯、砖窑屯的居民迁到高升屯。凡搬迁，均限期拆除旧
房，违者以“国事犯”论处。人民世代辛苦经营的家业，一日之中便荡然无存。
（二）苛捐杂税“七·七”事变以前，苛捐杂税员多，人民尚可苟延残喘。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日本军国主义便暴露了灭亡前的凶残本性。每亩耕地征收的
钱、很合伪币5元之多，征税之外，还有出荷粮、特别捐、临时摊派，……1943年
后农民吃大米、白面就是“经济犯”，穿更生布，披麻袋片者随处可见。
（三）高利贷伪满康德元年，两县成立了“兴农合作社”，隶属金融系。该社
对农民实行“放款”。月息不到4分，较民间私货利率低，但春夏放款时抬高粮价，秋
季收款时降低粮价，实际计算利息已增至30－40%， 农民说“兴农”合作社实在
“坑农”．
（四）物资统治日本帝国主义为了适应侵略战争的需要，自伪满康德6年
（1939年）6月起对人民的生活日用品实行统配：粮食每半月发放一次，规定大人
每日定量500克，3岁至12岁每日300克，逢年过节大人每月可购买10磅面
和3岁至12岁儿童购买6磅；棉布10人以下之户一年准购6尺，10以上20人
以下每户准购13尺。伪满康德9年后，棉布又被更生布代替。至于砂糖、煤油、食
盐、火柴等生活必须品，无不加以统治。
（五）摊派劳工日伪统治期间，两县的各项“基本建设”，如修建日本人宿
舍，修架电话线路，修筑警备道，以及各项临时工程，皆由保甲牌按户与人畜力进行摊
派。此外，县政权机关和军警宪特所用烧柴，也悉数逐户摊派。所用劳工，既不管饭，
也不付工钱，比高利贷更狠毒。
（六）开拓民的遭遇自伪满康德6年至10年（1939－1943）先后
从热河省兴隆县，本省作川、样南、宁安等县迁入三批开拓民，计1300多户，
560余人。分别在乌云、佛山两县的福民大岗、稻田村以南、宝南村的革布钦河
和三棵松西北山后岗的丛林里建村。
开拓民的遭遇，用当时的话说：“吃比黄连普，注比冰容寒”。从禅川、作南、宁安
三县来的开拓民，都是携家带眷，当年分批进入建村地点。他们在原籍已一贫如洗，经长
途跋涉，进入北国荒原，无粮无钱无憩身之地，无条无友无告措之门。每个新建点约有
百余户，当年土地没开多少，房没盖几栋。大都住“马架子”或“草泥棚子”，低矮、
潮湿、阴暗、冬季室内没有取暖设备，整日不断火也没有暖和与，好多老人、孩子冻坏
了手脚。由于无根出荷，不配给棉布，除了进山伐木的劳动力发给一套更生布棉衣，其
余男女老幼皆单衣遍体。有的以被褥当衣服，有的白天披麻袋片，夜间就睡在去枯草堆
里，还有的昼夜在自编的草筒里生存。至于吃的，每人每月只配给18斤谷子，18斤
冻土豆，逐月到县里背。开拓新村有的距县城七八十里，有的100余里，往返一次需
要三四天。有时不等粮食背到家，人已冻低而死。开拓民中秋节吃一领养麦面干粮，春
节吃一顿豆饼陷饺子，六年初一吃一顿油炉平饭算是富裕户了。
由于饥饿和寒冷的折磨，卫生条件差，无医无药，多数人患病。发病时口吐黄水．
四肢疲软，少则几分钟，多则几小时就死去了，后来人们称这种病为“克山病”。郭兰
亭一家5口人死了3口，他的父亲活活冻死在炕上，老婆和二儿子都是饿死的。王德海
一家6口，只剩下1口，王信全家死去8口，马清芳全家各口人饿死3口，只剩下1个
降生两个月的婴儿，送给当地老陈家才保住了性命。福民村开拓民徐德生说：“我们这
里的开拓民活的没有死的多。”到1949年解放时，两县的开拓民仅剩500多户，
2000多口人，乌云县的永安、惠民，佛山县的三棵松、六班等屯开拓民，多死于
疾疫。
三、建国后的农民生活
1948年土地改革以后，翻身农民分得了土地、房屋、耕畜、衣物，在党和人民
政府的领导下，开展了大生产运动，生活逐步有所改善。50年代初，农民仍沿袭建国
前的生活习惯，种地不多，生产一点粮食除了自食，就是用做畜禽饲料，仍注重淘金、
捕鱼、狩猎、采木耳、朽木样子等副业生产，以此换取生活必需品。由于交通闭塞、人
烟稀少，邻屯之间，少则一二十里，多则四五十里。每屯三五十户，多低矮草泥房，间
有门窗向阳的“马架子”。庭院荒芜，街道脏烂。然江河多鱼类，山野多禽兽，大自然
所赐异常慷慨。人们春夏临江而渔，垂手可得；白露一过，大马哈鱼溯流而上，家家户
户争相捕捉，或竖杆晾晒，或木槽淹渍；秋冬之交，儿童们三五结伴搭乌鸡圈，下野鸡
套，架山雀笼，成年人则进山猎取灰鼠、黄动、狍子、貉子，……有时，野鸡飞到院
里，狍子误入农舍；严冬，农事已毕，多闲少忙，或阖家向炉烤大马哈鱼干，或三五聚
饮漫谈。
农业合作化以后，农村逐步转向以农业生产为主，活路多了，集体化范畴扩大了，
生活内容丰富了，节奏加快了。政治生活，文化生活，变成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内
容。初级社二年平均劳动日值1.3元多，人均年收入120元左右。当时物价低，农
民生活较充裕。高级社二年由于管理水平低，大牲畜死得多，全县6个高级社劳动日值
均在1元上下，年人均收入不足百元。人民公社代头二年连遭水灵“大锅饭”；“共
产风”，“一平二凋”；后二年遇到严重自然灾害，劳动日值和年人均收入锐减。
1959年至1961年全县平均劳动日值分别为1·25元、0·99元、0·67
元；年人均收入为92元、56元、38元。多数社员家庭都欠生产队的“三角债”。
1962年开始回升，1963年创合作化、公社化后最高水平，全县平均劳动日值
1·54元，人均收入107元。以后，农村平均劳动日值平年1元稍多，丰年1元
6－7角，歉年7—8角；人均收入平年130多元，丰年160多元，灾年100元
上下波动；户均收入平年400－500元，丰年700元左右，灾年300多元。到
1975年；全县95％的社员家庭都已还清“三角债”。
1975年以后，从省内外县份自动迁入一大批农户开荒建点，建新的生产队，大
都生产依靠贷款，生活靠救济，吃粮靠返销。富裕队与贫困队农民生活水平相差悬殊：
永安、大同村、黄鱼卧子等生产队劳动日值5元多，人均收入300元以上；新建的贫
困队劳动日值只有一两角钱，人均收入几元要几十元。
1982年在全县44个生产队（其中绝大数多是贫困队）试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当
年社员平均劳动日值2·94元，人均收入222·8元，社员自营副业平均每人收入
59.2元。全县134个生产队，人均不足100元的34个，100－200元的
39个，200－300元的20个，300－400元的18个，400－500元
的17个，500元以上的6个。贫困队较上年减少60％。
1983年全面推行农业生产责任制，9个公社抽样调查977户，农民年人均收
入为352·6元。人均收入按户分组100元以下190户，100－120元的
283户，120－150元的801户，150－200元的686户，200－
300元的1189户，300－400元的1148户，400－500元的797
户， 500元以上的1199户，其中1000元以上的579户。本年全县涌现出
10个万元户。
1984年遭受特大水灾。全县103个自然电抽样调查1082户，人均收入
仍达178·4元，高于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前最高水平的1971年（172元）。
1985年大灾后一年恢复。全县3镇6乡实行家庭经营，统一经营，以及经济联
合体的生产组织，抽样调查278户，农民人均所得399元，按户分组：120元以
下的387户，120－200元的390户，200－300元的957卢，300
－400元的1057户，400－500元的1454户，500－600元的
745户，600－700元的416户，700元以上的588户，其中1000
元以上的251户。当年涌现出人均收入1000元以上的村1个。
自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以后，农民实留口粮、种子、饲料粮均高于国家规定，一般
农户备有二年口粮。因粮多，饲养家畜、家禽数量亦多，但出售量不大，多自食。
农民的纯货币收入1981年324万元， 1985年1158万元，四年增加
了两倍半多。全县农村储蓄存款1981年为185·7万元，1985年达623万
元，增长2·4倍。1981年农业居民人均（在本地实现。下同）购买力253元，
1985年238元，因高档商品近年下乡量少，农民要求量大，造成货币外流。因而
出现农民在本地实现社会购买力下降。
（见附图）
四、农村调查
全县历史比较悠久的屯镇，农业合作化以后，有的一直比较富裕，如永安、大同
村、黄鱼虾子、作树林子等；有的长期处于中下等水平，如太平村、旧城、仁合等；有
的在农村实行经济体制改革以前，长期处于贫困状态，1983年以后迅速富裕起来，
如玉龙桥、马连等；1974年以后的新建点，如红光、向阳、青山等多的新建材市．
1981年前均较贫困，多为“三靠队”；1982年后绝大多数逐步脱贫。
1986年底，我们对红光乡的太平、永安两个生产队进行调查，从1949至
1986年的38年中，取1949、19 56、1966、1976、1981、
1983、1986七个年份，调查人口、住房、主要用物、陈设、食物、衣物6个项
目，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见附图）
（见附图）
（见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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