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采金工人生活


一、日伪统治下的采金工人生活
乌拉嘎金矿自1939年开采到1943年封沟，5年间日本帝国主义掠夺黄金
10万余两，工人死于枪杀、毒打、饥饿、事故、“瘟疫”达2000多人。当时的采
金工人大多数是日本采金株式会社通过“劳工协会”设在各地的“劳工招集所”骗来的
城市贫民、破产农民以及抓来的“劳工”、“勤劳修仕队”等。老工人徐庆祥、徐生富
回忆说；他们一同进沟的有100多人，全是从上海、杭洲招来的，把头说招他们到北
手盖大楼，可船到大连不让下地就办了工系，由矿警押着到了乌拉嘎荒山沟。
采金所为镇压工人反抗，防止逃跑，在矿区建立了警察署、警察队、矿警队、稽察
队等军事、特务组织，所长白石兼任警备队长，署长、队长、主任全是日本人，手下还
有一帮杀人不眨眼，出身于土匪的汉奸当小头头。他们在工棚区四周围铁丝网，建炮
楼，设卡子门。每处卡子门都有矿警和鬼子警备队带着狼狗看守。重点采金地段的北
沟、乌拉岛、南沟更是戒备森严，如临大敌。仅乌拉乌的南北山就有炮楼四座，黑洞洞
的枪口对着低矮的工棚区。矿警、稽察经常背着大抢，挎着洋刀，带着狼狗，进入工棚
子打人，抓人。深夜，从矿警队和警备队里不时传出审讯的皮鞭声和受难者的惨叫声。
天不亮，矿工们随着催班的口哨声排成长队到卡子口检验“腰牌”（牌上写着姓名
和号码），收工时还要排队到卡子口检查一次“腰牌”。若“腰牌”丢失，轻则毒打，
重则丧命，工人们都称“腰牌”是“阎王牌”。猪上整日有把头、稽察看守。由于生产
中没有安全措施，冒顶、塌帮、闷清等恶性事故经常发生。
当时，日寇定出了“政治犯”、“经济犯”、“思想犯”、“嫌疑犯”、“国事
犯”、“金案犯”等各种罪名。不许工人说自己是“中国人”，要说是“满洲国人”，
并强迫矿工说“协和话”。小乌拉乌有个叫王玉文的工人，刚过沟时，在警察队门口说
了句“我是中国人”，就被抓去毒打一顿。工人在清上干活从地上拣东西，或到“官水
盆子”测涮手，都是“金案犯”，抓去就回不来。
工人有病，催工的稽察持着镐头敲着工人的脑袋问：“脑袋硬不硬？不硬，就得上
＊去！” 老工人刘金木1941年2月从乌拉岛修到老沟的电话线，他只穿条单裤，披
着麻袋片，在风雪中削电柱坑，小便冻烂了，倒在工棚子里，几天没吃没喝，心里明
白，嘴说不出话来。领工的张稽察用棍子敲着他的脑袋说：“这小子得瘟病没好啦！趁
早往外抬！”电工小林求情说：“他没咽气，让他再躺几天吧。”张稽察一立楞眼说：
“放屁！工棚子不是养老爷子的地方！”硬逼着工人往外抬，正巧工人李长青进来（大
个，好打抱不平，在工人中有威望），上前说理，才保住了性命。大结烈河有个姓黄的
工人得了病，没等咽气就被修班的稽察抬了出去，装在薄板钉的棺材里。天黑以后冻醒
了，喊“救命”，把头说是“诈尸”，叫工人砸，工人不肯。到后半夜，矿工们偷着播
开棺材板，把他救了出来。病好后去大荒沟，改姓“袁”。解放后回山东去了。
　那时矿工都住在低矮、阴暗的。马架子。或地害子里。终年衣不遮体，食不果腹，
多数工人没有被褥，枕烧柴子或草把，铺桦树皮或茅草，盖被毯子或草袋子，穿麻袋片
或更生布，吃混合面（玉米面搀豆饼渣）或像子面。1940年冬天，粮食运不上来，
乌拉岛工棚子有二三百个瘫了不能上靖干活的工人。为减少口粮，日本人说给工人看
病，由警备队和矿警队装上汽车，走不多远就调到警备路两旁。这年正月初三，天黑汽
车从小乌拉岛开出，天亮到梧们河时一车人全冻死了，便扔到雪地里。梧桐河的狗吃
死人吃红了眼，见人就咬。
遭受非人折磨的矿工，从1941年2月开始，小乌拉岛工棚子闹“瘟疫”。发病
迷糊、头痛、打嗝、吐白沫带黄水，死后浑身是黄的，工人们称“嗝痘黄”。起初一天
死亡二三人，6月天热时一天死20多人，最多一天死50多人。李宪玉金班33人，
死了31人；王文汉全班37人，死了33人；张大胡子金班34人，死了30人，关
病子金班20人，死了17人；吴子宾金班30人，连吴在内全死了。春天死的还可用
木板钉个棺材装殓；夏天死的人多了就用席简卷；高峰时，带气往外抬。工人们活着的
欲哭无泪，想走的欲走不能，而鬼子吉永却说：“人死了的没关系，中国苦力大大的有！
一个的死了，十个的拿来！”此时，稽察、把头仍把病人往＊上撑，有的没到＊口就倒
下了，有的在＊日拄着铁锹慢慢地倒下了。在死人最多的6月，孙成吉在工棚子铁丝网
外，设“养病院”，没有床铺、炉灶，也没有医生和药品，只在湿漉漉的塔头地上放几
捆蒿草。病人抬来往草上一扔，死人和活人在一起。看管的杨把头不等人咽气就扒衣
服，搜钱财，有的病人喊：“我还没有死！”他却说：“死硬了谁抬你！” 从6月到9
月，抬进“养病院”的工人700多，没一个活着出来。从2月到9月，仅乌拉岛的
3000多名矿工，幸存者仅1000余人。
然而，工人们用血汗采出来的黄金，所得甚微．矿上规定金子不准私人买卖和保
存，必须全部交柜。收金时，大秤加“一五”（即每两实重1·15两）；打份金时小
秤减“一五”（每两实重0·85两）；还用压低成色，扣除零头，吹三口穷气，兔子爪
一扒拉的办法，多打出碎金；上溜，实行“包台子”、“官水盆子”；清溜，“一九”
或“二八”扣（每淘一两金把头要分去一钱或二钱）；打分金，要打出“好汉股”、
“车马股”，扣除家什费、炊具费、铺底费，实行“三七”或“二八”抽分子。当时市面
金价每两伪币120元，而永林公司只付70元，工人淘1两金，实际到手的钱不足市
价的30％。工人得了份金给金票，金系只能在矿内流通。乌拉嘎金矿的粮店、商号。
饭馆、客栈、磨坊、油坊、豆何访、煎饼铺以及大烟馆、妓女院、赌场等都由永林公司
独办，商品销售价比市场高出几倍至十几倍，如伪满康德8年（1941年）市场上一
袋面粉3·8元，而永林公司售价10元。
勾结官绅土匪、军警宪特，设卡子、砸孤丁、打家却舍，是把头、大框榨取工人血
汗的又一种手段。1943年秋，工人赵德顺从相根河去鹤岗，100多里路，遇上
13道卡子。最后连衣服也被扒光。万金河有一个“耿家大枢”，耿把头靠儿子在警察署
当警尉，以保护“富矿”为名，盖起了有四座炮台的四合院，叫“联家垢子”，有十几
条枪，雇20多名炮手，组成一只“保护力”护送，可是，由“保护力”护送的人，大
多被半路杀掉，很少有人走出去。金矿解放后打开垢子，光从垢子里授到的金戒指、金
耳环。金玉＊、金镯子等就装了一箩筐，还缴出了3000两砂金和几箩筐大烟泡。
财东、把头搜刮工人血汗发了大财，姜克元、孙成吉、孙少明等人，平日辉金如
土，并在沈阳、长春、哈尔滨盖洋楼，开买卖。就是小把头、矿警、稽察们，也都是馆
子吃，窑子睡，大烟馆里抽个醉。
1943年初，日寇封沟；先贴出《布告》：“金匪、烟匪、土匪有入山者，格杀
勿论。。随后便放火烧工棚子，把工人押往哈达密河修大坝。途中有个工人叫葛四，走
不动了，当即被日本人打死。封沟以后，日本守备队还进行一次大搜捕，躲在深山里的
矿工连同猎户被搜出300余名，全部送进“三江思想矫正院”。
二、解放后的采金工人生活
1945年8月敌伪政权垮台后，到乌拉嘎金矿采金者越聚越多，1946年8月
金矿约有1600余人。1917年2月乌拉嘎金矿回到人民手中，中共乌拉嘎金矿
局委员会一方面发动矿工开展反把头斗争；一方面恢复生产，建设矿山，寻找新矿源。
同时取缔赌场、妨院。烟消。从此采金工人成了矿山主人。
解放前，采金工人几乎全是单身汉。解放后，有家眷的陆续将家属迁来，在矿山安
家落户。为使单身矿工安心生产，1949年5月，工会主席郝振山从哈尔滨领回新妇
女（即妓女）147人。她们大都高高兴兴地与矿工结为伉俪。建国后37年，虽然黄金
生产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但工人生活不断提高。1977年，采金工人由集体分红
制全部转为国家固定工人。1983年局址由金星村迁到具有现代化生活设施的金城一
团结沟。1984年落成电视差转台，1985年落成微波站。据本年未统计，全矿有
矿办中、小学3所，在校学生1902名，教学楼（室）6384平方米；职工医院
门诊楼和住院处1880平方米；容纳干人的职工俱乐部一座，建筑面积1528平
方米；职工全部住楼房和砖瓦结构平房，总面积87027平方米，人均7平方米，
楼房内设有上下水道、自来水、暖气、浴池；工人几乎家家都有收录机、电视机、洗衣
机、缝纫机、组合柜、沙发、写字台；主食大米、白面，副食肉、蛋、鸡、鱼不断，蔬
菜除局办有农场，职工也在房前屋后闲田除地自种，近年扣塑料大棚，春荣提前上市一
个多月；矿区还自办商店、养老院、托儿所、生活服务公司；交通也很方便，每天上下
班有通勤车，外出有客运班车通往新青火车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