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生产关系变革第一节 土地占有形式 一、解放前的土地所有制
1930年以前，境内已开垦的土地面积61万亩，而被地主、富农占有50.8万亩，占全县熟地面积83%以上。仅占总户数不足2%的地主、富农（101户）平均每户就占有土地5 030亩；有1 014户平均每户占有土地91.5亩；而占总户数7，8%的广大贫苦农民（3.955户）却没有土地。地主阶级利用占有的大量土地，对广大无地的贫苦农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其剥削手段主要有：
（一）买卖典当土地。当时典当土地分为两种：一种是卖契，一种是当契。卖契是土地典当后，年限3～5年不等，到期拿钱可以赎回，地价多与少，由中间人商榷和证实，当地的地主豪绅掠夺式的开垦大量土地，耕种不了又不能完全租出去，就得出卖。据考，自1929年至1930年，土地价格是：上等地每垧400～500元；中等地每垧300～400元；下等地每垧100～150元。
（二）放高利贷和抬粮。每年青黄不接时，贫困的农民生活更难，豪绅富户便借机实行敲骨吸髓的高利剥削，放债借粮，利息高达5分至8分，甚至到10分，即春借1元，秋还1元5角至2元，春借粮1石，秋还1石5斗至2石，若到期无力偿还者则本息照加，计算复利，故人们称之为“驴打滚利”。
（三）出租土地。出租土地分为活租和死租。活租是：按年成向佃户收取每垧产量一半或四成的地租；死租是：不分年成好坏，每年每垧地收租三石或二石。
（四）雇工剥削。无地或少地的农民，为了维持生活，不得不出卖劳动力，地主豪绅则大量雇用“劳金”，雇佣的种类分为年工、月工、日工。被雇佣者，依年龄、体质、技术状况，分为打头的、赶车的、跟做的、大半拉子、小半拉子、放猪的、伙夫、更夫、粉匠、豆腐匠等，其收入称为 “劳金钱”，多数以粮价为标准，以粮作价，付给现金， 大部分都是到秋给钱。“劳金钱”分等：一般一等打头的，赶车的老板年薪为4石至6石粮；二等的跟做的年薪为 3石至4石粮。三等的小半拉子、放猪的1石至1石5斗粮。劳动时间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特别是在秋收大忙季节，更是披星戴月，起五更爬半夜，劳动繁重，辛苦至极，遇有年成不佳身受旱涝雨灾，更是苦不堪言。
伪满时期，日本开拓团入殖桦南后，在政治上进行残酷的压迫，在经济上疯狂掠夺土地，掠夺粮食，掠夺劳动力。
自1932年至1940年，日本侵略者共移来桦南境内的日本开拓团八批，移入1 638户，5 144人，建立15个移民团，96个点。以开拓用地的名义，共掠夺土地72.6万亩，占全县总耕地面积79%。而无地和少地的广大农民仅占有土地20%左右。形成一种掠夺式的殖民地土地所有制。
1941年至1943年，日本侵略者实行“紧急造田计划”，在“收买”的名义下，更是肆无忌惮地大量掠夺土地，在收买过程中，把土地分成许多等级，尽量压低地价，并强硬确定低廉价格。熟地一等每垧1.5元，二等每垧10元，未开垦的荒地每垧2元，而当时的土地价格是熟地上等地每垧 121元；中等地每垧82元；下等地每垧58元；荒地上等地每垧60元；中等地每垧41元。“收买土地”的办法是：迫使土地所有者提出所谓《申请卖地自愿书》后附地契并须保甲长盖证明章，其目的，一是证明确有其地，二是证明其土地是所谓“自愿出卖的”。然后到满拓株式会社办事处办理手续，当时不给钱，只给个欠条，如果土地出卖者二三年内未交纳税捐，也就领不到卖地钱了。所谓“收买土地”实际也就是缴照，强行掠夺土地。在八虎力河以南，倭肯河以北，今八虎力乡、桦南镇、民主乡、柳毛河乡、梨树乡、二道沟乡、阎家镇、公心集乡、大八浪乡的大部分土地，全以这种收买方式被强行霸占。
入侵桦南地区的日本武装移民开拓团，收买了大批土地后，还雇用本地的农民当“劳金”。仅1942年，就雇用2 150人做“长工”，还有854户农民，为日本开拓团当“佃户”。“长工”的价格也很低，每年只付给一个劳动力所创造价值的一半（200元左右）。
此外，日本侵略者还常常以“紧急劳动力”的名义，用抓所谓“浮浪”的办法，强行征集劳动力。1940年（康德七年） 7月，日本和伪满军警以检查《证明书》为名，在千振街封闭四门，进行大检查，被捕20余人，送往鹤岗煤矿服苦役，仅1940年至1945年六年间，共在桦南地区抓走所谓“浮浪”850多人。
解放前，除地主豪绅和日本开拓团在政治上压迫、经济上残酷的掠夺外，还有以水涝为主和早、虫、风、雹等自然灾害的侵袭，也从客观上严重影响了农业的发展。
二、土地改革
桦南县土地改革运动，从1946年 6月开始，历经反奸清算、砍挖斗争、平分土地三个阶段，到1948年10月末结束。
（一）反奸清算。1946年6月5日，中共合江省委派出民运工作团，首批到达桦南地区， 8月省委和三江人民自治军又派出两批民运工作团，分别到土龙山、驼腰子开辟工作，同年 9月14日桦南县各民运工作团，在独立团的配合下，全面深入农村，发动群众，进行反奸清算，减租减息，分日本开拓团土地青苗，先后清算了伪千振街副街长李振东，梨树园子匪首赵文礼，阎家伪保长艾德山等罪行。镇压了一批罪大恶极的伪、警、宪、特，以及恶霸、惯匪等坏人，没收粮食15万斤，房子372间，现金17万元，分给穷苦贫雇农，并组织贫雇农自卫队200多人，参加农会 900余人，发展积极分子77人，培养骨干33人。同年10月末，反奸清算斗争基本结束，在反奸清算中，桦南县镇压罪大恶极的汉奸、伪警宪特79人，发展党员223人；依东地区（土龙山）镇压罪大恶极的汉奸、伪警宪特20人，发展党员164人。
（二）砍挖斗争。在砍挖斗争中，民运工作团坚决贯彻“紧紧依靠贫雇农，牢固团结中农，孤立打击地主、富农的阶级路线”。在各村首先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建立起村农民会，开展诉苦活动，进行阶级教育，在农民会领导下，进行砍挖斗争，没收地主阶级的财产，镇压罪大恶极的地主富农分子，没收了富农的多余浮产。
在此期间桦南县没收和征收地主、富农土地692 760亩，牲畜610头，房屋 8 126间，粮食1 417 500市斤，衣物几万件。
1946年3月依东县成立后，没收和征收地主、富农土地330 000亩，牲畜875头房屋2 500间，粮食1 295 000市斤，衣物数万件。
中共桦南、依东两县县委，在砍挖斗争中，提出“砍倒大树、挖掉穷根”的口号，通过砍挖斗争，彻底地消灭了封建主义的剥削生产关系，摧毁了地主阶级的经济基础，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广大贫雇农和下中农，真正在经济上翻了身，在政治上当家做主人。桦南、依东两县，有9 850人参加了农会组织，发展党员445名，培养区村干部720人。
1948年 3月，砍挖斗争基本结束后，中共桦南、依东两县县委，及时总结了砍挖斗争的工作，针对在斗争中出现侵犯富裕中农利益的问题，进行纠偏工作和物资补偿的工作。全县共纠正错斗的富裕中农1 024户，补偿牲畜584匹，通过纠偏进一步提高了干部和群众的觉悟，稳定了中农的情绪，加强了贫雇农同中农的团结。
（三）平分土地。1947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公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的同年10月24日，中共桦南县委召开全县“县区干部联席会议”，学习《中共土地法大纲》，深入讨论了开展土地改革运动问题。
中共桦南县委首先在天主堂村（民主乡、民主村）进行划阶级、定成份和平分土地试点工作，根据中共《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决定》和省委的政策规定。划分农村阶级：凡剥削收入占其总收入80%以上的定为大地主；剥削收入占其总收入40%以上的定为中地主；剥削收入占其总收入25%以上的定为富农。根据上述政策，全县划定地主195户，富农 444户，在经济上坚决清算斗争，并没收其财产；对地主兼营工商的只清算其土地剥削部分；对中农坚决保护其利益不受侵犯。
1947年10月末，全县各区、村的土改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在土改斗争中也出现错划错斗富裕中农的偏差，全县 120个村中，就有90个村发生程度不同的侵犯中农利益的现象，主要是把富裕中农当小富农斗了，有9个村农会被地富和坏人把持。这就给土改“纠偏”和“纠正煮夹生饭”带来很大工作量。
1948年 8月28日，中共桦南县委根据《中国土地法大纲》的精神，在全县各区组织评地发照工作组，先在一个村开展试点工作。同年 9月19日，桦南县政府召开全县评地发照试点总结会议，交流经验，训练评地发照工作干部。同年10月 1日，桦南县抽调县区干部以及部分小学教师和村文书 400多人，组成40个评地发照工作组在各村首先丈量土地，根据土地远近和土质好坏，把土地分成上、中、下三等；每等再分为一、二、三级，即三等九级。然后按着先雇农、贫农、下中农、富裕中农、后富农、地主的顺序，进行平分土地工作，让广大贫雇农和下中农分近地、分好地、分可心地。然后召开村民大会，颁发地照。
在平分土地斗争中，全县有128 500人，分到土地1 028 560亩，每人平均分得土地 8亩。通过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结束了几千年来的封建制度，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这是本县历史上一次最大最彻底的生产关系变革，广大农民分得了土地，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从而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
桦南县土改前土地、牲畜占有情况表 单位：亩
桦南县1948年土改后土地、牲畜占有情况表 单位：亩
福山村土改前阶级状况调查表 单位：亩
腰营子村土改前阶级状况调查表 单位：亩
三、农业合作化
（一）互助组。1947年冬，全县土改基本完成后，翻身的农民，生产积极性非常高涨。1948年 5月，全县第一批带有社会主义萌芽性质的互助组开始建立。按照“自愿互利，等价交换”，“典型示范，国家帮助”的原则，进行换工插犋，自愿组成“临时互助组” 1 771个，入组农户10 779户，占总农户的31%，入组人口48 506人，占全县总人口的30.6%，入组劳力10 980个，占全县总劳力的30.4%。耕地面积520 860亩，占全县总耕地面积的34%。“常年互助组”2 044个，入组农户17 601户，占全县总户数的32.6%；入组人口79.224人，占全县总人口的50%；入组劳动力 17 800个，占全县劳动力总数的59.3%；耕地面积 918 345亩，占全县总耕地面积的59.9%。 当时县委决定：一要坚持自愿互利，不得强迫；二要组织起来评工、记工、补工，尽量做到互不吃亏。对有牲畜户种一垧地给补1—2个工；三是换工插犋要灵活多样，有的可既插犋又换工，有的可只雇套子不换工，有的也可以套子去换工，两相情愿，互不吃亏。1948年春季全县共新购进牲畜1 000多头。
1950年春，“常年互助组”发展到2 083个，入组户数已达26 874户，占全县总农户63%，入组人口已达110 290人，占全县总人口的64%，入组劳动力已达31920个，占全县总劳动力59%，耕地面积1 207 270亩，占全县总耕地面积74%。
1952年春，全县的互助组已普遍发展起来，同时根据不同条件，分别由临时性、季节性、常年性互助组发展成为大型互助组。当时粮食生产已超过当地历史最好水平，全县亩产已达320斤左右。
1953年，全县“大型互助组”已发展成为2 015个，入组户数已达21 480户，耕种土地1 396 785亩，大牲畜25 323匹，大车5 623台。
互助组的换工互助形式，使缺乏牲畜、劳动力的农民，及时解决了生产上的一些困难；产量和收入便相应有所提高，初步显示了“组织起来”的优越性。
土改后，土地仍实行农民个体所有制，由于户与户之间，生产资料、劳动力和其他条件互有差异，产量和经济收入悬殊很大。不久，即出现买卖土地，买卖青苗，放高利‘贷等情况，继续下去，农村中又会出现两级分化。为了防止这一倾向的继续发展，中共桦南县委和县人民政府采取发放“贷款”、“救济款”等措施。长期扶持贫困户。同时，还积极引导农民在“自愿互利、等价交换”的原则下走互助合作的道路。
1949年与1952年互助组与个体农民收入产值情况比较表 单位：元
（二）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经济组织，它以土地牲畜入股，统一经营为特点，社员共同劳动，按劳力和土地多少进行分配，它是个体农民从劳动互助走向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过渡阶段。
1952年春，中共桦南县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定》，在全县试办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3个，入社农民33户。其中有土龙山区的前进初级社（乔德富初级社）、红旗初级社（王云峰初级社）和小四合村的刘汉臣初级社。到1952年秋又有梨树园子区的“姜福初级社”，二道沟区的“张中和初级社”等13个初级社相继办起来。县委及时地派工作组协助总结经验，搞好经营管理，并采取以下措施解决办社中的具体问题：①社员土地、牲畜入股，集体耕种，秋后按股分红；②小型农具作价归社，分期偿还；③社员参加集体劳动，按定额评工记分；④粪肥投资入社，作价付款；⑤年终分配以纯收入40%按土地牲畜入股分配，55%按社员劳动工分分配，5%作为初级社的公共积累。
初级社的建立，使劳力、牲畜、农具都能合理地使用，社员因劳力才安排农活，劳力弱的户也能各尽其能，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个体经济的困难。13个初级社，第一年比互助组粮食增产 7%—10%，分配上体现了“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调动了社员的积极性，社里的积累用于扩大再生产。第二年比互助组粮食又增产10～15%左右，使“初级社”70%以上的社员增加了收入。
1953年，通过宣传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以及进行社会主义发展的远景教育，全县“初级社”就发展到24个，入社农民289户。
1955年，毛泽东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发表后，全县农村出现了农业合作化高潮。广大农民敲锣打鼓申请入社，一些对农业合作化冷眼相看的富裕中农，亲眼看到“初级社”的优越性，也纷纷要求入社，全县各级党委和政府，顺应群众要求，根据“积极领导、稳步发展”的方针，在全县建成初级社169个，入社农民10 664户，占全县农户总数的40%。
1955年冬，中共桦南县委制定了《农业合作社发展规划和整顿合作社的意见》，对全县已建立起来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普遍进行了整顿和巩固工作。
1956年，全县初级社达340个，入社农民33 854户，占全县总农户69%。
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已初步形成了“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生产关系（ 但仍有一少部分土地、车马吃租按资分配 ），由于采取了车马和土地入股、按资分红、劳力定额、评工记分、按劳分配的政策，充分调动起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贯彻“勤俭办社”、“民主办社”的方针。同时，还不断地提高生产技术与增产措施，土地达到“深耕细作”，作物达到“合理密植”，推广了新式良种，使用了新式农具，增施了粪肥，开垦了大量荒地，并在低洼地块“排内涝”、“修干渠”，因而，使 340个初级社的粮食产量和经济收入不断提高，亩产达到了275斤，人均收入145元。
初级社的土地所有权仍归社员个人所有，但统一经营，由集体耕种，土地入股分红，仍是农民个体的土地所有制。
（三）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1956年冬，在全县 340个初级社中，取消了土地、车马入股分红，转为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化。
1956年底，县委又在全县农村进行了大规模的整社运动，实现了高级农业生产合作化，全县共建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143个，入社农户29 131户，占全县农村总户数的99.7%。在全县较偏僻的石头河、驼腰子区农村中，有一部分互助组，一步登天直接转入高级社，全县基本实现了合作化。
在143个高级社中，规模最大的为二道沟乡长胜高级社，该社共 1 260户，6 550口人，耕种土地2.2万亩，大牲畜960匹，大车240台，拖拉机3台。1957年这个社就获了大丰收，粮食总产达725万斤，亩产达329斤，人均收入达92元，比1956年提高62%。
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采取了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为高级社集体所有；车、马、大型农具、种子、饲料作价投资；社员按劳力投资为“公有化股份基金”；以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完全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分配原则，形成了高级社集体土地所有制，基本上实现了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四）人民公社。1958年 8月，中共桦川县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定》精神，在全县掀起了大办人民公社运动的高潮，前后仅经过 8天时间，到9月2日全县建立起13个人民公社，有38 000户农民参加了人民公社，全县实现了人民公社化。
人民公社特点是在高级社基础上，联合起来建立的“工农商学兵”五为一体，“农林牧副渔”各业结合，“政社合一”，“一大二公”的经济体制。以人民公社为基本核算单位，管理区和生产队为生产单位，社员完全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全县原有 143个高级社，基本上按原来的范围划为108个管理区，辖 869个生产队。同时提出“行动战斗化”（大兵团作战），“生活集体化。（每个生产队建一个食堂），“组织军事化”（按部队建制划编劳动组织，公社建制为团，管理区为营，生产队为连）。 并将社员私养的生猪和园田地，一律收为社有。社员分“整劳力”、“半劳力”、“辅助劳力”三等，每月分别发给 6元、4元、2元的工资，在干部群众中“大反右倾”、“大拔白旗”，使得“三高”（高指标、高征购、高任务）、“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瞎指挥生产风、特殊化风）、“一平二调”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泛滥起来。在桦南县的主要表现：第一，在部分公社实行过“全民所有制”，废除了多劳多得，按劳取酬的分配原则，社员劳动不分时间长短，不分质量好坏，不分技术高低，一律挣一样工分。同时大办“全民食堂”，全县共办起全民劳动食堂555处，就餐人员达5.5万人，炊事人员达 1 000多名，其余二、三线妇女，老年人及儿童分散在自己家里就餐。“全民食堂”共办起三个多月，因粮食供应不上则停办。第二，频繁调动劳力、畜力和物资支援外县大搞钢铁，先后抽调 3万多人次，参加钢铁、水利会战。第三，大搞所谓“千斤”、“万斤”卫星田。提出“深翻三尺三，亩产破万关”。在1958年、1959年秋收后，要求将所有土地全部深翻，试验田要求深翻三尺三，有的大队不等秋收拉完地就将玉米捧子、谷穗、大豆铺子深翻在地里。在深翻中，灯笼火把，日夜连战。第四，召开弄虚作假的现场会，层层加码，谎报产量。如水稻亩产500斤，报为1 000多斤，高报产量又导致高征购。第五，大反瞒产私分和右倾保守。说“假、大、空”话的干部受到表扬、重用，不少实事求是的干部受到批判、处分，以致造成连续三年农作物大幅度减产。小牲畜特别是生猪死亡严重。劳力工资仅发一个月就无力发放。拆毁社员各家的房屋炕沿、门框木做轨道，以实现运输轨道化，但结果事与愿违，严重破坏了社员正常安全生活。
县委1960年春，开始纠正“一平二调”和“五风”，进行退赔房屋8 570间，现款 38.2万元。在县委的带动下，各乡村的公房11 700间被安排给社员居住，使 8 500户社员共39万人得到安置。
1960年，根据上级要求，实行“大垄改小垄”（由原1.8尺垄头，改为 1.2尺的垄头，既不抗旱，又不抗涝，造成减产。
在大跃进的年代里，为解决劳力不足，大力动员妇女参加生产第一线，全县较普遍地办起了“农忙托儿所”、“幼儿园”。同时每个公社都办起了“敬老院”。 劳动力调动也非常频繁，南来北往，公社与公社之间，大队与大队之间互调，对此，社员非常恼火，感到活没少干，力没少出，就是没有收益，真是“劳民伤财”。
1961年，县委根据党中央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和“全党动员，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号召，以及“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即十二条），充分发扬民主，认真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总结检查了“大跃进”、“反右倾”中的经验教训以及造成错误的原因。在贯彻执行以调整为中心的“八字”方针中及时采取了果断措施：第一，发动各行各业大力支援农业。1962年春，全县有74个机关、企业单位，同11个公社，123个大队，520个生产队直接挂钩，支援各种农业机械和物资，总值达 123 325元，各行各业支援农业劳动日10万多个，派出97名技术工人帮助各公社检修农机具和培养技术力量。第二，精简机构，下放干部，充实农业生产第一线。县直机关由原来78个工作部门，精简为72个，工厂企事业单位也进行了合并。同时，从县机关中抽出 121名干部充实到基层农业战线，其中副科级以上领导干部26名。第三，精简职工，压缩非农业人口，支援农业。国家机关和工业财贸等单位的全民所有制职工减少了896人，有147人回到了农业生产第一线，通过动员城镇人口还乡，全县有237户1987人由县城搬回农村，为农业战线增加了396名劳动力；同时，还接收外地退回本县参加生产的职工56户。第四，贯彻中央《十二条》和《六十条》，开展反“五风”运动。
1960年至1962年的三年间，本县一部分县社干部中产生了“共产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浮夸风、特殊化风”。“五风”破坏了“三包”、“四固定”，破坏了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管理权限，致使作物安排不能因地种植；劳动力使用不能机动灵活；学习推广先进经验不能和当地实际情况相结合；造成粮食和其他作物产量大大减产，社员的收入也随之降低，特别是1960年下降的更为严重。固然有自然灾害，但是“五风”为害也是主要原因。1962年，全县城乡开展反 “五风”的运动，通过教育干部自觉“洗澡”和发动群众对 “五风”进行批判，有1 432名县、社、队干部分别作了检查，对 “一平二调”的款物及时地进行了退赔兑现。据统计，县、社、队三级平调总价值（包括实物折款）106万元。于1962年1月下旬全部退完。各种机械32台，大车75台，牲畜13头，退给社员自留地48 240亩。并将“三包”、“四固定”全部落实到小队，劳役结合制度普遍得到贯彻，社员家庭副业养猪、养鸡，房屋前后的零星树木等权限也普遍得到落实了。通过狠反“五风”，广大农村出现了人人心情舒畅的局面。
在国家、集体、社员三者兼顾的原则下，国家减少了粮食征购指标，提高了农产品收购价格，重新划分了自留地，提倡发展社员家庭副业。为了纠正反右倾中的错误，对原被错误批判处理的干部进行了甄别，恢复了名誉，安排了工作。受处分的 117人，都进行了甄别平反，党群、干群、上下级关系逐步好转，干部和群众心情亦渐舒畅，农民生活也日益安定。特别是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发出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实行了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进一步解决了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和管理上的过分集中问题，调动了农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使农业生产得到了恢复和发展。自1962年至1966年五年中，年平均粮豆总产为20 039万斤，比“人民公社化”前五年平均粮豆总产18 250万斤提高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