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产品分配




　　解放前，境内土地多被地主和日本开拓团占有，用以剥削农民的剩余劳动。每年所获得的产品、生产的粮食 70%以上归地主阶级所有，付给被雇佣农民（劳金）粮食仅占每垧地粮食产量的30%左右。据调查，1911年（民国2年）阎家区的大地主阎敬甫耕种熟地 2 250亩，其中种小麦975亩，每亩产量300斤，合计产量292 500斤，种大豆1 275亩，每亩产量250斤，合计产量318 750斤，共计获得粮食611 250斤。同年雇佣12个“劳金”，每个劳金平均付给粮食2 800斤，计付给“劳金”粮食33 600斤，阎敬甫净剩粮食577 650斤，这些产品全部归其私人所占有。

　　日伪时期，由于境内土地多被日本开拓团占有，致使少地或无地的广大农民每年所获得的粮食仅能糊口，有相当～部分贫苦农民忍饥挨饿，过着糠菜半年粮的悲惨生活。

　　日伪时期，自1933年开始，日本侵略者就从本县境内收购粮食，特别是从1940年，强迫向农民要“出荷”粮。仅从1933年至1944年11年间，日本侵略者从桦南境内掠夺粮食19 800万斤，平均每年掠夺粮食1 800万斤；1944年全县975 000亩土地，平均每亩地掠夺粮食92斤，占全县每年粮食产量的60%以上。

　　每年强行掠夺“出荷”粮后，桦南的广大农民只得过着糠菜半年粮的生活，有的甚至锅无下炊之米，家无隔夜之粮。

　　土地改革后，本县翻身农民热烈响应党的组织起来，走互助合作，共同富裕道路的号召，纷纷买马拴车，插犋插组，开荒种地，开展大生产运动。组织起来的临时互助组，季节互助组，常年互助组，都是以互助组为生产单位，以户核算，自负盈亏，产品分配归已。

　　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产品分配，采取土地、牲畜入股，集体耕种，秋后按股分红；社员参加劳动，按定额评工计分；年终分配以纯收入40%按土地牲畜入股分配，55%按社员劳动工分分配，5%作为初级社的公共积累。

高级农业生产合作化，采取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为高级社集体所有；车马、大型农具种子、饲料作价投资；社员按劳力投资为“公有化股份基金”；以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进行产品分配，粮食和现金的分配，都是按社员劳动所得工分多少进行分配。

　　1958年9月，实现人民公社化后，以人民公社为“基本核算单位”，管理区和生产队为“生产单位”，社员完全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由公社统一领导，统一计划，统一经营，统一核算，统负盈亏。生产资料全部公有化。一部分家庭副业和生活资料也实行公有，无偿调用。

　　1959年3月，改公社统一管理为公社、管理区、生产队三级所有，三级管理。

　　1959年秋，中共桦南县委根据“徐水县的经验”在阎家公社搞“全民供给制”试点，初步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社员的衣食必需生活费，由公社供给，此外每人每月发给一条毛巾、一块香皂、一副手套、一双袜子，因公社经济基础薄弱，供给制只实行一个月即停止，其他公社则没有实行。

　　1962年，党中央又发布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即（六十条）以及《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重申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以及由生产队直接组织生产和收益分配等一系列政策。县委和县政府认真贯彻执行这一指示精神，恢复了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重新修订了劳动定额，按定额评工记分，重新建立和健全了部分责任制；在粮食分配上采取了按工分和人口相结合的“二八开”或“三七开”；对困难户、五保户采取了“基本口粮加照顾”的办法；现金分配完全是按劳动工分分配，执行了“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分配原则；因而社员生产积极性有了提高，生产上升，1962年全县粮豆总产达14 327万斤，比1961年粮豆总产11 290万斤增长26.8%，市场较为繁荣，人民生活不断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