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生产关系变革
第一节 土地私有制

　

　　土地垄断

　　桦川自清朝宣统元年(1909年)设治后，历经民国时期和沦陷时期，其生产关系是封建的土
地私有制，即由地主阶级垄断土地和日本侵略者强占土地，剥削和压榨农民。

　　地主占有土地 桦川建县初期，新荒初辟，荒价极廉。县公署官员和豪绅大贾，利用各种
方式低价占荒，成为地主。

　　(一)领荒地主。桦川设治后，成立招垦局，低价拍卖荒地。领荒户自选荒地一块，经批准
后，交地价，发照，便有了地权。如民国时期任桦川县保卫团团长的张庆纶，他于 1915年(民
国4年)搬到长发区顺山堡后，将原籍30多亩地卖掉，在桦川低价领荒 1万多亩，由小地主跃为
大地主。

　　(二)占荒地主。建县初期，随官员到任的亲属和差役，可以选一块土地，占为已有，成为
占荒地主。如安业区大来岗地主顾有堂，是给放荒官员赶车的，在他的请求下，放荒官员给他
5 000多亩荒地，成为领荒地主。 又如阜财区道德屯大地主马忠显，是随官员赴任之亲属，他
向官员要地一块，也成为占荒地主。

　　(三)靠权势兼并土地。地主兼并土地的方式一是在小户人家遇天灾病孽时，乘机将其土地
低价收买过来；二是在官府丈量土地时，贿买丈量者，将小户的地丈量其地内，扩大地界，三
是有些地主靠权势向上活动，用“盖照”(比原地照更高一级的地照)的办法把别人的土地夺过
来。地主兼并土地的方式很多，基本是靠权势强占和金钱收买。据1921年(民国10年)统计，全
县有地户23 245户，其中不足10亩者2 399户，占10.4%；10亩以上者3 909户，占16.8%；30亩
以上者6 328户，占27.2%；50亩以上者4 994户，占21.4%；100亩以上者 5 615户，占24.2%。
桦川县公署第一任县知事孟广钧在建县初期靠权势低价领荒10万多亩，成为全县头号的大地主。

　　日伪强占土地 1932年(伪满大同元年)至1945年(伪满康德12年)沦陷时期，土地垄断更加
严重，除地主兼并土地外，日伪当局还利用各种手段强占土地。

　　(一)没收原“国有”、“公有”土地。1929年(民国18年)桦川尚有 “官地”8万亩，沦陷
时期，均在“整理地籍”、“审查地权”的名义下收归“国有”。

　　(二)没收“逆产”。1931年 “9·18”事变后，有些民族正义感较强的地方官绅，挥戈反
抗侵略，被称为反满势力，日伪当局将其土地和财产一律作为“逆产”没收。

　　(三)强制收买。日伪当局对所需土地实行强制收买，群众称“缴照”。所给地价极低。1930
年(民国19年)桦川地价：熟地每垧145元，荒地每垧50元；日伪所定地价：熟地每垧 50元，荒
地每垧 2元。县内永丰镇、柳树河子、田禄村三地指定为收买地区。收买时不给现钱，只发给
无法兑现的“储蓄券”，实际就是强占。

　　(四)开拓民占地。日本侵略者占领东北后，积极推行移民政策，由日本移民耕种中国土地。
桦川县为日本当局推行移民政策的重点地区。从1932年(伪满大同元年)到1941年(伪满康德8年)，
共移入 9次，计2 027户，6 335人。建立了弥荣、千振、七虎力、八虎力，柳树河子、板子房、
柞木台、公心集、大八浪、小八浪、东弘、西弘等开拓团。日本开拓团所到之处，土地全被占
有。据统计，1936年(伪满康德8年)，被开拓团收照荒地130万亩、熟地 16万亩。1939年(伪满
康德6年)，日本开拓团所占耕地面积为全县耕地总面积的三分之二。

　　(五)强制造田。1941年 (伪满康德8年)，为适应侵略战争的需要，日本当局制定了“紧急
农地造成计划”，以此扩大占地面积。桦川太平镇以北地区先后造成水田27万亩，致使大最中
国民工死于繁重的造地劳动。

　　日本侵略者投降后，地主阶级趁机抢占敌产，侵吞土地，土地垄断更加严重。据1945年统
计，全县农户15 388户，耕地76万亩，其中地富1 760户，占地 31万亩；农民13 628户，有地
45万亩。地富占户数的11%，耕地却占40%；农民占户数的89%，耕地只占60%。

　　剥削与压榨

　　地主剥削农民 在封建的土地私有制度中，主要表现了地主和农民的剥削和被剥削关系。
1946年桦川土改运动中剖析，地主剥削农民的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租佃。地主占有土地自己不耕种，租给缺地或无地的农民耕种，形成租佃关系。据1930
年(民国19年)统计，全县佃农、半自耕农11 790户，租入土地257 230亩，每户平均 21.8亩。
租金以粮食作价。包租每亩50斤，最多达80多斤。份租则春天议定分配比例，秋后按比例分配。
比例视地质优劣而定，一般标准是甲等地佃户得50%，乙等地佃户得 60%，丙等地佃户得70%。
招青份也叫耪青，全家给地主种地，秋后打粮按“三七”或“四六”分。总的是地主拿大头，
佃户拿小头；丰年佃户可年吃年用，平年佃户需有几个月青黄不接，灾年佃户则倾家荡产。

　　(二)雇工。地主所占土地除出租外，尚有一部分靠出租经营，重利盘剥。地主雇工分长工、
短工两种。长工亦称吃“劳金”，或“扛活”，一年四季除回家过春节外，其余全在地主家干
活。长工一年劳动长达11个月之久，吃住条件很差。长工工钱，一等(打头的)为一垧半地的收
入，二等为一垧地的收入，三等为半垧地的收入(半拉子)。地主利用各种手段克扣长工工资，
年终所剩无几。1947年本县土改时，苏家店区中安村曾算过地主的剥削帐。地主种地一垧可产
粮2.5石，用工25个，每个工工钱需粮3升，共需7.5斗，剩余1.75石，剥削率达70%以上。按长
工的劳动效率推算，地主雇一个长工全年所得收获物是：整劳力5垧，“大半拉子”4垧，“小
半拉子”2.5垧，牛倌2垧，猪倌 1.5垧。短工，亦称临时工，或“打短工”。农忙季节受雇于
耕者，多者1个月，少者1天。打短工的多是无钱种地或无地的农民。民国初年，地多人少，工
价较贵，短工所得尚能养家糊口。随着移民的增多，劳力较胜，出卖劳力者渐多，工价逐渐降
低。据记载，民国22年，小麦、大豆、谷子三色粮价，平均每斤2分 8厘，短工日工资仅0.8元
左右，每天只能挣30来斤粮，受剥削很重。

　　(三)借贷。每遇灾年或青黄不接季节，穷苦人家借贷者居多，受剥削很重。抬钱长期年息
4～5%，短期月息20～30%。抬粮一般是年利5成，即春借1石，秋还1石5斗。批青苗、典当即以
物做抵押向富户借贷，受剥削更重。

　　地主剥削农民的方式还有摊花销、放牛犋等多种。

　　日伪压榨 日本侵略者占领东北后，利用各种残酷手段压榨中国人民，桦川县地处伪三江
省省会，受压榨尤重。

　　1、粮谷出荷。沦陷初期， 日本获取农产品主要是通过商业贸易手段和渠道进行。1937年
“七·七”事变后，对农产品的购销采取“统制”政策，由伪满政府控制，民间不准经营。1939
年(伪满康德 6年)伪桦川县公署全面推行“粮谷出荷”政策，即将粮食购销由严格“统制”变
为强制购销，强迫农民售粮。最初还辅之以一些欺骗手段，如1940年 (伪满康德7年)实行“奖
金制度”，即把压得很低的价格略加提高；1941年(伪满康德 8年)实行“先钱制度”，即通过
预付很少的价款——每百公斤 1元，与农民签定“出荷”契约，规定最高的“出荷”量，以便
秋季不管收成如何，强迫如数交粮。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实行所淄“决战搜荷方策”，
即以武力强迫“出荷”。

　　从1943年(伪满康德10年)起，每年入秋之后，伪桦川县公署就成立所谓“搜荷督励本部”，
由伪县长、副县长任本部长及副本部长，由日本部队长任顾问，由伪县协和会事务局长、县各
科长、合作社理事长，税捐局长、专卖局长、商工会长、农产公社社员、粮栈公会长等人参与。
在本部长直属下，还分别设立搜荷工作班、取缔班、情报班、配给班、宣传宣抚班，青年特别
工作班、少年特别工作班等等。

　　仅以1943年(伪满康德10年)为例，是年秋，伪县公署在夹信子、田禄村、千振，弥荣、敖
其、大来岗等地设立检查卡12处，游动检查班 15个，参加警察50人、自卫团员120人。这些人
主要是检查粮食“走私”和督励出荷。伪桦川县警察在催荷时在竹杆上头绑上粮探子，草垛、
炕洞、棚顶，甚至便所都要捅捅，农民都称之为“绝后枪”。

　　出荷粮主要是大豆，每垧地收大豆 640斤，也要高粱、苞米和谷子，但按大豆折合，所收
数量很多。1943年(伪满康德10年)出荷粮占全县粮食总量的 40%，1944年(伪满康德11年)出荷
粮占全县粮食产量的50%。1944年全县粮食总产量为7万吨，出荷3.6万多吨。

　　每年春出荷数量分配到县后，由县分配到街、村，再分配到各屯、各户。地主土地多，多
有隐瞒，农民土地少，没法隐瞒，出荷量相对增多，一般达到收获量的 60%多。伪满当局虽然
对出荷粮配给少量的更生布、毛巾、食盐、火柴等，但在伪官吏的层层扣押下，分到农民手中
的物资还不到配给量的50%。

　　日本当局强行“出荷”后，留给农民的是数不尽的灾难。自1941年(伪满康德 8年)后，农
民每年出完荷，粮食所剩无几，无法再生产，吃糠咽菜、走死逃亡者无数，如悦来街农民李富，
家里仅有的一点粮食被逼荷后，全家无法生活，只好将两个妹妹卖掉，他和年仅 6岁的弟弟到
处乞讨勉强度日。

　　2、强制征集劳动力。1941年(伪满康德8年)日本当局实行劳务新体制，即“国民皆劳”。
按《国民勤劳奉公法》规定，凡是年龄到20岁至23岁的青年男子，不被征为国兵者，都有义务
参加勤奉队。后来年龄扩大到30岁，参加者还有大、中学校学生。3年时间共劳动 12个月，必
要时还要延长。伪桦川县的勤劳奉公队每年有 5 000人，主要劳动是田禄村以南的土地开发、
大堆峰一带的排水工程和佳木斯通双鸭山的公路修筑。

　　实行“国民皆劳”最残酷的办法还有“紧急就劳”与“行政供出”，即“派劳工”和“抓
劳工”。按规定：出劳工时，有劳动力的要被迫出人，没有劳动力的则被迫出钱，农民负担越
来越重。伪桦川县抓派劳工主要有8次，第一次500多人，去千振修飞机场；第二次 800多人，
去萝北等地修工事；第三次 1 200多人，去富锦等地修工事。地主、富农摊劳工都用钱顶，农
民没钱，只好出人。人走后，家里没人劳动，土地荒芜，父母妻子冻饿而死者不计其数。参加
劳工者吃不饱、穿不暖，劳动强度大，死伤者无数。1944年(伪满康德11年)伪满当局从天津招
来600多名劳工，修筑星火水利工程，不到一年死伤者达90%，工程旁出现了白骨累累的万人坑。

　　3、经济搜刮。经济搜刮的种类很多，直接牵涉农村的有税收和金属收缴。

　　“九·一八”事变前，国内地方税总共13种，1944年(伪满康德11年)伪满的国内税竟达34
种，30%的税种和农村有关，加之县、街、村的地方税， 农民的负担越来越重。据有关资料提
供，1937年(伪满康德4年)每人平均负担租税6.68元，1940年(伪金康德7年)每人平均负担租税
12.5元，1943年(伪满康德10年)每人平均负担租税16.2元满。

　　从1942年(伪满康德 9年)起，为扩大战时生产，增加对日供应，日伪统治当局加。从广大
人民手中掠取战争和军事生产所需的一切物资。重点回收的金属是生铁、钢材紧铝、铜、亚铅、
锡、锑及其它合金等，普遍回收的是一切旧金属制品。农村是收缴旧、属制品的重点区。伪桦
川县地处伪三江省会附近，受害最重。伪县公署通过伪协和会组织，一次又一次地掀起运动，
回收任务一次又一次地加码，竟然把人民群众手中的金属，包括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器物抢掠
一空，最后连一把金属汤匙都不给留下，日用家具上的小五金，特别是铜、铝制品都一律起掉
收缴。除金属外，其它凡对战争有用的物资也一律收缴。日伪当局的种种压榨手段使得人民实
在透不过气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