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剿匪斗争

　
　　

　　苏军炮轰王福队

　　1945年10月，王福队接受佳木斯民主大同盟的改编，编为“三江人民自卫军东大队”。驻
守悦来镇，吃穿全由地方负担。

　　1945年11月，悦来镇建立了国民党区党部，到处扩大党羽，收罗武装。经过几次密谋，决
定策划王福反叛。区党部一方面派高致胜、鲁学增等人打入王福队内部做士兵工作，一方面派
高彤云、金洪遵等人与王福频繁接触。王福早就想离开人民军队，另找靠山，于是，很快投靠
了国民党。

　　1946年1月 16日，王福队反叛，将大同盟派到王福队的副官长傅金山和大同盟悦来区分会
的赵怀振、宋维新扣押起来。消息传到佳木斯苏军司令部，司令部决定派汽车到悦来镇拉粮食，
探听虚实。车至悦来西门，王福队将城门紧闭，拒而不开。汽车刚要返回，王福队突然开枪，
打坏了苏军汽车，打死打伤苏军数名。苏军于1月 22日，派数辆汽车和大批士兵，以永发屯为
据点向悦来镇开炮。王福队利用悦来镇坚固的五个炮台，负隅顽抗。出于镇内军民的压力，王
福被迫放出傅金山等人，当晚派会俄语的迟少白等去永发屯与苏军谈判。苏军要求王福队立即
撤出悦来镇。王福迫于苏军震慑，翌日凌晨撤出悦来镇。王福队撤出后，苏军当即进入悦来镇，
将悦来镇五个门的炮台炸毁。随之到处追击王福队，在草帽顶子将王福队打散，溃不成军。

　　消灭李忠祥匪队

　　李忠祥匪队，国民党封为旅，旅长李忠祥，剐旅长王尊铭，声称千人，实有二百多人，系
马队。匪兵大部分是火龙沟一带人，属地头蛇。经常在土龙山、火龙沟等地骚扰。当时，县保
安队兵力不足，无消灭该匪的力量，请求苏军出兵，苏军迟疑。1946年 2月初，李忠祥匪队攻
打汤原县城，被击退后，转攻桦川县大来岗。同时，截击了苏军汽车，打死了19名苏军士兵。
苏军吃亏后，决定出兵配合县保安队合剿李忠祥匪队。

　　1946年3月初，苏军出动四五十辆汽车，汤原县总队出动100多人，由桦川县保安大队做向
导，从东西两路包围匪队驻地王家围子和杨昆屯一带。在强大攻势面前，狡猾的匪军化整为零，
化装成百姓，就地隐藏。这种伎俩只能瞒过苏军，却骗不了当地人组成的县保安大队。在县保
安大队的引导下，剿匪武装挨村搜查，俘虏了大批匪兵和匪连营长，在王家围子擒获了化装隐
蔽的王尊铭，许多匪兵都投诚过来，匪队不击自散。后来曲八和李忠祥也被我军逮捕处决。

　　消灭国民党股匪

　　1946年 4月末，县保安队到西部剿匪。一天，当地百姓报信说黑通南山一带屯子有二三十
名股匪在骚乱，自称是国民党的部队。县保安大队长顾烽亲率一个中队前往围剿。队伍住在三
合屯。派战士前往侦察。晚饭后，侦察员回来报告说：“土匪已到西格木，有一二十人。”

　　顾烽立即率队前往，距匪二里路的小屯停下作战斗部署。命令一排进攻东门，二排进攻西
门，三排从南门主攻，顾烽率一个分队在北面堵截。估计到敌人要在东南门设岗，要求进攻东、
西门的部队一定要在距门不远处隐蔽，不得使敌人过早发现，待南门部队迂回到南门，冲锋号
响时，东、西门一起冲锋。任务下达后，部队分头出发。约在子夜12时部队发起进攻。冲锋号
一响，东西两路部队冲进大门，敌人慌忙向南逃窜，当即被南门主攻部队击毙3人，俘虏2人；
缴获驳壳枪4枝，手枪一枝，长枪6枝。其余匪兵弃枪逃走。

　　消灭田九江匪队

　　田九江和他的高参曲小胡都是新城地区人，有七八十骑匪。打田九江匪队，先后共有三次。
第一次在1946年 4月下旬，田九江匪股在新城一带骚扰。县保安队从苏家店出发，拂晓前赶到
新城附近，获悉新城西边小屯驻田九江队一个小分队。于是，由二中队长李万祥率一个骑兵排，
由齐君作向导，突袭该匪队。敌人发觉后即开枪射击，骑兵行动迅速，入屯后即生擒匪队长，
缴获短枪2枝、长枪10枝、战马数匹，匪队长押回悦来。接着又突袭驻在另村匪队，缴获子弹4
箱。第二天部队开回悦来。

　　第二次在1946年5月中旬。当时得知田匪在新城一带骚扰，县保安中队即开到新城西边。
田匪闻信半夜逃到江北。

　　第三次是1946年 7月中旬。当时得知田匪在新城一带活动后，大队长顾烽带一中队部分战
士和二中队全体，计百余人开赴新城。敌人闻信向新城东南逃跑，驻在一个靠河的小屯里。为
不给敌人喘息之机，保安队迅速追击。经过20里路的急行军，半夜到达该屯边。由于路线不熟，
人马过河时被匪发觉，匪向河边打了几枪，骑马逃走。为麻痹敌人，保安队开回新城。敌人见
保安队撤走，又回到河边小屯。于是，第三天夜里，保安队再次出击。出发前，得知工作团要
带部队来新城，剿匪力量更大了。当部队开到河边小屯时，田匪已提前半小时离开村子。保安
队跟踪紧迫，在一片树林里发现了匪兵，互相开枪射击。敌人边打边逃，英勇的战士勇猛冲杀，
匪兵死的死、逃的逃。田九江和高参曲小胡向剿匪部队投降，该匪队瓦解。

　　全歼李文志匪队

　　1946年 7月末，部队在悦来镇休息时，苏家店一带又发生了匪情。李文志、杨荒子、刁占
一三个匪首纠合了近百人，到处骚扰。部队赶到苏家店时，敌人闻迅逃到苏南附近小屯。我部
队决定分东西两面钳击。这股土匪中有很多人是长发屯一带的农民，被迫当了土匪。在我军强
大压力下，士气低落，军心涣散，不愿同我部队打仗，大多数想回家。因而，我军采取政治攻
势， 说服他们投降。匪首不得巳，派人来苏家店和我军谈判。 保安大队长顾烽向匪代表说：
“田九江匪巳消灭，你们也四面楚歌，处于大包围形势之中，只有投降才是出路。条件是：①
投降后放下武器，愿回家发给路费和证明；②今天下午将轻重机枪交过来，以示诚意；③将队
伍带过来，接受检查。”匪代表回去报告情况后，匪部接受条件，将部队开来投降。匪兵大部
分回家，李文志、杨荒子、刁占一送到佳木斯省政府监禁。此次剿匪缴获重机枪一挺，轻机枪
一挺，长枪七八十枝，短枪8枝，战马数匹。

　　附：日本侵略者罪行录

　　血染学堂通

　　学堂通是松花江的一个江心岛，位于悦来镇码头以西，总面积约30平方里。这里原是一个
美丽的小岛，有鱼鸟野果和小动物，悦来一带的居民，经常上岛，打柴猎物，养家糊口。1926
年(民国15年)，县公署将该岛管理权批给县教育局，凡到岛上砍树、打柴者，按价交费，用以
补助办学，从此，这个江心岛定名为“学堂通”。

　　1932年(伪满大同元年) 5月，日本侵略者占领桦川，桦川军民利用各种有利地势打击日军。
学堂通草木参天，是在江上消灭日本鬼子的最好地势。日本侵略者吃过几次大亏后，就恶毒地
实行“抢光、烧光、杀光”的三光政策。

　　1933年(伪满大同 2年)秋，日军从佳木斯调遣四艘舰船和数十只舰艇，装载数百名日本兵。
舰船停在该岛两岸江中，数十挺机枪向岛上扫射。那天，东风很大，数十名日兵从东路登岛，
点火烧通。深秋季节，草木皆干，见火就着。岛上大火冲天，从东头烧到西头，草木一空。火
后，日兵进行搜查，刀砍枪击，40多名上岛打柴捕鱼的无辜村民惨遭杀害。苏苏电的常广林和
周大虎也在此遇难，惨状目不忍睹。江南岸的遇难家属号哭一片，四乡人民的反日怒潮更加高
涨。

　　“三·一五”大逮捕

　　1937年，汤原县几个区的群众，为纪念“九·一八”事变而举行示威，散发传单，砍断电
柱一千余根，烧毁桥梁十余座。事后，日伪军警经过广泛的侦察之后，从1938年 3月15日凌晨
起，突然在五个县一个市的广大城乡，对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及抗日救国会等组织实行逮捕，
将三百余人投入狱中，使党的组织遭到很大的破坏。桦川县委及其所属的区委、支部，在“三
·一五”事件中，均遭到了破坏， 100多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逮捕。敌人利用坐老虎凳、
灌辣椒水、上大挂等各种毒刑残害被捕人员。被捕人员大都表现坚强不屈，视死如归。这些同
志除极少数放出外，大部分被处死。县委二书记赵明久当时虽脱离危险，但到勃利县躲避时，
又被敌人逮捕，惨遭杀害。大来岗抗日游击连连长傅宝库、火龙沟的葛香云等，在伪哈尔滨高
等法院被判处绞刑。

　　“天津班”的血泪史

　　沦陷时期，日本帝国主义为其侵华战争的需要，曾利用我国劳动力和天然资源，开地造田，
突击粮食生产，大肆进行经济掠夺。

　　1941年(伪满康德 8年)，日本“土地开发株式会社”派人勘测土地，看中了桦川县田禄村
一带地方，决定修筑水利工程。第一期工程规划：西起新民村，东到拉拉街，南至南岗下，北
至松花江，方圆80多平方公里。区域内修筑灌溉站和主干支线，还要疏浚铃铛麦河，加高河堤。
计划两年完成，工程浩大，需大批劳动力。

　　1942年(伪满康德 9年)开工后，以勤劳俸仕的名义强迫本地人投入工程。后来，日伪当局
认为本地人离家近， 不好看管，怠工，进度不快。 因而，将这一工程承包给“三联公司”。
“三联公司”是中国把头开设的专为日本“土地开发株式会社”招工的企业，由马连祥、韩连
祥、廉盛藻三个老板合办。他们想发国难财，与日本资本家狼狈为奸，不惜用各种恶劣手段招
骗劳工。

　　1943年(伪满康德10年)，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华北，华北农村凋落，农民流离失所；城市工
厂倒闭，大批工人失业。“三联公司”便趁机在天津招工。他们以资本家企业“义和祥”公开
承办招工事宜，另找几个旅店为招工集中点。每招收一名工人得40元报酬。他们派人分别到失
业较多的场所进行招摇撞骗。“要想发财，快到东北来”，“北大荒，好地方，地广人稀产粮
多，棒打獐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到东北修土方干一米能挣一块‘老头票’(伪币一元)，
一天能干七八米，挣七八块。不能出大力的还可干卯子工，一天也能挣四五块。吃的是大米、
白面。干上一年至少能剩四五百块，能出大力的可挣千头八百的。小伙子说个媳妇用不了。一
上工就给你一套衣服和被褥。”穷苦人听到这些花言巧语，不辨真假，喜出望外。招工的人看
人们动了心，就顺情说：“你们还没吃饭吧，先到柜上吃饭去，有酒有菜，吃完饭不愿意干也
不要紧，你去你的。”为了养家糊口，许多人报了名。由把头目测合格后，就到大园公司照像
领取“国民手帐”，即身份证。办完后让到指定旅店去取衣物。可是，哪里是发衣服，只发给
一套更生布行李。一进旅店就不得自由，一天吃两顿饭，顿顿是窝窝头、咸菜，活象蹲监狱的。
凑够一百人后，分四伙，每伙30多人，有一个小把头和一个拉杆的，他们手拿镐把，谁不老实
就打谁，半夜时把这些人带到车站，装进闷罐车运走。

　　工人们紧紧地挤在昏暗闷热的车箱里，呼吸都很困难。每人每天只发给两个窝头，一滴水
也没有，个个饿得头昏眼花，无精打彩。夜间， 120多人躺在一节车箱里，伸不开腿，翻不过
身，挤得难以入睡。

　　这些背井离乡的劳工，一到铃铛麦河工地就自己盖住劈。所谓住房，就是在低洼的草甸上
搭起半米的拱形席棚，进去得大弯腰，只能坐不能站，美其名曰“一条龙”。棚里没有床，没
有炕，只能睡在地下乱草上，活象一个大猪圈。夏季遇雨四处漏水；伏天，潮湿闷热，臭气熏
天。

　　劳工大多数是青壮年，正是能吃的岁数。每天两顿粗粮，每顿部分份吃，从来吃不上一顿
饱饭。二顿粗粮中还有一顿橡子面，又苦又涩，难以下咽。不少工人吃的大便干燥，疼痛难忍。

　　繁重的体力劳动更使人难以承受。夏季，早三点出工，晚九点收工，一天干十四五个小时
的活。把头拿着镐把看着劳工们干活，谁干得慢一点，定遭毒打。有个叫王长福的老汉，挑满
满一挑土，刚一上坡就滑倒了，还没等爬起来，就挨了把头一镐把，镐把把右膀子打脱了臼，
疼得老汉直叫唤，别人上前扶他，被把头痛骂了一顿，后来这个老汉右胳膊发炎被锯掉了，成
了残废。

　　最难熬的还是入伏后的天气。工人们光着身子干活，白天烈日当头，晚间蚊蠓叮咬，晒破
了皮，咬起了包，疼痛钻心，苦不可言。

　　工人们长期睡在低矮潮湿的席棚里，很多人患上了疥疮，痒得整夜不能入睡。工人们有病
也得去干活，不去不给饭吃，实在不能干活的，也得到工地上去坐着(怕逃跑)。不能起炕的重
病号，一律抬送到专设的病号棚去，说是对病人“特殊照顾”，但谁也不愿去享受这个“特殊”
照顾。当时流传这样一首歌谣：“病号房，病号房，十个进去九个亡。”病号房挨着扔死尸的
大坑，先死的还能用席头儿裹上扔进坑里，后来死的多了，连席头儿也没有了。有的病号没等
咽气就往外扔。有个十九岁的小伙子叫鲁复生，家住天津郊区。家里有一个60多岁的老母亲和
一个年幼的妹妹。他因患重感冒发烧，抬进病号房三天水口不打牙。把头们硬说他不行了，叫
人往坑里扔，小伙子惨声呼叫：“我没有死，也不能死，我还想看看我的老妈妈呢！”哪里容
他呼救，狠心的把头还是把他扔进了死人坑。繁重的劳动，缺衣少食，有病不能医治，使得大
批工人死亡。有个叫丁有男的工人想逃离这个活地狱，结果，他被抓回来打得腰断腿折，不几
天就死了。从1944年2月到1945年8月，不到两年时间，“天津班”工人就死去 570多人，幸存
者只有七八十人，大多数是柜头、把头、拉杆的，真正的工人只活下来20多人。

　　至今，桦川县星火灌溉站还残留着一个控诉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罪行的“万人坑”。人们将
永远记住这个用血写下的历史，绝不许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