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一、“文化大革命”


　　1966年，中共中央政治局于5月4日至16日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开展文化大
革命的通知”(简称“5·16”通知)，成立“中共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简称“中央文革”)。
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瞬间通过全国各地新闻舆论工具，将
“5·16”通知内容公布于世。 一场由最高领导错误发动，被林彪和“王、张、江、姚”两个
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全国各族人民造成深重灾难，历经10年动乱的“文化大革命”
运动在全国展开。

　　1966年春，正当大兴安岭东坡林区会战进入百业待兴关键阶段，全区各地开始遭到“文化
大革命”狂风暴雨袭击，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失去正常化。5月末，会战区各地和呼玛县，
逐级成立“文革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抽调干部组成工作组进驻学校和机关单位，在党委
领导下发动群众，程序化地开展运动。

　　运动初期，全区各级领导和人民没有吃透毛泽东发动运动的真实目的，将运动方向确定为
文化领域，局限于破“四旧”、“横扫”文化战线“牛鬼蛇神”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
威”。各级领导一时还站在正面，组织群众“学通知学社论”，糊里糊涂地组织群众批判“封、
资、修、黑”和报刊点名的人与事。对当地一些人的日记、诗歌、字画等个人观点看法，甚至
生活方式与习惯，无限“上纲上线”，狂批滥斗。对运动对象采用土改时期方式，戴高帽、抹
黑脸，游街示众，侮辱人格，践踏人权。 6月，全国舆论工具播发“四人帮”炮制的，北京大
学聂元梓攻击北京市委和北京大学党委的大字报，在舆论指导下以学生为首开始“造反”。
“大字报、大批判、大辩论、大串联”，破坏了学习、工作、管理秩序，动乱殃及到全社会。
运动由批判和斗争“牛鬼蛇神”，转入批判领导干部和工作组压制群众，“捂阶级斗争盖子”，
阻碍运动。出现“踢开党委”和工作组，“闹革命”的局面。

　　1966年8月，毛泽东发表自己“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又于天安门连续接见和检阅“红卫
兵”。全国各地到处纷纷跳出无政府主义的“造反派”，全区各地学校、机关单位和工矿企业、
农村，相继出现“红卫兵”、“战斗队”、“造反团”等名目繁多的“造反派”组织，把运动
大方向转移到领导干部。以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重点，纷纷“火烧”、“炮打”
各党委、政府、企业领导班子。揪斗、批判、关押，领导干部、工作组负责人和“三反”
(‘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分子。“造反派”指鹿为马，无政府主义泛滥成灾，
各级领导机关瘫痪。嗣后，“左”的错误登峰造极，发展到怀疑一切，批判一切，打倒一切的
地步。1967年12月，全区各地各单位开始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火烧”、“炮
打”不断升级。采取人格侮辱，身体折磨，轮番批斗游斗领导干部，低头弯腰“认罪”，戴高
帽，挂黑牌子，游大街。

　　1967年1月28日，在所谓的“一月革命风暴”策动下，地区机关35个“造反派”组织联合
夺取特区党委、特区政府和林管局党、政、财、文大权，领导力量“靠边站”，全区上下刮起
到处层层夺权的恶风。“群众组织”间，因观点、权力分配、争夺批判斗争对象等分歧，发生
美其名曰的“文攻武卫”的“内战”，甚至发生流血事件，出现停课、停产、停工的大动乱。

　　1967年初，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3月，
驻军和地方军事单位，介入大兴安岭林区和农村支持“左派”。出现“群众运动”动乱和“造
反派”内乱，由军人做主“裁判”，由军人管理社会和经济的非正常局面。1967年11月，“造
反派”实行大联合，特区及各地各单位相继成立“革命委员会”，由“造反派”代表、改悔
“路线错误”的领导干部代表、军队代表“三结合”，行使党、政、财、文大权。1968年2月，
全区各级公、检、法机关实行军事管制，公、检、法干部被集中到学习班接受审查，一些干部
被诬陷为叛徒、特务、走资派、现行反革命等，惨遭迫害。是时，全区人民被林彪反革命集团
利用，以“三忠于，四无限”、“四个伟大”、“高举”、“紧跟”、“天天读”、“早请示，
晚汇报”、“红海洋”、“忠字化”等方式，学“毛著”，“斗私批修”。

　　1968年3月，全区开始白色恐怖，各地各单位建立清查办或清查领导小组，“清理阶级队
伍”。到处以特务、叛徒、走资派等莫须有罪名抄家、抓人，大小“牛棚”遍及各地，数千人
被无辜看管、审查。处处私设公堂，动用“上大挂”、“蹲木笼”、“过筛子”等二十几种酷
刑，大搞逼、供、信。造成自缢、跳井等非正常死亡数十人，很多人身体受到严重摧残，株连
一大批亲属和子女。不少家庭妻离子散，走死逃亡。

　　1968年9月中旬，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农村主任潘复生，到呼玛县大抓漏网走资派，
直接抓出两起所谓“阶级报复案”。以反革命罪判处两个农村大队党支部书记长期徒刑。是年
秋，地区机关和呼玛县机关大部分干部，被送到“学习班”和“五·七”干校接受审查。

　　1969年末，全区各地开展“斗、批、改”和整党建党，实行“吐故纳新”，“火线入党”，
逐渐恢复党组织，解放干部。1971年“9·13”事件后，全区开展“批林整风”运动，运动中
只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搞政变、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极右”问题，没有批判林彪反革命集
团“极左’’实质。致使“左”的错误仍在全区泛滥，无政府主义的恶作剧继续动乱。

　　1974年，全区各地各单位盲目开展，把矛头指向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批林批孔”运
动。1976年，“四人帮”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鼓吹“宁要社会主义的草，
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歪理邪说，批判和否定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期间的全面整顿工作，妄图以
政治工作代替经济工作，达到乱中夺权的目的。全区各地“紧跟形势”，瞎批乱喊。

　　“文化大革命”10年动乱，直到1976年10月9日“四人帮”被粉碎才结束。 10年“文化大
革命”中，大兴安岭林区广大干部群众，不同程度地扼制了极左路线的干扰，在恶劣的自然条
件和政治环境下，坚持开发建设不动摇。

　　 (刘庚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