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国人民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经济全面实行公有制后，又胜利
地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任务。“一五”计划辉煌成果；新崛起的社会主义大厦；苏联援助中国
的156 个建设项目普遍上马；广大人民群众精神振奋，踔厉风发，建设新中国的积极性高涨。
在一派激越人心的形势下，党的最高统帅、全心全意摆脱贫穷落后面貌的毛泽东同志，于第二
个五年计划（1958～1962年）开局的1958年5 月，主持召开了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确定了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号召全党、全国、全民
进行“大跃进”，大办“人民公社”。掀起“左”倾错误路线指导下，运用政治手段促进的，
建设社会主义高潮，打乱了第二个五年计划。要求“赶英超美”，迫使经济建设等重大事项超
常规办理。过份强调人的因素，促使各地和各行各业都制定高指标，把1956确定的，国民经济
和社会十二年发展规划任务，规定三五年内完成，“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全国各地刮起了强
迫命令的“瞎指挥风”，失去理智的“共产风”，吹牛皮说大话的“浮夸风”。这几种“风”
带着政治图解经济的强劲色彩，刮进了大兴安岭，一时间，风雷激荡，群山沸腾。

呼玛农村经过迅速发展的农业合作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个体私营经济过渡到集体所有制。
从1958年9 月开始，大办“人民公社”，在所有制上进行农业“大跃进”。把依《宪法》规定
选举产生的乡级政权解散，不顾广大农民的反对合乡并村，建立起高度集中，“一大二公”，
“一平二调”，集工、农、商、学、兵为一体的人民公社。实现了弊端诸多，又难以维持下去
的“五化”（食堂普遍化，幼儿看护集体化，缝纫、洗染集体化，健康保健化，家务互助化）。
人民公社虽然在农业经济某些方面，体现了集体经济和农村多元经济应有的作用，却严重地脱
离了当时中国农村的实际，否定了个体私营经济的作用，政社不分，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
极性，影响了农业经济发展。

与此同时，管理大兴安岭东北坡的黑龙江省和管理西南坡的内蒙古自治区，分别掀起“林
业大跃进”。内蒙古林业在没有铁路基础、没有技术力量、没有资金保障的条件下，规划在大
兴安岭西部林区的额尔古纳河流域建设29个森工性林业局，在嫩江流域建设17个森工性林业局。
1958年9 月，将与黑龙江林区毗邻地带的19个经营区（局）改建成森工性林业局，当年上马加
格达奇、得尔布尔、牛尔河、吉文、甘河5 个局。这些“跃进性”新局，多数在1961年下半年
和1962年调整中下马。

黑龙江省在“林业大跃进”高潮中，在没有各项基础条件下，沿黑龙江和呼玛河流域计划
建设19个森工性林业局（后调整为12个局，最后压缩成 6个局），盲目决定依靠本省力量，开
发呼玛县境内的大兴安岭东部北坡林区，以此促进嫩林铁路的修建，史称“第二次开发”。1958
年9 月，采取老局包建新局的方法，从全省各林业机关和企业抽调 800多名干部和职工，由佳
木斯乘船逆黑龙江而上，以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跋涉，进入各自建局地点艰难开发创业。由于
施业区划分不合理，没有道路交通运输，生产生活物资供应不上，时常发生断炊事件，不得不
用飞机空投救援。

在狂热冒进应该冷却，认真总结教训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又于1959年8 月，主持召开了
“庐山会议”。把反对“大跃进”言行，错误地定为“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使“大跃进”
继续升温。1959年9 月，大兴安岭东部林区开发，“跃进”了再“跃进”，把摊子铺大，又调
整建设规划增建6 个林业局，开发建设队伍猛增至35 000余人。到1960年底，建起了无法投入
生产的12个林业局，64个林场、110 多个居民点。1960年，发生了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粮食、
副食品和重要建设物资严重紧缺。由于天灾人祸，1962年3 月，根据中央调整国民经济“八字”
方针，大兴安岭第二次开发建设“下马”。

在艰难困苦的第二次开发实践中，建设大军以朴素的政治激情和建设热情，体现了后来总
结的“大兴安岭精神”，锻炼了大兴安岭人坚强意志，培养了艰苦奋斗的作风和建设社会主义
的责任感。“二五”前期，伴随政治运动的狂热冒进，脱离实际，劳民伤财，欲速而未达。在
国家经济制度上绝对排斥资本主义因素和方式，对公有制进行“提纯”。“钢铁元帅”和“粮
食皇后”成为经济主角，经济萎缩的同时又显现出严重的结构失衡，以至于出现吃不上饭的问
题，留下了建设社会主义不按经济规律办事的沉痛历史教训。同时，显而易见地看党内对如此
走社会主义道路，如何构建符合国情的经济体制，存有不同认识，潜下了而后不断政治运动的
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