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审手记





　　人类学和历史学研究表明，自人类进入童年的智力时期起，就存在人与人以及人群间信息
联络和沟通的方式。文字符号产生后，将这种联络和沟通方式称为“信”或“传”。史料记载，
中国远在战国时期就曾设驿，供传达军政公文者、来往官吏、使臣途中歇息和换马(船)之用。
自是时起，亦形成双方交战“不斩来使”的公盟与惯例。秦朝因袭前代，对统一后的帝国，以
“驿”传达四面八方军政信息。汉代的军政信息，以车传递称“传”，以马传递称“驿”，以
步行传递称“邮”。一般五十里置一驿，驿与驿之间的道路称驿路。并始设驿使之官，负责管
理驿卒和驿事，驿传之事初见专业端倪。是时邮与驿相辅，称“驿传”或“邮驿”。驿道沿途
设有驿舍(后称为驿站)，“驿舍”与后来的“驿站”均备有宿、食、车、马、船等设施和信息
传递载体。同时，朝贡和输税及皇帝赏赐也经由驿站。“驿传”与“邮驿”因急递性和机要性，
数千年自始至终为官设官营。总而言之，它们是中国古代帝国和王朝的神经和耳目，是中央与
地方及边疆联系的纽带，特别是固土守疆的意义更大。

　　在边陲之地的大兴安岭，古代化石民族的邮驿之事已无法考证，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们
不会离开当时通信方式而生活。史书记载，自元代起大兴安岭已有驿站通连于京城。明清两代
驿站在大兴安岭的作用更为突出，几乎发挥了交通干线的功能。如果从开发史的角度去理解，
明清时期官拨牛犁和籽种开荒种地，以及饲马修车而定居的站吏站丁们的开拓，谱写了具有经
济意义的开发史。

　　中世纪古典自然科学产生后，为人类社会与经济发展插上了科学技术翅膀。1876年，曾在
大学里攻读语音学，富有发声机理和声波振动知识，当过聋哑教师的贝尔创造电话后，通信方
式和手段日新月异，使信息的邮政与通信两大体系进入了现代化。清末的大兴安岭产生了邮政
与通信事业，它与其它经济要素共振着边疆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惯性地承负着大兴安岭“三个
文明”的进程，而且创造了由邻国转邮转电的邮电史鲜明特色。

　　在大兴安岭林区1955年林业经营性开发和1958年森林工业“大跃进”式的开发中，邮电事
业于深山老林展示了基础功能和先锋效应，甚至发挥救急救生的作用，百姓们赞颂为“绿衣天
使”和“红色电波”。1964年大兴安岭林区全面开发建设后，形成了跨省区的特殊政区和以林
为主的经济区域，邮电事业发挥出显著的社会与经济基础作用。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在科技
的催化下，邮与电，特别是电，更加产业化和现代化，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迅猛竞争发展，极具
经济发展的显效性、典范性和成就性。在信息时代里邮政与通信事业，极具骄子地位和显赫风
度， 它把整个世界变成了地球村。地处东北亚和素有中国 “北极”之隅的大兴安岭人，有了
“冷眼向洋看世界”和聆听远在海外亲人声音的享受。邮电通信事业不仅与我们息息相关，而
且做出“雅克萨之战”等保疆卫国的伟大贡献，保卫我们赖以生存的森林资源安全重要贡献，
“5·6”特大森林火灾等历史危急时刻特殊贡献，以及社会与经济发展基础和运行载体重大贡
献。

　　一部略述元代，上起明清，下说21世纪初的邮电通信专志，是同期历史舞剧的再现与复原。
“剧”中有各种角色的人物，大兴安岭地区的邮政和通信人，在此伟业中做出了可歌可泣的贡
献，他们和其它行业人共同打造了大兴安岭辉煌历史。人们不会忘记，日日月月跋涉在千里林
海和山村的邮递员足迹；在深山老林的雷电交加之夜，浑身雨水汗水排除线路障碍的维护人员
身影；人民群众在欢度佳节时，舍弃天伦之乐，坚守岗位的值机员的忘我精神；以人为本，人
民利益高于一切的，119、110、120等联动精神的辐射。

　　历史是昨天，对已逝的人与事进行复原，谈何容易。“看志容易修史难”，虽然官修志书
以来历代都是诏令和指令而作，但却是“一项不容易引起重视的重要工作”，操作起来困难重
重。编史修志要过“三难”之关，一是史料到位难，“要海里捞针”；二是写作的体例驾驭难，
要冲破非志的传统写作阻力与干扰；三是锻炼写作劳动强度的承受力难。因此一部志是参编人
员千辛万苦，凝血聚汗的结晶。

　　虽然在社会与经济发展中，有形商品与精神文明产品共同组合成万花筒般的大千世界，但
是由于人们价值观念的变化，在审视凝聚参编人员心血的志书价值时仍有偏见。源于战国时期
的志书，形成数千年之久“记而不论”和真实再现历史的凝重个性，这种学术和专业上称之为
“体例”的个性，为越来越具现代意识的人们所不识，产生误解和逆反甚至对抗心理，而使史
志鉴工作难以开展，造成难以名状的编纂阻力。同时志书写作人员也产生了消除误识、体例接
受的急转弯难度，这其中最可怕的是一些文人、学者、各类专家等那种盲目自信，以固执的传
统写作经验施用于写志的现象。前者为浪漫主义思维定式和惯性，遇事(资料)必然以其文学语
言的资本“言志”，很难遵行“记而不论”的志书本例；后者会以理论与公文的造诣，以及逢
写必论的痼癖，难以接受“客观记述”的修志基本原则。上述种种，不仅仅会造成这些人与维
护志书体例的主编发生情感冲突，而且更使修志蒙受时、物、钱、力等损失。

　　1996年，地委和行署下达政令，将这部志列为全区重点分志之一。

　　使我能够有修志“属地化管理”技术负责人的机会，介入这部志的策划、组织、推进、培
训、指导、协调等工作。由于我年轻时曾从业于邮电事业的有关工作，难以忘怀那些有意义的
旧业往事。更由于这部志的资料意义和社会价值，使我产生了政务、学术、旧职的混合情感对
它格外偏爱而关注，尽管遭遇了一些来历不明的冷遇、非议和阻力，我义无反顾地倾注近10年
的精力和心血。大略估计，先后深入编委会和写作班子20余次指导与协调，制作文件、函件、
技术提示有六七份合计万言之多，沟通联络的电话已无法记清。2001年后，全志的指导与协调
工作又得力于副主任刘振中的鼎力相助，得到我的几位科长的密切而协同的配合，得到几位特
约编辑诚然相助，使我能顺利地完成先后两次志稿审阅。

　　在全志编纂运行中，行署副专员矫健和王金满先后出任编委会主任，一直施予组织领导和
协调工作，倾注了修志工作“官职官责”的心血。特别是金满副专员，正在全志难以为续之际，
走马上任编委会主任，施予了救驾性的诸多决策与指示。这部志书启动编写后，原邮电局和新
邮政局以及各届信通公司、移动公司、联通公司、电信公司和铁通公司等参编单位的领导与供
稿人，与地区志办休戚与共，付出了承写、编务等艰辛努力，这些举措和作为的业绩都已蕴含
于志书之中。

　　这部志先后参编的人员很多，由于参写的时间和质量等原因，对这些人的工作难以量化和
表述，但周淑华同志全程参编，长期投入大量精力和心血。淑华同志在年轻时工作上就有股拼
搏向上的韧劲儿，在编写中满腔热情，善始善终，承难负重付出很多。沈佩琼同志长期从事电
信专业工作，在这部专业志写作中，发挥了资料选择优势，在一段很长时间里与淑华同志一道
承难负重。在全志编纂运行中，由于编委会办事机构始终设于原邮电局后为通信公司，李雅娟、
金瑞芝和曹殿武同志，在百事缠身的管理工作中挤时间经营这部志，倾注了推进与督办的心血，
与地区志办形成了协同配合的驱动力。

　　由于全志下限先后由1985年变更为1995年、2000年、2003年和2004年，有关资料到位极难。
1998年后原邮电局陆续解体为邮政局和若干通信专业公司，各单位之间没有被领导关系等种种
原因，使全志的统一写作产生了很大困难，几乎难以为续。为求此志成功，降低修志的各种成
本，争取成志的时间，根据该志编委会的意见，地区志办于后期介入主编工作。初稿形成后，
暴露出专业化过强、“横排竖写”写作原则执行得不好、交叉重复颇多、断档问题时有出现、
一些参编人员对志书体例和写作基本要求理解不透等问题，使综合质量与送审标准差距很大。
地区志办于2004年秋，选派了郭玉辉、杨相权、刘绍先、李素云、韩卫华、仝瑞泉等精兵强将，
对初稿进行续写和全面技术改造。

　　中华民族具有世界上无比辉煌的文化遗产，这就是中国的史书与志书，这是任何国家和民
族不可能创造出来的财富，也是举世无双的富有。和谐社会和世界的核心是人本主义，人本理
念是离不开历史内涵的。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不应该数典忘祖，不可能不反思三个
文明的进程，这是素质的体现，是立于不败之地的智慧。因此，如何看待历史，如何对待编写
修志，便不言自明。

　　大兴安岭第一部邮政与通信事业历史的《大兴安岭邮电通信志》，历经全体编委、参编人
员和地区志办人员十载艰辛努力，现已付梓问世，堪称历史丰碑。这是邮政通信人的骄傲，它
再现了具有诸多地方特色的大兴安岭邮政通信历史，将发挥出“资政、教化、存史”的功用。
仅以此文，以志这部志的价值，以志编委会、全体参编人员和各参编单位领导对这部志的艰辛
努力和奉献。

　　 编委会副主任、主编、编审 刘庚正

　　 2005年11月于加格达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