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节 收益分配



　　民国时期，漠河县粮食产量低下。由于采金业的发展迅速，采金矿点剧增。曾一度出现以
面粉等实物作为劳动报酬的分配形式，每个农业劳动日值，当时折合20斤面粉，多数人等到入
冬后，将挣得的白面带入沟内出售给金矿。漠河矿业发达，赋税繁重，统治者把收取的大量土
地税、木植税等，大多用于扩大地方警察机构。民国初期，漠河地租按一般中等地租标准收取。
以后，改变了征收办法，将土地划为上、中、下三等。征收项目分为地租、 三费、 经征费三
项。上等地租，每公顷征收大洋5角；中等地租，每公顷征收大洋4角；下等地租，每公顷征收
大洋3角。三费：上等地，每公顷征收大洋3分；中等地，每公顷征收大洋2分； 下等地，每公
顷征收大洋1分。经征费为地租和三费两项之和的3%，并且规定缴纳期限。 一般村屯农历十月
一日至次年五月末为初期，六月一日至九月末日为续限；街基：每年以农历三月至六月为征收
期限。对逾期不缴纳者，处以重罚。

　　据漠河县公署在 1917年(民国6年)的一份报告中称承领价格应照清丈招垦总局所规定之最
下等价格，每公顷收大洋 5元(承领费)。当时没有设立专门的清丈招垦总局，建县前由设治局
代行此职。到1929年(民国18年)除征收地租、三费和经征费外，还增加了军费附加费，人民的
负担加重。1930年(民国19年)，黑龙江省政府决定租捐并收。以前地租由经征处征收，公顷捐
由捐务处征收，各自为谋。为了增加税收，改为捐租同征。漠河地广人稀，从事农业生产的人
少，并且所有的生荒均未放出。1926年(民国15年)12月16日，漠河征收局为请免粮食价目由称：
漠河农民所获无丰，仅足民食，向无售主”。

　　据1930年(民国19年)统计，全县有住户 247户，人口 1 523人。其中：农业人口1 252人，
占80.2%。拥有土地最多的农户，种地15公顷，每公顷产小麦750斤。多者一户可收小麦11 250
斤，按当时每人需毛粮250公斤计算，可供应 22人一年食用，已超过自给自足的范畴。但多数
农民土地少且逃脱不了官税，加之丰歉无常，农民种地常常是入不敷出。

　　伪满统治时期，全县粮食产量略有增加，少数地主拥有部分半机械化先进工具。据1935年
(伪康德2年)统计，全县有耕地户 131户，比民国时期大约减少1/2左右，有耕地约272.5公顷。
其中：地主占有耕地200公顷，占耕地总数的73.4%；一般农民只占 26.6%，粮食总产为54.3万
公斤。地主依靠伪满势力，将贫苦农民的土地大量兼并，然后再租给农民耕种。地主分租土地，
租额一般占总产量的 20%，地主到年终分产量的三成，佃农分一成。其余部分由日寇征收。地
主雇用长工，长工年工价以当年粮价折合，以粮食支付工价。

　　一、粮食分配

　　土地改革运动，改变了封建生产关系，农民普遍分得土地和生产资料，生产积极性高涨，
每公顷地向国家交售100～150公斤公粮，支援全国解放战争，其余粮食全部归生产者所有。

　　合作化时期，生产活动采取自愿插组，相互换工的形式。即人工换畜力，畜力换人工，年
终统一算清，相互补偿，以货币或实物两种形式支付。1954年，开始实行粮食定购销。在50年
代至70年代，采取按人口和劳力的比例分配口粮。一般人口分配占大头，按“八比二”的比例
为主要分配形式(人口占80%，劳动力占20%)，中学生以上在校学生一般比照劳力的标准分配口
粮。随着年景变化，粮食产量高的年份，口粮分配比例大，歉年则少。

　　80年代，漠河农村开始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按规定向国家缴纳农业税。因漠河自然
条件恶劣，不属产粮区，农业人口实现口粮自给，即是丰年。1981年以来持续吃国家的返销粮。

　　90年代初，粮食产量仍徘徊不前。主要原因：作物品种单一，适宜栽培作物除菜类外，粮
食作物仅有小麦和大豆两项，加之黑龙江“十年九害”， 耕地面积锐减，总产下降。近年来，
县内外农业科研部门在漠河和兴安两乡进行各种作物栽培试验，虽然有的项目已获得成功，但
还没有大面积推广。

　　二、现金分配

　　民国时期，农民的劳动日值比较低。据 1914年(民国3年)漠河设治局统计：农民的每个劳
动日值为1～1.2元(按羌洋计算)。

　　伪满统治时期，由于引进部分半机械化农具，生产效率有所提高。1939年(伪康德6 年)和
1940年(伪康德7年)统计，每个农民的劳动日值平均1.5元。又据1943年(伪康德10年)统计，农
民收入日值1.8元(伪满国币)。

　　合作化以来，初级社的收益分配是以入社土地和劳动日，按比例进行分配，劳动日占比例
大。到高级社和人民公社化后，耕地、大牲畜、大型农具等主要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社员在
集体统一组织下，共同劳动，实行出勤工分制，即评工记分，按劳取酬，年终统一结算，扣除
国家税金，集体提留，社员纯收入以10分定日值，参加“分红”。1956年漠河高级社平均劳动
日值3元，额木尔高级社为2.5元。1957年两社平均2.8元。

　　“大跃进”时期，漠河、兴安乡都成立了“共产主义大食堂”，人们认为共产主义已到来，
评工记分流于形式。“大锅饭”没吃多久，集体经济便陷入崩溃边缘。刚刚得到纠正后，1966
年又开始学大寨，分配上实行平均主义，生产实行大帮哄。在漠河曾建立起“大寨乡”，评工
记分不按劳动效率，而以“政治表现”作为记工评比标准，农村便出现出工不出力，甚至不出
工也记分的现象。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开始实行各种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彻底革除了分配不均
的“大锅饭”现象。在漠河、兴安两乡采取了多种承包方式。漠河乡所属各村， 1984 年由生
产大队划为两个承包组，由大队核算改为承包组核算。1985年，全乡将土地、牲畜、农机具全
部分给个人，由一家一户独立经营核算；兴安乡1985年春将全乡土地、牲畜分给个人，大中型
农机具作价变卖，由购买户组成机耕组，秋后，乡政府帮助农民将收获的粮食按国家规定价格
在农民中调剂。

　　漠河县农村，分布在沿江一带，农业以种小麦和土豆为主，两项约占全县耕种面积的85%
以上。但农业收入低，费用大，黑龙江洪水泛滥有时一年要发生两次， 因此农作物时常歉收，
农民的纯收入 80%为林、牧、副、渔业的收入。为此，全县各级党委和政府积极制定发展农村
经济的优惠政策，开辟多种生产门路，增加农民收入。同时规定收取一定的管理费。林业生产
一般收取6～8%的管理费，制砖建筑业收取3～5%的管理费，渔业捕捞收取200～300元的管理费。
规定农村每个劳动力出义务工20个，车船义务工 2个，革除以金代劳的弊端。1989年，漠河全
乡人均收入超过千元，成为漠河县第一个农村高收入“大户”。

　　联产承包后，农村干部报酬实行与农村农民收入挂钩，一般为农民收入的两倍，农民人均
收入每增加100元，奖励村干部 50元。1990年，兴安乡将村干部的收入与农村八项经济指标联
系一起，规定每完成一项指标奖励100元。完不成则扣罚50元。

　　全县各农场实行自负盈亏承包形式。先锋岛农场，1989年播种小麦1500亩，总产15万公斤，
上缴国家0.6万公斤，超额完成定购额的150%，获纯收入2万元，人均月收入 340元，人均年收
入1 700元(以5个月生产期计算。其余 7个月搞副业收入未计算在内)。古城岛农场，劳力月收
入640元，人均年收入3 200元(按5个月生产期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