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畜牧业
第一节 饲养管理

民国时期，随着土地的开发，人民群众为了生产和生活的需要，畜禽饲养业有了发展。
据民国三年(1914年)调查，龙门设治局境内共有大牲畜(马、牛、驴)1468匹(头)、羊62只、
猪3045头。其中大牲畜多数为地主占有。那时饲养管理粗放，大牲畜有圈无棚，严冬酷暑，
任凭风吹雨淋；饲料搭配，喂养上缺乏科学办法，又没有防疫措施，畜禽死亡率较高。因此
虽有良好的自然条件，而畜牧业生产发展却极为缓慢。到民国20年(1931年)，龙镇全县大牲
畜才发展到3699匹(头)，仅为民国3年的2.5倍。伪满大同元年(1932年)全县大牲畜达13260匹
(头)，到伪康德11年(1944年)却下降到4995匹(头)。
解放后，由于农业生产关系的变革，为畜牧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人民政府为加速畜牧
业的发展，陆续建立和健全了畜牧管理和兽医防疫机构。1949年全县大牲畜总数达16，680匹
(头)。1955年实现高级合作化时达22209匹(头)。农业合作化以后，大牲畜全部由生产队集中
饲养。各生产队按着“牛马有棚，鸡鸭有架，猪要圈养”的要求，陆续修建了畜舍和猪圈，
达到了防风寒防雨雪，改变了露天饲养的习惯。并提倡普及科学饲养方法，引进和推广青贮
饲料。从1958年开始引进试种一些高产青饲料，并进行青贮。1977年又引进畜用南瓜、紫花
苜蓿、饲用甜菜等品种。各公社都有种植，亩产可达0.8——1万斤。70年代后，又推广复合
饲料和添加剂，畜禽饲料结构逐步有了改变。
建国后，北安县大牲畜饲养数虽时有升降，但始终徘徊在2万匹(头)左右。其原因：一是
农业机械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役畜的田间作业量相对减少；二是大牲畜只准集体饲养，不许
个人私养。1962年贯彻了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的紧急指示信》和《农村人民公
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出现了个体饲养户。1958年在大刮“共产风”中，城镇个体养牛户
合并成立了奶牛场。由于经营管理不当，损失严重。1965年“小四清”时，又刮起了“割资
本主义尾巴”风，直到“文革”时期愈刮愈烈，农村社员饲养的黄牛、奶牛全部收归集体。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纠正了“左”的路线，落实了政策，进行了退赔。从此城乡个体
饲养业才有了较大发展。1979年末全县社员中饲养黄牛户达582户，养牛758头，为上年的15
倍；饲养奶牛户460户，养奶牛467头，比上年增加46.4%；养马户有417户，养马582匹，比上
年增长29%；养羊户2209户，共养绵羊10239只，为上年的25倍。1982年，全县大牲畜总数达
23080头(匹)。
生猪饲养，1957年前是以个体饲养为主。1957年全县存栏数近3.1头，较建国时增加1.6
倍。1958年后强调了以集体饲养为主，到1971年仅增长到4.6万多头。1972年贯彻了“积极发
展集体养猪，继续鼓励社员养猪”的方针，猪存栏数增长到5.5万多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后，对饲料地、饲料粮、投肥带粮、防疫灭病以及生猪收购等政策和措施，逐项进行了改革
和落实，促进了个体养猪的发展。集体养猪也有明显上升的趋势，1978年队队有了养猪场。
1979年开始改革了集体养猪的办法，实行“三包一奖”(包成活、包繁殖、包增重，超产奖励
)合同制，生产队养猪场的猪全部包给社员饲养。1981年前给饲料粮，以后分给饲料地。每头
公、母猪给3——5分，育肥猪每头给1.5——3分饲料地。卖猪收入，生产队和承包者按“三
、七”分成(30%交队，70%归个人)。1980年社员包养集体猪数达4.6万多头，集体个人都得到
了较好的收益。
家禽的饲养，过去长时期是民间自养，饲养量较小。1963年后，大搞副食品基地时，各
机关及事企业部门兴建了一批养鸡场。但由于管理不善，收益不大而陆续停办。1977年城郊
公社集体养鸡形成高潮。全公社16个大队，有13个大队办起了养鸡场，养鸡7000多只。由于
饲料不足又陆续下降，到1979年只剩下新维、庆丰、繁荣、园艺场4个鸡场，养鸡近3500只。
1979年政策放宽后，个体养鸡发展较快。1980年全县家禽总数达145767只，1982年增长到25
6820只。
通北县的畜牧业，据民国8年(1919年)统计全县大牲畜有4550匹(头)，民国18年(1929年
)达22610匹(头)。伪满洲国以后，逐年锐减。伪大同元年(1932年)大牲畜数减到4500匹(头)
。伪康德11年(1944年)下降到3252匹(头)。解放后发展迅速，1949年大牲畜总数达到10829匹
(头)。1953年增长到15362头，为1944年的4.8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