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对外贸易
第一节 边境贸易

1858年(咸丰八年)中俄《瑷珲条约》对于中俄边界贸易有如下规定：“两国所属之人互
相取和，乌苏里、黑龙江、松花江居住两国所属之人令其一同交易，官员等在两岸彼此照看
两国贸易之人。”1860年(咸丰十年)的中俄《北京条约》对于中俄边界贸易又有新的规定：
“所定交界各处准许两国所属之人随便交易不纳税，各处边界官员护助商人按理贸易”，“
中国商人愿往俄罗斯国内行商亦可，俄罗斯国商人不拘年限往中国通商区一处往来人数通共
不得过二百人，但须本国边界官员给与路引，内写明商人头目名字，带领人多少，前往某处
贸易，并买卖所需及食物牲口等项。”
中俄《瑷珲条约》、《北京条约》签订之后，中国巡边制废除，中俄黑龙江上游卡座贸
易也随之停止。中俄两国黑龙江沿岸边境贸易的中心亦由库马拉等地移到黑河与海兰泡(俄称
布拉戈维申斯克)之间。《瑷珲县志》(民国九年)卷八记载，沙俄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强
占黑龙江后，在黄河屯以上数里许，“创设集镇，大兴土木，名为布拉郭威申斯克(布拉戈维
申斯克)城，设武巡抚镇守，遂即邀请中国商贾互市。于是俄城对岸江右黑河屯仅有种地旗户
十数家，从此瑷珲商铺始有在黑组织分号者，日以过江贸易，颇渐发达，年积一年。而左岸
俄民繁聚，应用食粮诸货甚多，准我商户在于该城繁冲之闾修设板房，致有二十余处，诸货
存于房内，其余粗重之物全行堆于门房之傍。早十钟渡江开门利市，各户燃放鞭炮，俄人大
小欢舞异常；晚四点闭门上锁全返右岸，其板房街市该俄夜则派兵执枪看守，昼亦有兵弹压
，无论何物弃置房傍向无丢失之说。乃因互市繁盛，是非增多，当经瑷珲副都统兵司有兼办
夷务之权，禀请理民厅派委副官一员，即饬赴黑驻守，十日一班，前后轮替管理商户过江互
市贸易各事。自副管在黑经理，每早十钟鸣锣，共有大渡船数只齐集一同渡江，副管亦在左
市弹压，晚则四、五点即鸣锣锁门，同返右岸，如此为例。”1862年(同治元年)清朝政府总
理各国事务衙门会同俄国使臣议定《陆路通商章程》十二条，条约规定“两国边界贸易在百
里内均不纳税。”(《中外条约集》。)但是沙俄政府不顾条约规定，照会中方“拟将商户所
建板房之处交纳地租(《瑷珲县志》，(民国九年)卷9。)。爱辉副都统爱申泰派兵司参领金山
保“驰赴左岸俄城”，强令中国商户将板房全行拆毁，不予交租。从此以后，中国商户即随
便过江贸易。
《瑷珲条约》签订以后，黑龙江左岸由于远离沙皇俄国中心，衣食、日用等物资皆依赖
于中国供应，因此，海兰泡、黑河间的中俄贸易有了很大发展。到十九世纪末，海兰泡人口
已达4万以上，其中中国人就有1万多。中国人经营的店铺有五百多家，其中最大的有广东人
开的华昌泰，山东掖县人开的同永利和永和栈。这几家店铺都有很多伙计，华昌泰一家就有
一百多人。
1900年在沙俄制造海兰泡大屠杀事件中，中国在海兰泡的大商小贩遭到了空前的掠夺和
屠杀，使中俄边界贸易一度中断。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议定
东三省自行开埠通商16处，其中包括爱辉。
“庚子俄难”之后，俄商公开违背“百里不纳税”的条约规定，由黑河入境，经墨尔根
、博尔多、布特哈，直达齐齐哈尔往来经商。为了挽回利权，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黑
龙江将军程德全始照海关通行税则定为征榷陆路俄商办法，凡由省运货至瑷珲均照值百抽五
核征，若运往黑河须于瑷珲税局再完值百抽二·五出口子税，一次沿途概不重征，若由黑河
运货至瑷珲及省城等处者亦如之”(《黑龙江志稿》卷41《交涉五·税务》。)。后因沙俄援
引“百里不纳税”的规定，请求免去爱辉所征出口子税，程德全“许其暂为豁免”。1909年
(宣统元年)，爱辉海关设立，“而俄商仍复偷漏，往往将货物运经免税界内，再由马车私运
出境”(《黑龙江志稿》卷41《交涉五·税务》。)。
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爱辉人民复业后，大批麦豆售于俄岸，俄商则以贱买贵卖手段，
大量购进原粮，经过加工，又高价出售给中国金厂工人，从中渔利。
清末民初，江右大量农副产品流入俄岸，同时俄岸垦殖业、采金业初兴，并兴建了西伯
利亚铁路，华人到彼岸做工者不下数十万(东三省筹边公署：《黑龙江》《中俄百华里商货免
税事》。)。俄国政府感到边境百里不纳税的条约对其不利，因此多次向中国清朝、民国政府
提出取消此约，中国坚不允准。对此，俄国政府不顾条约之明文规定，1912年(民国元年)强
行要求黑河、爱辉人民在过境小票中加贴俄税关发行的印花税票，每份纳费75戈比，每票只
准过江一次，三日内有效。当时黑河、爱辉人民一日往来于黑龙江两岸数次者很多，如果照
此办法纳税，如同禁止两岸通商。为此黑河道尹与俄阿穆尔当局多次交涉，均告无效，因此
激起黑河、爱辉人民极大愤慨。黑河、爱辉商会与自治会，动员商民与俄断绝贸易关系，停
止对俄埠商品供应，仅仅三日“俄岸哗然”(东三省筹边公署：《黑龙江》《爱辉、黑河人民
渡江起票事》。)。黑河联合会负责人赵玉振为对抗俄方违约收取华民过江税，聚众拦阻俄商
过江运牛。在黑、爱人民抵制下，俄官惟恐激起本国之变，撤销了在华人过江小票加贴印花
税的办法，改为对长年在俄从事劳工者，中方发给大照，俄方收费2卢布25戈比，期限1年，
对临时过境者照收75戈比的办法(东三省筹边公署：《黑龙江》《瑷珲黑河人民渡江起票事》
。)。以后俄国政府又单方面取消边界百里免税条约，并照会中国爱辉、黑河官吏，自1913年
(民国二年)起“货物往来须赴关报税”。中国商人过江贩卖冻猪、冻鱼及杂货，俄税关强行
征税，中国商人不允，无奈只得将货物运回右岸货栈，致使商民损失严重。对此，黑河道尹
与俄阿穆尔当局多次交涉，但是俄国政府拒不履约(《黑龙江志稿》卷41《交涉五·税务》。
)。直至1922年(民国十一年)，中方才取消中俄通商免税专条，对俄国进出口货征税(爱辉县
档案馆藏：《瑷珲关贸易册》。)。
1916年(民国五年)，俄国针对爱辉、黑河对俄贸易以酒为主要商品，提出“俄岸禁烟，
华岸禁酒，以为交换利益”，后两国地方政府就此达成协议，华岸禁酒异常严厉。但是居住
在爱辉的外国商人却以该条约各国未予承认，乘机向俄岸大量出售酒类，致使华商损失严重
。1917年(民国六年)，俄国政府又下令禁止卢布出口，凡是中国商民、侨民回国办货，所带
卢布搜出后要全部充公，还要将携带卢布侨民、商民投入牢狱。此案经过中方多次交涉，才
得以解决，准予卢布出口。
尽管俄国政府对爱辉、黑河边境贸易一再加以限制，但是民国初年中俄边境贸易仍然一
度出现兴盛景象，而尤以1918年－1920年(民国七至九年)为鼎盛时期。1915年(民国四年)，
爱辉海关贸易货价值进出口共关平银3，369，138两，1918年(民国七年)，为7，682，939两
，1920年(民国九年)，为7，405，331两(爱辉县档案馆藏档案《瑷珲关贸易册》。)。兴盛的
主要原因是清末民初俄黑龙江沿岸采金业突然兴起。1910年(宣统二年)，俄阿穆尔省所属金
厂仅华工就达10余万人，所需粮食、日用品等突增，而俄(苏)又忙于国内战争，西伯利亚铁
路除军用品外，禁止装运它种货物，因而造成西伯利亚货物奇缺，尤以阿穆尔省为最。这样
黑河即成为供应俄岸货物之中心(爱辉县档案馆藏档案《瑷珲关贸易册》。)。
1922年(民国十一年)，西伯利亚由苏维埃政府管辖以后，苏禁止边境私人贸易，“只由
设在黑河的作为苏贸易代理机构的远东贸易公司办理从布市(布拉戈维申斯克)向黑河进口的
商品”(〔日〕增田忠雄《黑河盆地上村落的发展》。)。中方为对抗起见亦将国界封锁，除
特殊批准商品外，严禁与西伯利亚来往贸易。中苏边境贸易虽然被官方禁止，但中、苏两岸
边界商人仍然偷渡黑龙江进行私人贸易，苏方多从华岸购买衣料、糖、茶叶、酒类等商品。
后来因苏联边境控制越来越严，加之卢布贬值，中国国内又禁止使用卢布，特别是1928年(民
国十七年)，黑龙江泛滥成灾，华岸经济萧条，“跑私江”的才日趋减少。1929年，因中东路
事件，中国黑龙江沿岸居民纷纷逃离边境，爱辉海关高级职员退至哈尔滨，下级人员仍在黑
河留守。日军侵入爱辉、黑河后，由于日本商品大量流入，日苏之间处于敌对状态，驻黑河
的苏联远东贸易公司于1935年(伪满康德二年)关闭，官员回国(〔日〕增田忠雄《黑河盆地上
村落的发展》。)。爱辉海关也因中苏贸易中断和爱辉商埠撤销而关闭。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苏边境睦邻友好，黑河地区与苏联阿穆尔州地方领导
人接触频繁。1956年苏方首先提出开展双方边境贸易，次年经中苏两国政府批准，黑河、阿
穆尔州两个边境地区间的贸易正式开始。
1957年8月24日，在苏联阿穆尔州布拉戈维申斯克市双方贸易代表团首次举行会谈。中方
代表团成员有黑河专署副专员杜殿武、黑河地委财贸政治部部长郭崇义等；苏方代表团成员
有阿穆尔州消费合作社主席莫洛左夫、副主席段开等。会谈是在十分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
这次会谈确定，双方边境贸易的原则是：平等互利，互通有无，以货易货，不动外汇，量出
为入，进出平衡。会谈还议定要各自举办出口商品展览，为双方贸易提供方便。
1957年9月2日与7日，中、苏分别在黑河和布拉戈维申斯克市进行了出口商品展览。双方
在此基础上，互相签订了进出口货单，10月10日第一次交接商品。苏方出口的商品有挂钟、
大斧、大锯、清粮机；中方出口的商品有白梨、洋葱等。到年末贸易额进出口各为44，143卢
布。
黑河、阿穆尔州边境贸易第一号合同，是1957年12月19日在布拉戈维申斯克市签订，郭
崇义和多莫日诺夫分别代表中苏双方在合同上签字。
1958年双方除继续执行第一号合同外，4月5日在黑河又签订了第二季度合同，8月签订了
下半年合同。这一年贸易品种大大增加，苏方出口的商品有发电机、舢机船发动机、清粮机
、清豆机、割草机、切菜机、磨刀机、芟刀、磨刀石、三铧犁、木桶机、石油、种马、种牛
、种羊、种猪、役马、铁板、瓦笼铁、圆钉、木锣丝、钢卷尺、摩托车、轻便自行车、猎枪
、钢弹壳、大锯、煤油灯、怀表、手表、照相机、土豆、小麦等；中方出口的商品有陶瓷、
红砖、石灰、清油、铅油、兰靛、松籽、水果罐头、蕃茄酱、红茶、天棚盒、电灯头、电灯
器材、各种袜子、绒衣、毛衣裤、五斗柜、手电筒、理发剪子、拉链、男草帽、衣服柜、毛
毯、毡靴、夹皮鞋、棉皮鞋、皮手套、皮夹克、礼花、铁桶、小麦种子等。这一年年终总结
，实现贸易总额5，259，726卢布。
1959年中苏边境贸易有了更大发展，1月13日中方首先派代表去苏交换货单，1月23日苏
方派代表来黑河进行预备性会谈，并邀请中方代表团去苏联，双方于1月26日在苏正式签订了
1959年贸易合同。这一年，交换商品多达一百六十余种，苏方新增加的出口商品有载重汽车
、拖拉机、250马力锅驼机、各种农用机具、自行车、火柴、肥皂等。中方品种虽未增多，但
数量都有所增大。经过双方共同努力，全年贸易总额高达12，821，340卢布，是黑河、阿穆
尔州边境贸易总额最高的一年。
1960年贸易合同额有所下降，合同总额为8，468，680卢布，实际只完成573.2万卢布。
布加勒斯特会议中苏两党分歧公开后，边境贸易关系也开始紧张。这一年，执行合同过程中
出现了两种新情况，一是过去苏方出口的石油、汽车、拖拉机，中方出口的毛毯、毡靴、毛
料等“王牌”商品不见了；苏方出口只增加了枪沙、枪药、枪衣、弹壳等猎枪用具，根据苏
方要求，中方出口增加了高粮种子。此外，苏方还临时提出因新建一座宾馆中有中式房间，
要15套中式棉被，中方专门安排加工，满足了对方需要。二是下半年苏方开始欠债，年终达
40万卢布。为此苏方11、12月份要求单方交货，拉平贸易。而中方坚持任何一方多出一点或
少出一点在贸易中都是正常的，只有苏方要中方的货，中方才能接苏方货的立场。除此之外
，这一年中方盲目同意将出口定价为65万卢布的日产10吨的造纸全套设备，纳入贸易合同，
结果中方无力按期完成，致使在贸易中被动3年。
1961年以后，随着中苏两党关系的进一步恶化，边境贸易也陷入僵局，贸易额逐年下降
。1961年3月，双方在黑河签订了本年度合同，贸易总额只有19万卢布。由于双方“王牌”商
品都不轻易让步，迟迟达不成协议，会议持续了八天，苏方团长段开为此大发雷霆。中方作
为东道主，始终是热情接待。同年10月，双方又在阿穆尔州签订了贸易总额为546，552卢布
的补充合同，苏方很不耐心，只谈了两天就草草了事，结果会谈文件错误百出，会谈后不得
不重新审定和修改。这一年贸易总额大幅度下降，只完成677，334卢布，品种也没有增加。

1962年的会谈因苏方多次拖延，直至8月才在哈尔滨市进行，黑龙江省贸易公司副经理贺
守仁专程来黑河迎接苏联代表团。参加这次会谈的苏方代表团长是州消费合作社主席卡尔布
欣，成员有批发站经理巴兰等；中方代表团长是黑龙江省商业厅厅长刘振荣，成员有黑龙江
省贸易公司业务处副处长于鹏久等。这次会谈长达12天，是历次会谈时间最长的一次，时常
因“王牌”商品交换问题发生争执而休会。最后签订进出口总额为595，982卢布。由于合同
签订的太晚，执行合同仅有4个月，所以这一年进出口额很低，到年终完成合同还不到40万卢
布。而且合同中很大一部分是无法实现的品种，例如苏联出口木材和薪炭材10万立方米一项
，既没有时间保证，也没有运输能力，合同是根本兑现不了的，实际成为一纸空文。
1963年3月，双方在阿穆尔州签订了年度合同，进出口总额上升到1，093，830卢布。会
谈进行了8天，当时中方顺差40多万卢布，处于主动地位。但是，此次会谈后，由于中苏两党
、两国关系的破裂，中苏边境贸易形势急转直下，双方贸易人员直接接触很少，常以书信代
之。到1964年苏方出口额为11万卢布，中方为39万卢布，苏方逆差更加增大。1963年合同共
执行了八年，此后双方再也没有签订新的合同，只是时而有点贸易往来。这期间，苏方急于
补偿贸易逆差。
最后一次中苏贸易人员接触是在1967年1月，当时苏方逆差是20.04万卢布。以后黑河与
阿穆尔州的边境贸易完全中断。直到1970年春双方各派代表团在苏联格罗捷克沃市进行了结
帐，苏方用商品偿还了欠帐。
自1957年开始的黑河、阿穆尔州边境贸易中，苏方贸易机构是阿穆尔州消费合作社，具
体业务由其直属的批发站承办，业务负责人是批发站经理多莫日诺夫；中方是黑龙江省贸易
公司，具体业务由其直属的黑河边境贸易站承办，业务负责人是黑河边境贸易站副经理潘庆
余。黑河边境贸易站设于黑河镇，站内设秘书科、业务科、储运科。储运科有仓库两处，计
5栋，3，000多平方米。1961年，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和尊严，国务院正式批准黑河为开放口岸
，同时批准在黑河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黑河支关、中华人民共和国黑河动植物检疫所、
中华人民共和国黑河卫生检疫所、中华人民共和国黑河港务监督、中华人民共和国黑河边防
检查站。
黑河、阿穆尔州边境贸易的议价以苏联卢布为准，1961年苏联国内货币改革后，参照国
家外汇兑换比价，确定为1卢布折人民币1元2角9分。贸易中，商品价格原则上按国家贸易价
格定价；国家暂时没有定价的，贸易双方实行暂定价，待国家定价后再结算；没有国家贸易
价格的商品，由贸易双方参照同类商品比价确定。
黑河、阿穆尔州边境贸易中的商务处理，基本是以信誉为基础。接货验收时发现多的商
品，主动退还对方；缺少的商品作出记录，通知对方，下次交货时补齐；残次商品原则上退
回，亦可削价处理。总之，双方的商务事宜都能得到公平合理的解决。贸易中货物运输原则
上是由卖方负责。但1961年以前，由于中方运输力量不足，经双方协商决定，彼此进出口货
物运输完全由苏方承担。然而苏方在拉中国货时，经常是用什么拉什么，什么时候用，什么
时候拉，不用时任可重车来，空车返，中方成了对方的货物仓库。1961年后，中方决心改变
被动局面，组织了四台解放牌汽车，按贸易合同规定突击为对方运送了一个月的陶瓷、木制
家具等，造成了对方大量欠债。
这时期的对外边境贸易，中方出口商品由黑龙江省贸易公司负责在国营商业中组织货源
，部分紧缺商品由省商业厅确定供应出口商品数量。黑河地区直接出口的商品比例极少，仅
有红砖、石灰、西瓜、都柿酒、木制家具等。中方进口商品分配，黑龙江省与黑河地区按六
比四分成，40%留地方，地方用不了的可调给省。出口转内销的商品基本留地方，由黑河地区
分配。
中苏边境贸易8年中，中方增加财政收入计人民币17，321，243元，其中国家收入的海关
税和工商统一税为5，753，162元，地方财政收入为11，568，081元。地方财政收入省和地区
又按二比八分成，黑河地区得20%，8年共计获利2，313，616元。边境贸易的开展，也活跃了
黑河的地方经济，进口的石油、役马、汽车、拖拉机都是当时黑河急需物资。手表、怀表、
猎枪、照相机、自行车、人造棉布等日用消费品也多为当时人民所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