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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县人民政府施政纪略

第三节 县人民政府施政纪略


逊克县第一个人民民主政权——县人民政府,诞生于抗日战争胜利后的1946年6月16日。
40年来,县人民政府通过各种会议、深入基层、机关公文处理3种方式进行施政。但在各个历
史时期,由于党的路线、方针以及国家政策的不断调整、变化,政府的施政方式亦随之改进
和完善。现将各历史时期县人民政府施政方式简志如下:
一、解放战争时期(1946年6月-1949年9月) 为适应战争需要,县人民政府力求精兵简
政,主要以派遣工作队(组)形式,深入基层,依靠群众,贯彻执行党和政府发布的方针、政
策和各项号召进行施政。强调围绕党的中心工作,结合完成各职能部门的行政工作任务,反
对分散主义、自由主义和官僚作风;强调制定工作计划和工作总结报告制度,反对文牍主义
和形式主义,因而工作进度快、效率高,按时完成了发展生产、支援解放战争、完成土地改
革等项重大任务。但由于长期战乱的影响,时而表现出游击作风,积累和保存历史资料注意
不够,给后来的工作遗留下一些麻烦。
二、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时期(1949年10月-1956年12月)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后,县人民政府机关开始走向正规,建立各项行政规章、制度。在县委、县政府
领导下,充分发挥各科(局)的职能作用。加强人民民主专政,实行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制,通
过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制定全县中心工作任务并形成决议,要求各级基层政府贯彻执行。强
调机关公文拟稿签发规范化,加强了通过文告的施政作用。
三、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1957年1月-1966年5月) 本期,县人民政府机关完全
走上了正规化,更加健全了各项行政规章制度,运用机关公文健全施政程序。通过人民代表
大会进一步加强人民民主专政,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策政,完成党的中心工作。但在
本期内的1958-1961年,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县人民政府在施政过程中,曾一度出现
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自1962年1月召开的有7000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
会议,总结了“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之后,政府认真改善施政措施,贯彻执行一切从实际
出发、实事求是的精神。
四、“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年5月-1976年10月) “文化大革命”期间,因受林彪、
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阴谋破坏,县人民政府机关陷于瘫痪状态,由党政合一的革命委员会主持
县政的实施。以各种不同名义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取代了工作组,以阶级斗争为纲,多
以揪斗会、批判会形式取代思想政治工作,对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强调无论理解与否都必须
执行,搞得人人自危,人心涣散,降低了人民政府施政的威信。在执行机关公文方面,滋长
了文牍主义和形式主义,出现了不深入基层,满足于照抄报纸,层层批阅,照抄照转公文,
企图依靠公文表报来解决问题的现象。在召开各种会议上,多以批判、斗争为主要形式,削
弱了人民民主制度,打乱了正常的施政方式。
五、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1976年10月-1985年12月) 1976年10月,党中央粉碎了江青
反革命集团,从而结束了“文化大革命”。截止1985年12月(本志下限期),全国进入了改革
、开放的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县人民政府在总结前4个时期施政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进一
步完善了施政措施,并使其逐步形成标准化、科学化、制度化和法制化。在深入基层进行施
政方面,由过去派遣工作队(组)发展到由县级领导干部和各职能单位实行常年固定、分片包
干办法,协助基层贯彻执行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完成具体的工作任务。在发扬民主、通过
会议施政方面,本着精简、节约、效能的原则,确定以政府常务会议、县长办公(包括现场办
公)会议、政府领导成员会议、政府全体会议、政府协调会议、局(委、办)务会议、各种专业
性会议等主要会议形式进行施政。其中:政府常务会议为最高层次会议,负责向上级政府、
县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提出政府工作报告及全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执行情况
;提出财政预决算以及其它重要的专题报告;发布政府命令、动员令、通告、布告等重要文
告。县长办公会议主要传达上级会议精神,听取各职能单位的工作汇报,研究各系统一个时
期或一个阶段的全面工作。在运用公文施政方面,严格贯彻执行规范化,制定了《公文处理
办法实施细则》。机关公文主要类别有:命令(令)与指令、决议与决定、指示、布告和通告
、通知、通报、报告与请示、批复、公函、会议纪要10大类。其中:命令(令)系为发布重要
的地方性行政规章、行政措施、行政办法;任免、奖惩本级机关管理权限内的有关工作人员
;采取重大强制性措施(如动员防火、防汛、服兵役等)。会议纪要系向有关单位、下属单位
传达政府召开或主办的会议议定事项和主要精神,要求与会单位、有关单位、下属单位共同
遵守贯彻执行。
自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以来,特别是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县人民政
府开始全面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政府施政威信提高,开
始出现有令必行、有禁则止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