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蒙古族早期以游牧生活为主，“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是当时自然景观的写
照。清代，驿站建成。站丁在驿站范围内开垦小片庄田。随着驿站的出现，商业、手工业陆续
产生。“蒙旗地开放”后，大面积牧场变成庄田，人口剧增，发生了以牧业为主向以种植业为
主的转换，工商业获得发展的契机。伪满时期，日伪政权实行“经济统制”，农民运用原始的
工具在土地上辛勤耕耘，所收获的农产品或“出荷”殆尽，或被盘剥一空；所需要的生活日用
品或无力购买，或在“配给”过程中被层层截留。麻袋片作衣、糠菜当粮、草把子为枕的农户
比比皆是。然而，伪满官吏终日鲜衣美食，警察特务出入妓院烟馆，却有淫乐无穷。

　　1946年，中国共产党把全旗各族人民从苦难的深渊中拯救出来。1947年，土地改革，实现
耕者有其田。1948年，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1949年后，旗政府一方面大力发展国营、
集体工商业，控制市场、平抑物价，满足人民生活和生产需求；另一方面大力发展农业，引进
先进技术、优良品种、新式农具和机械化农具，并从贷款上给予扶持。1953年，国民经济纳入
计划经济运行轨道。1956年。农业、手工业、私营工商业完成社会主义改造。1957年国民经济
第一个五年计划园满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政治比较民主，经济目标比较实际，经济结
构比较合理；党员干部率先垂范，人民群众献计献策，勤奋苦干；农业连年丰收，工商业产值
或营业额成番论倍增长，许多家庭生活达到温饱；社会上助人为乐、见义勇为、无私奉献的精
神蔚然成风。1958年，“大跃进”期间，真话、实话遭到排斥、禁锢，假话、空话泛滥成灾。
盲目冒进、脱离实际地追求高指标，一轰而起开办了众多的工厂、农场和公共食堂，开展了深
翻地、大炼钢铁等运动。在这轰轰烈烈的背后，掩盖着人力、物力、财力的巨大浪费。人们建
设社会主义的信心减弱，热情消退：1961年后，根据党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
县委、县人委着手调整产业结构，关、停、并、转了数十家工厂，增大农业投资比重，划小农
村核算单位，恢复、建立各种奖惩制度并予以兑现等。两三年间，农业生产重新起步，走出低
谷；工业生产状况好转，扭亏为盈。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民主、法制遭践踏，党风、
民风受破坏，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被“砸烂”，“大帮轰”、“大锅饭”式的劳动分配制度主
宰着各行各业，管理混乱、消极怠工现象普遍存在。国营企业亏损、农村社队“三靠” (生产
靠贷款、生活靠救济、口粮靠返销) 成了通病。1979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进杜尔伯特，到
处焕发出勃勃生机。县委、县政府平反了一系列冤假错案，调动一切积极因素；逐步改革了农
村、城市、工商、物价、财政、金融、计划、基本建设等经济管理体制；调整了产业结构，制
订了“以牧为主”的发展方针。尤其是1980年，委、县政府参照中央对西藏的政策，在全省范
围内率先推行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取得显著效益。到1981年，农业获得大丰收，粮食自给有
余，一举结束连续18年吃返销粮的历史。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与农村改革同步进行。国营工商企
业实行各种经济责任制，陆续扭亏为盈或减亏增盈；集体、私人(个体)工商企业如雨后春笋般
涌现，渗透到各个经济领域。农民家庭纷纷脱贫致富，职工家庭生活普遍好起来，社会风气也
焕然一新。同时，党和国家给予本县以更多的关怀和照顾，实行预算固定补助、“三项民贸”
补助、牧业现代化投资等。1985年，农业形成以牧为主、多种经营、全面发展的格局；工业形
成以轻纺为主、向石化等新领域开拓的格局。家庭农场、渔场、林场及各类专业户遍地开花，
一条条工业生产线建成投产，商业网点星罗棋布，公路交通四通八达，城镇建设初具规模……。
全县实现农业总产值9 776万元，工业总产值4 922万元，商品零售额9 239万元，财政收入2 118.8
万元，人均收入495元。全县粮豆薯总产9万吨，每亩单产240斤。大牲畜存栏8.6万头(匹)，羊
存栏 6万只，产出商品鱼7 018吨。国营、集体工厂67家，私人手工业167家，主要工厂有乳品、
毛线、造纸、制酒、制油、制米、砖瓦、农机、毛毯厂等。公路总长 383.3公里，桥梁26座，
客车83台，货车235台，特种车16台。邮电局所14处，邮路总长262公里，电话交换机总容量800
门。35千伏输电线路总长 183.1公里，年供量2 376万度。79.7%的自然屯通电。国营、集体商
店(门市部、公司)718家，私人商店(铺、摊床)1 111家，贸易市场7处。基本建设投资3 181万
元，完成房屋建筑面积2.3万平方米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