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政治、经济生活的巨大变化必然导致文化生活的巨大变化。长期的游牧生活和频繁的战争，
孕育出蒙古族三项竞技(赛马、摔跤、射箭)、三项游艺(踢牛膝骨、抛曲棍、踢高球)，融体育、
娱乐、贸易于一体的“那达慕”盛会随之诞生。喇嘛教的传人，使蒙古族的教育、医疗都蒙上
宗教的色彩，产生世代相传的喇嘛教师、喇嘛医。萨满乌斯楞(跳鬼)—是一种即属于宗教祭祀
又属于文化娱乐的活动。驿站建成，站丁从流放到黑龙江的南方文人中聘请塾师授课。“蒙旗
地开放”后，私学馆、官学堂陆续兴办，中医、西医相续传入。民国、伪满时期，封建官僚的
统治，帝国主义的压迫，全旗12岁以上人口中 95%的人是文盲，假若有人识上一二千字，就会
被捧为“圣人”，最可怜的是，许多村屯连这样“圣人”都没有。人们患病，多向神、佛求救，
常常因得不到及时治疗而死亡。妇女、儿童的境遇更加悲惨。“妇女产前后如过鬼门关”、
“但见娘怀儿，不见儿走路”等歌谣，诵者伤心，闻者震颤。

　　1946年解放后，旗政府着手恢复与发展文化、教育、卫生、科技、体育等事业，中学、医
院、剧团、书店、文化馆、广播站、电影队陆续设立；扫盲教育、科技活动、新法接生、体育
比赛、文艺汇演等活动蓬勃开展。蒙古族的文化、教育、卫生、体育事业受到旗(县)政府的特
别重视，成立蒙医诊所，开设蒙古族小学，组建蒙古歌舞团……。人们的文化水平、健康水平
普遍提高。“文化大革命”期间，知识贬值，青少年学业荒废；“那达慕”大会停办，其他体
育活动也大大减少。中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县委、县政府大力提倡尊重知识、尊重人
才，进行教育体制改革，增加文化、教育、卫生、科技、体育等方面的投资。蒙古族中学、妇
幼保健站、文化馆、体育馆、电视转播台等10余座楼、塔相继落成；学龄前教育、电大教育、
成年人教育、文物考古、电视转播等项事业陆续兴办。1985年，教育出现多层次办学的喜人现
象；防疫治病在积极引进高、精、尖技术的同时继承和完善民族传统医疗技术；体育运动更加
大众化、规范化。全县有大(电大)、中、小学校 328所，教职员工2 911人，中学在校生1.3万
人，小学在校学生 3.3万人，儿童入学率97.5%；医院(站、所)39处，医疗点144处，医疗人员
608人；科技人员2 504人，受市级以上奖励的科研成果 132项；文化馆、团、队、店49个，图
书发行101.7万册；县级体育场、馆3处，国家级教练员、裁判员78人；广播发射塔、电视转播
塔4座，电视机900余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