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饲养管理



　　一 饲养形式

　　游牧，是杜尔伯特部最早的饲养牲畜形式，大范围的游牧常常造成部落的迁徙。杜尔伯特
建旗后，草原仍很广阔，仍有游牧的余地。清末，尤其是“蒙旗地开放”后，蒙古民族开始定
居。清宣统二年(1910)，全旗3 400人，分散在174个村落中，平均每村四、五户，不足20人，
而饲养的牲畜数达百头。这样的小村落极易迁徙，带有浓厚的游牧色彩。村落和村落之间有个
大致范围。在本范围内分区轮牧，每区歇牧十余日。随着土地大量开垦，轮牧的范围越来越小，
间隔的时间也越来越短。游牧及轮牧期间，夏季“昼夜皆听牲畜野外来去自由”，冬夜则将牲
畜拢到背风坡栖息，周围靠猎狗守护以防狼害。民国初年，匪患频多，蒙古族牧民防牲畜丢失
逃散。开挖沟堑，形成露天畜圈，无论冬夏，夜间都将畜拢到畜圈中。汉人则建有简易畜舍为
役畜蔽身。至伪满末年，大牲畜入舍率达11%，其中役马入舍率达36%。民国和伪满时期，拥有
牲畜极少的农户，或者几家合伙轮流放牧，或者全屯雇一个牧工合群放牧；拥有牲畜略多些的
农户，几户合雇一个牧工放牧；拥有牲畜最多的贵族、地主单雇几个牧工放牧。合作化初期，
社员牲畜归社统一饲养使役，放牧费与饲料费由畜主承担，社向畜主支付租金。1958年，人民
公社化后，公社将所有牧畜集中一处或几处饲养，饲养粗糙，乱抓滥用，牲畜损失很大。1961
年 3月，逐步将牲畜下放到大队、小队饲养。此后，公社和大、小队都选择离村较远的良好草
原设牧场以集中饲养牧畜。役畜始终在小队饲养，小队普遍建有牛舍、马舍、羊舍和猪舍。1973
年，全县役畜和猪全部入舍，奶牛和羊大部份入舍，大牲畜入舍率达 14%。未入舍牲畜仍然拢
在露天畜圈中。1979年，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之后，绝大部份牲畜逐渐分散到农民家庭，有畜户
陆续兴建畜舍。1983年春。本县遭受暴风雪袭击，无舍牲畜死亡较多，当年掀起兴建畜舍的热
潮。年末，大牲畜入舍率达 95%，小牲畜已全部入舍。1985年，大牲畜入舍率达100%。同年，
除少量国营、集体牲畜仍统一饲养外，农户饲养牲畜大致分三种形式：一是自家单独放牧；二
是几户合伙轮流放牧；三是数户或全屯将畜合群雇人放牧。

　　二 饲养技术

　　蒙古民族在游牧时期，牲畜不喂料，“啖碱”不“啖盐”，只在患病时“啖盐”。四季牲
畜放牧时，春放洼、夏放岗、秋放平地、冬放阳坡。“蒙旗地开放”后，有了专门役畜。役牛
役马实行喂料，定期“啖盐”。除白天饮足喂足外，夜间还为役马加草料一次。草要铡得细、
料要拌得匀、土筛得净。得出“草肥料力水精神”、“寸草铡三刀，无料也上膘”、“马无夜
草不肥”等经验。在使役中，夏天避开中午日晒，冬天挂掌防滑，驾车下岗慢走防“推”了，
使役完歇歇气再饮水防“串水”等。减轻对孕畜的使役，偏草偏料饲养，不饮冷水，不喂霜草，
防止流产。大群散放的牲畜仍采取较原始的放牧方式。羊的放牧方式有所改变，夏天在长满黄
花菜(萱草)和野韭菜的草场上放羊，秋天在收割后的庄稼地中放羊(溜茬)，使羊上膘。春天羊
归圈时，待母羊哺乳小羊后，将母羊、小羊分别圈开，防止母羊压坏小羊。1955年，初级合作
化时期，针对牲畜饲养粗放状态，全县贯彻“五有三勤”和推广“提高料力、喂饱饮足、量力
使役、修盖棚舍、保驹保胎”等。“五有三勤”即牛马有棚、猪羊有圈、鸡鸭有架、家有粪坑、
队有厕所和勤起、勤垫、勤打扫畜圈。1958年，各作业区制定对役畜几饮几喂技术措施，如冬
闲四喂五饮，春耕三喂五饮， 夏锄五喂五饮， 秋收三喂三饮等。1966年，各项养畜责任制被
“砸烂”，技术措施也大部份被放弃，牛因失饮、失喂“干摆”， 羊因棚圈潮湿肮脏长癞(疥
癣)，大批死亡的现象年年发生。同期，牲畜的受胎、产仔、 成活率大大降低。1979—1984年，
牲畜陆续“承包”、“转贷”后，农民开始重视古老的养畜经验和新的养畜技术，并且实行春、
夏、秋三季放牧，冬季奶牛、役马等实行舍养。尤其注重奶牛的饲养管理， 推广三定(定时喂
饲、定时喂给、定时挤奶)、三足(草、料、水)、三细(喂、养、管理)、三好(运动、刷拭、护
理)、三净 (饲料、工具、环境)等养牛经验。牲畜“三率”上升，自然死亡减少。羊的自然增
长率1978年为5.4%，1985年达到20.8%；牛的自然增长率1978年为3.8%，1985年达到20.6%。

　　三 饲养责任制

　　初级合作社时期，牲畜的饲养管理没有明确的责任制，无章可循，管理混乱。1956年，红
星合作社实行包工包产责任制，规定承包基础工时额及牲畜受胎保活率标准，超标准有奖，达
不到标准有罚。1958年，东风公社二作业区实行七定三包责任制。七定：定单位畜工分、定单
位畜饲草、定单位畜饲料、定日喂饮次数、定使役量、定饲养杂支、定积肥数；三包：包膘头、
包繁殖、包成活头数。超标准有奖，低于标准有罚。1962年，牲畜管理权下放到小队后，上述
责任制得到推广与发展。具体有耕畜定包奖和牧畜定包奖。耕畜定包奖：定人员、定工具、定
草料和包使役、包繁殖、包膘头、包粪肥。有奖有惩，落实到使役员、饲养员、放牧员，并以
使役员为主，奖惩都是其他两员的二倍。牧畜定包奖：定人员、定畜群、定草原、定棚圈和包
成活头数、包繁殖、包粪肥，有奖有惩，落实到放牧员。同年，124 个小队落实定包奖责任制
并兑现奖惩，占小队总数的30%。兑现奖金2 800元，工分1.2万分，受奖280人。1964年，兑现
定包奖的小队达308个，占小队总数的74%，奖励现金4万余元，工分 7万余分，受奖706人，受
罚 9人。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在批判“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的同时，定包奖
责任制受到批判并被取缔，牲畜饲养管理重新陷入混乱状态。1979年，定包奖责任制在敖林西
伯公社诺尔大队恢复。1980年，发展成“九定三奖”承包制。九定：定人员、定头数、定劳动
量、定报酬、定母畜三率、定膘头、定产奶量、定草料、定放牧地；三奖：成畜保活有奖、仔
畜超繁有奖、牛奶多产有奖。奖励物品全改为现金，承包直接到农民家庭。1981年，改为“放
母还犊”责任制。具体内容：一是将牲畜放到农民家庭，保本保值，以生顶死，如成畜死亡均
以当年所繁殖的幼畜顶补，无幼畜者以承包者私有畜顶补，无畜者按价赔款。二是仔畜分成，
对以生顶死后其余的仔畜作价，牛羊对半分，马四六分成，集体为六，分钱不分畜。三是母羊
必保八成羔，超繁归承包者。四是畜产品归承包者，一切费用也由承包者自负。五是出售牲畜，
集体与承包者协商。这种责任制进一步发展，将牲畜作价给个人，所有制发生变化，责任制也
就不起作用。

　　县内国营农牧场实行的牲畜饲养责任制有“定额超产”和“租赁承包”两种。

　　四 饲养专业化

　　“蒙旗地开放前”， 蒙古民族单纯从事牧业生产， 畜产品很少用于交换，主要是自用—
“吃奶、吃肉、穿皮”。“蒙旗地开放”后至民国期间。汉人以农(种植业)为主，蒙古人以牧
为主。伪满期间。各民族均转向以农为主，兼营牧业。1958—1978年，国营与集体普遍建有牧
场，集中饲养牲畜，目的是为农业提供动力和资金，即牧业仍附属于农业。1979年后，畜产品
开始全面商品化。1980年，专门从事牧业生产的家庭经济逐渐形成，出现众多的牧业专业户。
牧业专业户可以不从事商品粮生产，即不种责任田，并且由生产队划给一定数量的饲料地。1985
年，养牛专业户975户，养牛5 000余头；养羊专业户164户，养羊1.5万余只。另外还有养猪、
养禽专业户174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