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节 经营管理



　　一 劳动管理

　　1952—1955年，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时期，推广“短期包工、常年包工、按活定工分”的
管理办法。按规定18户以上的初级社就可以建立劳动管理组织，全旗 215个初级社均建立不同
形式劳动管理组织。77个社实行短期包工制；43个社实行标准分制。死分活评；9 个社实行常
年包工制(其中2个社实行7级定额制)。1956—1957年，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时期，一些合作社
对生产队劳动力规定最多不超过35个，过多不利于生产分工。各生产队可以根据需要分为若干
个生产小组，每组10个劳动力，实行定人力、定畜力、定土地、定农具的“四定”管理措施。
1957年，对生产队实行包工、包产、包财务、定奖惩的“三包一奖”管理办法。高级农业生产
合作社管理机构设置：



　　1958年，公社化时期，取消生产队劳动组织管理办法，实行公社、管理区(生产大队)、生
产队三级管理。社员代表大会是公社最高权利机构，每季召开一次代表大会，代表由社员投票
选举。各级劳动管理组织的任务权利是：公社管理委员会有权决定公社的生产计划、分配制度、
物资调剂以及兴办工程事业等；管理区根据公社管理委员会作出的决定和统一计划，有权决定
本管理区生产、劳动、生活和兴办中小型事业与管理等；生产队是组织劳动的基本单位，根据
管理区的统一计划，管理本队生产、生活、劳动和兴办经营小型工副业等。

　　以公社为核算单位，劳动力分等划级分配，考核和管理劳动力开始只记出勤，后来实行死
分死记，劳动效率一直很低。1963年，根据《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规定，实行以生产队
为基本核算单位，强调按劳分配，恢复定额包工，评工记分制度。“文化大革命”时期，农业
劳动组织管理机构瘫痪，劳动管理的各项规章制度被视作“工分挂帅”、“物质刺激”受到批
判。大搞“自报公议”评工记分方法。

　　1978年春，部分生产队实行“五定一奖惩”的农业生产责任制。1980年有 451个生产队制
定和实施统一经营，联产到劳(组)；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等形式农业生
产责任制。1984年，全县生产队都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业劳动管理工作以推广实行生
产责任制为中心，重点解决好乡(镇)、村、屯经济合同管理工作。对县内土地、畜牧、苇塘、
水面、草原的专业承包合同，在管理上春抓签订、夏抓复查、秋抓兑现三个环节，实行县、乡
(镇)、村三级管理和县、乡(镇)二级合同仲裁制度。

　　二 财务管理

　　互助合作时期财务管理是以互助小组为单位。一种方法是实行记帐制，误工由领工员和组
长记误工日期，加盖个人名章。另一种是实行工票制度，互助组每人持10—20个工牌，分整工、
半工，误工者交出一个工牌，挣工者收进一个工牌，算帐时以工牌为凭。每年在送粪、种地、
铲蹦、夏锄、打场时各算帐一次，工价视经营情况而定。干部的补咕由全村负担，实行记工按
季负担或按地抽粮，每垧地 1斤，上缴村公所后一部分作干部补贴，另一部分作村公所费用。
村上立公帐，按季结算公布。

　　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时期，财务管理以劳动力分红为主，对社员入股基金不付息，出社可
以带走。对社员投入的生产工具(犁、耲耙、车、马等)一律按使用价值付给租金，小型农具社
员自备自用1h管。1956年，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成立后，贯彻“按劳取酬、多劳多得”原则，
在人力、畜力、土地、农具“四固定”基础上，社员按季自报劳动日。1957年，全县生产队突
击建帐，确定财务主任、出纳员、保管员、记工员。同时，把社员入社时投入的农具、役畜等
重新登记，对社员劳动报酬实行预分制，全年按清明、端午节、夏锄、挂锄、麦收、中秋节、
换季等预分现金或实物，并规定全年预分数量不得超过全社分配总计的40%。

　　1958年，先以公社为核算单位，后改大队为核算单位，破坏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财务管
理制度，加之“一平二调”和“共产风”影响，集体经济损失严重。1962年，进行纠偏工作，
全县生产队普遍建立开支审批、现金管理、物资保管、帐目公开、钱帐权分管等一系列财务管
理制度。1974年12月。推广学习新屯公社兴隆大队财务公开、民主理财经验，全面开展农村财
务大检查，共查出贪污盗窃款3 000元，不合理开支5 000元，不合理分配 2万元。1981年，全
县有613个生产队建立各项规章制度，占生产队总数的92.2%，基本克服财务管理无核算、无制
度、无帐目的混乱局面。同年，对9个公社，40个生产大队，225个生产队进行财务整顿，共清
理粮食亏库9 630公斤，折款1.1万元；物资亏库1.6万元；83个生产队固定资产无帐，金额10.2
万元；不合理开支1万元；损失浪费2 600元；冒打收入2 400元；分掉公共积累1 500元；生产
费甩下年 9 000元。在财务整顿基础上，开始试行推广农村联队专业会计制度。联队专业会计
平均每4个生产队设1人，全县农村财务人员由1 394人降至452人，减轻了农民经济负担。1982
年，全县618个生产队的财务整顿工作全面展开，查出少款1.6万元，粮食亏库 6万公斤，物资
亏库5.6万元，冒打收入2.5万元，分掉公共积累8 000元，生产费甩下年8 100元。查处贪污案
件21起，涉及27人，金额8 000元，退回脏款 6 000元；盗窃案一起，金额2 000元；损失浪费
粮食、物资 128.7万元。同年，总结推广烟筒屯公社土城子大队实现“七增一降”财务管理经
验。1983年，共有 518个生产队实行联队专业会计制度，减少补贴费42.6万元。1984年，全面
开始清理集体债权债务和财务整顿工作。清理整顿183个集体财金不清队，处理解决250个生产
队呆帐款52.2万元，查处贪污、差款等经济问题55起，查出损失浪费金额 7.8万元，基本摸清
集体实际财金总额。同时，针对财务管理出现的新形式，采取抽样调查和扶持示范户办法，按
全县总农户14%落实家庭经济核算　4 100户，建立家庭经济核算联系户制度。1985年，结合农
村整顿，开展农村财务清查和“三欠”(即职工、社员和外单位欠生产队款)回收工作。农业局
合作经济管理站汇编成城镇职工干部欠款花名册，由各乡(镇)经济管理站实施“三欠”回收，
对生产队遗留下的债权债务按国务院要求进行“三清一转”。全县集体经济债权人(人欠)总额
2 088.4万元，其中社员欠款1 328.4万元。外单位欠款727万元。职工欠款333万元。集体债务
(欠他人)总额 1 058万元，其中欠国家贷款662.2万元，欠他单位款312.9万元，欠社员82.9万
元。为加强对农村合作经济的资金管理，制止不合理指令摊派，减轻农民负担，县委、县政府
专门组织工作组，深入农村对“两金一费”的指标进行核定，对集体提留的积累不准贪占挪用，
并实行经营制度。

　　全县农村共有专业会计287人。其中 1—2级会计246人，3级会计41人。有71个村建立会计
资料档案室。

　　三 收益分配

　　1952年。试办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实行土地、生产资料(车马、农具)入股参加分配。即：
在总收入中扣除农业税，留足下年生产费用，提取5%公积金、公益金，其余按股和劳动力分配。
按股分配占30—40%，按劳动力分配占60—70%。1956年，全县普遍建立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土地归集体，生产资料作价入股不再参加分红，各户入社车马、农具作价金额多退少补，年终
分配按社员所得工分计算。当年各社进行第一次秋收分配，社员分配占60— 70%。公积金提取
占6%，公益金提取占 1—2%，生产管理费提取不超过社员总收入0.5%。合作社管理干部同样参
加分配。300 户以上的合作社党支部书记、主任按上等劳动力计算工分；非脱产的副主任和会
计按上中等劳动力计算工分。200—300户的合作社支部书记、主任按中等劳动力计算工分，副
主任、会计稍低一些。规定合作社干部误工补工最多不能超过全社劳动日总和的2%。

　　1958年，收益分配实行“以产计酬”和“三包一奖”制度，即在农、工、副、牧、林、渔
等六大业中，实行包工、包产、包耕畜，以产计酬，产值双包，以产计奖惩。生产队根据全队
耕地面积、措施和单位产量确定总产量和总产值，并以全年用工总数相除，求出每个劳动日的
产量和产值，秋后承包单位按上缴产量产值，取得劳动报酬。对超产单位，超产部分的 30%收
归公社、管理区(生产大队一级单位)作为积累，70%归生产队支配。生产队从中提取10%作为积
累，10% 奖励优秀队干部和五好社员，剩余部分按社员劳动日值全部投入分配。对于人为减产
的生产单位，要以减产部分的 20%作为惩罚。如因自然灾害或其他非人为情况减产，经群众评
议后，报请公社、管理区批准，减少其指标或不予惩罚。公社社员计酬形式为“按劳分配、多
劳多得”。分配原则是兼顾国家、 集体、社员三者利益， 对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社员，执行
“劳动定额，集体包工、评工记分，按工付酬”方法；对管理区书记、主任和会计实行“定工
生产，定额补助，年终评奖”的办法，其他领导人员一律实行因公误工补工办法进行计工；生
产队的记帐员根据队型大小和业务繁简，实行每月固定补工4—5个。补工部分 (包括党支部书
记、主任、会计)不超过管理区总用工20%。这一时期分配比例：国家税收8%，公共积累提取25%，
生产费包括行政管理费27%，社员分配占总收入的40%。同年人均收入62.00元。

　　在公社化过程中，公社无偿调用各生产队劳动力、生产资料和其它物资，机械设备、人员、
资金、生产资料，甚至生产队役畜、土地、房屋、家禽等无所不调。1958—1959年，全县经历
4次大规模平调，共平调劳动力和各类生产、生活物资折款322万元。其中省、市平调40.1万元，
县级平调50.5万元，公社级平调 176.6万元，大队级平调39.7万元，小队级平调15.1万元。受
“共产风”影响，实行粮食供给制(或伙食供给制，或基本生活需要供给制)，全县开办各类型
食堂 702处，供应11.2万人就餐，农民家庭用的桌椅板凳、锅碗瓢盆无偿收归集体食堂。1961
年，大反“五风”，即反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特殊化风，解散公共食堂，
退赔所平调的各生产队财物。1962年，农村公社集体经济开始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收益
的价值形式在生产队内部一般不采用总产值指标而采用总收入指标。所谓总收入是指生产队在
一定时期(通常是一年)经营所得可以参加本期分配的实物收入和现金收入的总和，包括农、林、
牧、副、渔等各业生产收入、劳务收入，以及利息、租金等收入，不包括贷款收入、预购定金，
也不包括牲畜增重、林木生长、社员参加平整土地、兴修水利所创造价值。总收入的分配，实
际上包括两方面的经济活力，首先是生产队从总收入中扣除生产中已经消耗的生产资料 (如种
子、饲料、肥料、燃料、农具和其它固定资产的折旧) 以及管理费，然后，对余下的净收入在
国家、集体和社员个人之间进行分配，其分配关系为：



　　生产队每年终进行一次决算分配，具体程序和做法是：第一步把生产队一年的总收入实事
求是地计算清楚；第二步扣除生产费、管理费；第三步根据国家规定上缴税金；第四步根据各
队具体情况合理提留公积金、生产费基金、公益金；第五步在生产队总收入作上述扣除和提留
之后，剩下来部分，作为社员个人消费基金，分给社员。除保证完成国家税收外，生产队内部
的积累和消费的分配，由社员大会讨论决定。

　　上缴国家部分，主要是农业税和工副业税。集体提留部分，主要是公积金、公益金、生产
费基金、储备粮基金。分给社员部分，在生产队总收入中占的比重最大，一般占54—55%。

　　社员劳动报酬仍采用工分制。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大队长、会计补贴标准140—160个劳
动日，最多不超地 180个；生产队长、会计补贴标准为50—60个劳动日；生产大队副大队长、
团支部书记、妇女主任、民兵连长等因公误工补工平均最多不超过30个劳动日，其中团支书、
妇女主任不超过10—15个劳动日，民兵连长不超过15个劳动日。在正确处理好国家、集体和社
员三者关系前提下，社员人均收入60—80元的生产队，公共积累必须达到总收入的 3—5%；人
均收入80—100元的生产队，公共积累提取必须达到5—7%；人均收入100—120元的生产队，公
共积累提取必须达到15%；人均收入 150元以上的生产队，公共积累提取不低于18%；人均收入
不足60元的生产队，可以少提，公益金提取不低于当年总收入 2—3%。1963年，县委、县人委
根据本县特点对实物分配作出三项补充规定：一是按人口或劳动力下达社员向集体投肥任务，
其报酬可以兑现钱、物，也可以记工分或同口粮挂勾。二是基本劳动日自报，凡是具备劳动能
力的社员进行劳动日自报及民主评定，实行劳动日与基本口粮挂勾。三是基本口粮与工分粮采
取“一九”或“二八”开办法(口粮与工分粮百分比，如口粮80%，工分粮20%)，不分计划内外，
一开到底。

　　“文化大革命”期间，收益分配出现高估产、高征购、高积累，使许多队陷入集体空、社
员穷的境地。由于分配不公，生产工具落后，造成生产力水平严重下降。1972年，全县出现负
支生产队(群众俗称“倒找队”)30个，1979年增加到55个。

　　1981年，为适应农村经济政策变革需要，县委、县政府对秋收分配工作提出新的要求：一
是建立分配组织，采取“三包”(公社党委委员包片、干部包大队、大队干部包生产队)、“四
统一”(秋收分配与生产统一布署、统一检查、统一汇报、统一评比)办法，建帐建制，落实生
产计划和生产责任制，清仓查库和清理不合理开支。二是各级政府成立秋收分配办公室，并以
他拉红大队和扎郎格大队作为全县秋收分配试点，探讨农村实行新经济政策时期收益分配工作
的方法。三是检查落实家庭联产承包后合同兑现情况，合理调整承包合同指标。并成立由生产
队长、会计、经验丰富的农民、承包户代表和公社、生产大队干部参加的评产小组，力求使评
产接近实产。1984年，人均分配口粮388公斤。1985年，人均收入383.20元。

　　 农业收益分配情况
　　 单位：万元、元、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