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农贷与资金清理



　　一 农贷清理

　　1956年10月，银行着手对1949—1956年 7年间所发生的陈欠农业贷款清理回收。到期应偿
还贷款52万元，年末回收 8.8万元。1957年，又清理回收25万元。合作化时期与“大跃进”时
期，投入大量的属于政治目的而不考虑经济效益的贷款，并且贷款对象分合增撤频繁，造成贷
款错乱、积欠严重。1961年前，积欠贷款总额 151.1万元。其中，生产费用58.4万元，生产设
备(马拉农具)14万元，社办企业11.5万元，兴修水利29.4万元，大办养猪场 1万元，采伐木材
13.9万元，社员个人22.9万元。1961—1963年，多次对此积欠，错乱贷款进行清理回收，主要
进行落实债务、核对款额以及豁免等项工作。1963年3月，全县已清理241个贷款单位，占应清
理的464个单位的 52%，清理款额49.7万元，占应清理款额的32.9%。“文化大革命”期间，农
业生产和财务制度都遭到严重破坏，许多极端贫困的生产队几乎是靠贷款“振济”度日。还有
的生产队冒打收入，分空吃光，不留积累，到第二年春天，处于种不上地的危险境地，不得已
迫切伸手要贷款。周而复始，造成贷款大量积欠。同时生产队和银行之间帐目错乱也成了普遍
现象。1976年，通过对3个公社银行营业所进行内外帐目核对，发现所涉及到的170个贷款单位
竞有 140个和银行贷款往来帐目不符。1979年初，从县行和基层营业所抽调部份骨干，逐社逐
队地对贷款进行检查清理。据检查，1978年末银行和信用社发放的贷款总金额 1 038.2万元，
其中逾期贷款909万元，占贷款总额的87.5%。同时，国家机关、企事业、干部、社员等各方面
摊派、筹借、拖欠生产队资金总额达到 1 285.8万元，形成规模庞大的“三角债”。其中，国
家机关和企业单位占用 3万元，公社、大队和事业单位占用27.3万元，国家职工、社队干部、
社员群众占用1 255.5万元。在贷款发放中，被私人贪污1万元，属于投入无效或报废工程78.2
万元。1979年，对农业贷款进行结构性调整，由扶持消费性的、生产自给性的转向扶持商品性
的生产，增强了农民还款能力。1981年，全年累计发放各项贷款4 707万元，收回5 368万元，
不仅收回当年应收的贷款，还收回很大一部份陈欠。1983年，为了适应以家庭为单位的承包经
营形式，开始将原生产队的陈欠贷款逐步落实到农民家庭。1984年落实完毕，共落实 2.1万户，
1 810万元。1985年，对1978年以前的陈欠的部份贷款予以豁免，全县共豁免112万元，包括政
策性投资损失、受贷户走死逃亡以及尚未分解落实到农户的部份贷款。

　　二 资金清理

　　1952年，贸易系统(百货公司、贸易货栈)和合作系统(供销社)为了推销商品，全年发生商
业信用(赊销) 230亿元(旧人民币)，年末，大部份收回。1958年，各行各业争相大办工厂、大
办副食基地、大搞基本建设和技术革新。相互之间、上下之间乱拉资金或平调资金，从而，发
生大量挪用、拖欠资金现象。1959年，结合“全额信贷”资金管理体制的实施，进行清理，共
清出挪用、拖欠资金531.5万元。其中：基本建设挪用19.4万元，商品赊欠200.7万元，预付预
购款逾期未还250.8万元，亏损和超缴利税22.6万元。年末，收回和划转424.8万元，占总额的
81.8%。1960年，新发生的挪用、拖欠资金又有197.6万元，银行对发生严重的单位实行停止贷
款的处罚。“文化大革命”后期，对个别企业进行资金清理。1983年，企业资金清理工作全面
铺开，简称“三清”，即清理挪用资金、拖欠资金和积压资金。1984年，共清出三项资金1 378.9
万元。其中：积压560.9万元，挪用406.4万元，拖欠411.6万元。积压资金中，产成品资金402.5
万元。挪用资金中，职工欠款73.9万元。年末，清理回收三项资金782.1万元，占总额的56.8%。
自改革开放以来，一些乡镇企业、集体企业和私人企业主要靠挪借资金起家，靠赊销商品或产
品打开市场。国营企业在商品或产品滞销的情况下，赊销也很严重。部份赊销、挪借资金缺乏
信用保证，长期不能结算，企业与企业、县内与县外产生许许多多的“多角债”、“循环债”。
个别企业的原材料或商品无款购进，而销售款一时又难于收回，频临倒闭的境地。有的企业即
要忙于四处讨债，又要穷于应付上门的债主，耗费很多的时间和人力、财力；甚至有的企业由
于债务人变更，造成了大量呆帐损失。到1984年，县属集体工业因此种呆帐损失资金80笔，22.9
万元，1985年，继续“三清”，回收三项资金530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