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政保



　　一 镇反

　　1951年 2月，县委根据中央人民政府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决定在
全旗范围内大张旗鼓地掀起镇压反革命运动。按照“先城市，后乡村”的原则，制定党委统一
领导，分工负责的镇反计划。动员群众大揭发、大检举，共收到揭发检举信件 300多封。县委、
旗政府召开公开审判反革命分子大会，把镇压反革命运动引向深入。同年，在证据确凿，核实
定案的基础上，共逮捕反革命分子29人，处死罪大恶极的11人。对没有血债，民愤不大或对国
家利益损害未达到严重程度者。判徒刑或交群众监督劳动。1952年，逮捕反革命分子18人。判
处死刑7人。

　　二 肃反

　　1955年7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开展斗争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根据中央
指示，12月，旗肃反运动开始，1959年 3月结束。运动分为学习发动、坦白检举、专案复查定
案三个步骤。县委抽调肃反专职干部131人，参加运动总人数4 673人。1956年 7月，县委组织
成立甄别定案小组，经过发动群众，反复摸底，分类排队和查证核实，共查出反革命分子和坏
分子64人，其中反革命分子43人。公安局经过调查研究和甄别定案，依法判刑18人，管制10人，
行政开除10人，留用下放7人，行政开除监督生产19人。

　　三 打击反动会道门

　　1946—1948年解放初期，活动在旗(县)范围内的反动会道门有圣贤道、一贯道、园吨道、
中天道、九宫道、老母好道等。其中以圣贤道、一贯道最为活跃。

　　圣师道，又称憋气道，伪满大同 2年(1933)从林甸传入，活动区域为烟筒屯、马地房子、
趟奈屯、黄土岗、三和屯、夹沟子一带。1948年。杜尔伯特旗有道徒100余人。

　　一贯道，伪满康德 8年(1941)从哈尔滨传入。活动区域泰康、新发、广胜、尖山子、黄花
岗及林甸县霍地房子。1948年，一贯道共设坛3处，分坛9处，“开荒”点30余处，有道徒1 500
余人。

　　1949年 5月，县委在全旗范围内开展揭露和打击反动会道门运动。宣布一贯道、圣贤道和
园吨道等13种道教为非法组织，坚决取缔。同时向群众讲明政策，凡是入道者只要经过登记，
声明退出会道门，即往不纠。对顽固不化、继续活动的道首、道徒予以逮捕法办。9 月，逮捕
一贯道道首9人，其中点传师1人，引进师1人。同年，全旗城乡声明退出反动会道门的道徒875
人，其中泰康街 178人。1950年，一贯道等反动会道门已彻底崩溃。只有圣贤道在烟筒屯一带
(当时属林甸县)秘密活动。

　　1957年10月，公安局从一起画上蝴蝶“起鼓”(成活)谣言入手，侦破圣贤道、园吨道两起
反动会道门案件。两个会道门在4个乡发展道徒150人。他们制造反动谣言，装神弄鬼，骗取钱
财，骗奸妇女。1958年 1月，公安局逮捕两道道首18人，有教主、秋场、护场、号师等。对其
他道徒进行批评教育，令他们改邪归正。1963年，在泰康镇、克尔台、烟筒屯、他拉哈再次出
现圣贤道活动，公安部门逮捕道首4人，圣贤道从此绝迹。

　　四 清队清自流

　　清理阶级队伍1967年10月，开展清查、深挖“三特一叛”工作。“三特一叛”即：苏联特
务、国民党特务、日本特务和叛徒。同时根据省下发的名单，查找“四种人”：投敌、叛变、
特务、敌情报人员。县成立清查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各公社、场成立相应组织。10—11月
中旬，翻阅敌伪档案资料和报刊，从中查找线索。11月下旬，建立健全专业队伍。收集、审查
各种资料，调查摸底，同时发动群众揭发检举。1968年 7月，从各单位抽调外调员66人，分赴
东北和关内各省进行调查取证。1969年抽调 150余人外调，并且在上海、济南、沈阳设立三处
外调联络站。8月，全县共揭发重大敌情线索2 500余件，立案823起，已查证693起，其中查清
定性362起，定案处理16起，落实“四种人”72人。挖出敌伪组织20个，已查清8个。敌伪组织
包括：特务据点、国民党情报队、地下建军部、国民党部、“读书会”、圣贤道、“同盟会”
等。1971年11月，立案977起，结案969起。其中敌我矛盾191起(特务33起，叛徒 9起，历史反
革命81起，地富反坏右分子68起)，人民内部矛盾778起(严重政治历史问题134起，一般问题508
起，无问题136起)。1972年初，所抽调的清队人员绝大部份撤回本单位，仅留几个人处理遗留
案件。1973年初，清队工作结束，共处理案件992起，尚有1案未结。

　　在清队过程中，受“宁左勿右”思想影响和个别检举人挟嫌报复或为捞取政治资本，诬陷、
伪证、逼供现象大量发生，造成一些冤、假、错案，严重地混淆敌我矛盾。如1968年和南“迎
蒋大队”一案，就是检举人出于打击报复蓄意制造的冤案。此案牵连上百人，有33人遭毒打、
审讯、揪斗，其中7人被拘捕判刑，刑期多者20年，少者4年，有的冤死狱中，有的妻离子散。
全县共有40人在清队中自杀身亡。

　　清理自流人员1968年 9月15日，由县公安军管组负责，对自流人员进行大清理，即采取突
然搜查的方式找寻自流人员。通过集中审查予以处理。到1969年3月25日，共进行4次。全县出
动解放军10人次。民兵7152人次，县、公社领导30人次，汽车和拖拉机6台次，大车282台次，
船27只次，马 872匹次。城镇重点搜索区是火车站、汽车站、旅店、外地驻泰办事处、街面等。
农村重点搜索区是江边、草原等。先后集中到县城的自流人员共 586人，来自山东、辽宁、吉
林、河南、河北、江苏、安徽、内蒙、黑龙江等 9个省(区)，70多个县。经审查，有长期潜逃
的“现行反革命分子”5人。隐藏身份长期外逃的历史反革命分子10人，坏分子5人，“右派分
子”1 人，逃亡地富分子23人，劳改劳教人员40人，流氓盗窃犯51人，“投机捣把”和“黑包
工”人员64人，问题不清17人。单纯外流谋生370人。对无问题或问题不大的505人，分期分批
遣送回原籍；对问题严重的48人，押解回原籍45人，拘留3人；对其余34人继续审查处理。

　　1969年9月23日，再次突然搜查、清理一批自流人员。

　　1975年 5月17日—19日，全县出动603人(其中公安干警34人，基层干部42人，民兵517人)，
清查铁路沿线、地窝棚和渔亮子。共清查出自流人员 489人，其中列为重点审查对象35人，包
括外逃“四类”分子5人，盗窃犯4人，拐骗妇女犯2人，“搞投机捣把”的5人，“黑包工头子”
2人。形迹可疑的17人。最后，由公安部门查清释放58人， 由民兵指挥部审查处理24人，由工
商部门审查处理38人，由民政部门遣送334人。

　　五 “五类分子”改造

　　1950年，在反动党团登记和打击封建会道门基础上，公安局决定先在城区开展管制反革命
分子工作，确定第一批被管制的反革命分子26人。随后，农村各区陆续开展管制反革命分子的
工作。1953年2月，全县被管制的反革命分子183人。3月，整顿管制工作，对148人撤销管制，
其中属于历史问题不大的 100人，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25人。属于在管制期内转变较好的23人。
新加管制25人(属于过去应管未管的反革命分子)。7 月，整顿结束，共管制反革命分子60人，
其中恶霸地主24人，反动会道门道首7人，蒋伪官吏17人，土匪 7人，反动党团骨干3人。1954
年 2月，开始对被管制的反革命分子进行评议审查，通过评审以决定进行管制或撤销管制，延
长管制期或缩短管制期等。

　　1958年9月，集训一批五类分子。全县共有“五类分子”1 606人：

　　地主分子549人，其中社员475人，候补社员20人，监督生产54人。

　　富农分子791人，其中社员700人，候补社员22人，监督生产69人。

　　反革命分子31人，其中社员5人，候补社员2人，监督生产24人。

　　坏分子180人。

　　“右派分子”55人，其中监督生产19人。

　　1959年，对“五类分子”逐人建立改造承包组，执行“三包一保证”、“十个好人夹一个
坏人”的帮改办法和日积累、月考核、季小评、年总评的制度。1960年，根据对“五类”分子
评审结果，给予摘掉帽子 (撤销管制)的37人，给予戴上帽子 (新加管制)的87人。年末，共有
“五类分子”771人，其中戴帽399人。戴帽者中，依法管制41人，监督生产 215人，候补社员
96人，“右派分子”47人。1962年，全县建有包改小组266个，参加包改人员1 285人，包改戴
帽分子470人。1965年，全县有“四类分子”1 183人(“右派”改造由统战部负责)，其中地主
分子369人，富农分子609人，反革命分子147人，坏分子31人。经过评审继续戴帽518人，新戴
帽42人，摘帽65人。戴帽者中，依法管制56人，监督生产392人，候补社员72人。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包改小组解体，揪斗、体罚取代思想改造工作。

　　1979年2—3月，县在烟筒屯公社合光大队进行“四类分子”摘帽和地富家庭出身改正试点。
经群众评定，对所有8名“四类分子”一律摘帽，对2名错戴帽的人予以纠正，对原地、富家庭
出身的23名社员和原地、富家庭出身的86名社员子女一律改定为社员。4 月，此项工作全面铺
开，全县摘掉“四类分子”帽子的共有248人，除16人外出无法评议外，戴帽分子仅剩4人。改
正家庭出身的共10 181人，划定本人成份的 3 332人。同期，对原劳改场疏散的刑满就业人员
进行复查审议，对错戴帽子的187人予以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