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管理体制


　　

　　解放后，县政府接收敌伪资产，建立国营企业，逐步形成国营、集体、私营经济并存的管
理体制，推动了经济建设的迅速恢复和发展。建国后，公有制经济成分在全县经济结构中占据
主导地位，为实行计划经济奠定了基础。1952年 8月，林口县经济计划委员会成立，负责编制
下达国民经济计划，监督检查全县计划执行情况；组织协调解决计划执行中存在的问题，报告
执行结果。从此，本县形成以计划经济为主体的国民经济管理体制。

　　1953年，国家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根据国家“统一计划，分级管理”的原则，本县
采取“以间接计划为主，以直接计划为辅”的形式，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对全县经济进行计
划管理。直接计划执行以中央集中管理为主的分级管理体制，即本县基本建设项目由国家和省
审批下达，县负责组织实施；主要物资由国家按生产建设计划的产品、项目进行分配，县负责
组织供应；财政收支两条线均由省下达计划，县负责组织收入，按批准计划支出。全民所有制
企业和实行定息的公私合营企业的生产，国家和省管产品实行直接计划。企业所需主要生产资
料按计划供应，产品由商业部门统一收购；企业的利润和基本折旧基金全部上缴，技术措施费、
新产品试制费和零星固定资产购置费由财政拨款解决。对农业、手工业和私营企业的生产，非
国家和省管产品项目实行间接计划，所需生产资料通过市场供应。在县域经济中，由于农业、
手工业处于主宰地位，因此县域经济的计划管理主要是间接计划管理，即通过经济合同的方式
将农业、手工业和私营企业纳入国家计划。这种管理体制基本适应当时的生产力发展的需要，
对发展生产，繁荣经济，起到了重要作用。

　　1958年“大跃进”运动开始后，国家在坚持“统一计划，分级管理”和“大权独揽，小权
分散”原则下，对计划管理体制进行改革，逐步扩大地方计划管理权限。中共中央、国务院决
定将国家部属企业下放给当地管理；省决定除电业、铁路、邮电和森工企业外，其他大中型企
业也全部下放给当地管理。这样县级计划管理权限相应扩大。在“大跃进”运动中，全县掀起
“大办工业”热潮，县营企业、部门企业和社队企业迅速增多。由于盲目冒进，造成国民经济
比例严重失调。 1961年中共中央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 “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
“大跃进”时期下放给地方的权力，被国家重新收回，企业隶属关系也作了相应调整，盲目兴
办的企业被关、停、并、转。县级计划管理权限缩小。1964年，随着全国经济形势的好转，国
家陆续下放物资、财政、投资等方面的机动权和“五小企业” (小钢铁、小水泥、小化肥、小
煤炭和小农机企业) 产品分配权，再次扩大了县级计划管理权限；省采取省、县分成的办法，
将地方企业基本折旧基金全部留给地方和企业支配，抵补原来由国家财政拨付的技术措施、零
星固定资产购置和劳动保护等三项费用，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企业的积极性。此时期，单一的
指令性计划管理体制日益成熟。

　　1967年 7月，在“文化大革命”运动冲击下，本县计划管理机构瘫痪，制度废弛。此后，
本县国民经济失去计划管理的控制作用，生产建设年度计划被各项专业计划取代。1973年以后，
政治运动对工农业生产的冲击逐步减少，本县计划调控作用重新恢复并逐步加强。指令性计划
管理体制进一步完善，同时其管理僵化的弊端也日益严重起来，经济活动受指令性计划的严格
制约，失去活力。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贯彻改革开放政策，为克服计划管理体制僵化的弊端，避免重走
“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老路，国家逐步实行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
计划管理体制。在“简政放权”指示下，逐步缩小指令性计划范围，扩大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
节范围。在工业方面，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缩小指令性生产计划范围，扩大指导性计划规模，
增加市场调节部分。在农业方面，实行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进行指导性计划管理，通过粮食
和经济作物合同定购形式，引导农民按照国家计划要求因地制宜安排生产。适应这种新体制的
需要，1985年，基本建设投资和更新改造资金由拨款改为贷款，实行有偿使用。生产资料作为
商品进入市场，消费品实行统购统销，计划收购、定购、选购和自销等多种购销形式并存。财
政上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等办法，地方自有外汇留成由地方自行支配。这些措施在本
县落实，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促进了生产发展，活跃了县域经济，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

　　1992年，中共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提出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社会主
义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此后，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体制开始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