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林口革命历史回忆录》摘编
六、《林口革命历史回忆录》摘编
六、《林口革命历史回忆录》摘编
(一)林口街中共吉东特委机关和交通站
1936年在苏联的中共中央代表团直接领导东北的第三国际，中央代表团派于化南来林口与
我接关系，我看了介绍信后，知道他是负责特委工作的。经过商量，我这里原来的特委交通站
变为特委机关，于化南(当时说姓“诵”)是特委书记，化名李德生，我做秘书工作。印刷工人
于安林，是我发展的党员，负责跑交通。还有一个姓赵的学徒后来到了部队。特委机关的地址，
在林口东街宝安印刷局。当时的工作：一、办救国报和文件保管。二、派学员去苏联学习，对
象是(1)在地方呆不下去的；(2)有培养前途的； (3)思想上动摇的。我送过一次，是从依兰派
去的两名中学生，一男一女。因为当时北满和吉东在东北只这一条通路，我送到密山县界，他
们再派人接去。秋天往后派学生过境就不行了，因国境上日寇增卡子了。三、领导宁安、勃利、
穆棱、依兰、密山等县委的地下工作，主要是接待上级来人。四、发送翻印的巴黎救国报和别
的文件。
当时林口设立 3个交通联络点，东街有银匠铺、修表铺两处，西街有个鲜货床子。于化南
在石印局(林口东街宝安印刷局)伪装写字先生。1936年冬，于化南带于安林和小赵到部队去了，
印刷局因刘广田(穆棱县委书记)被捕就放弃了。1936年底，在林口的特委机关也因刘被捕而撤
离了。我在于化南没走之前走的，到勃利县去建点，参加了勃利县委，和易恩波接上了头 (当
时的公开身份是勃利县公署职员)。
丁文礼(原名丁宝殿，1936年曾在林口街吉东特委机关工作。)
(二)随苏军进驻林口建立民主政权
1945年8月12日，中国和朝鲜抗联干部各300余人，由张寿称钱(李兆麟)带领，从苏联乘火
车经绥芬河到牡丹江，我当时在其中，被指定到林口接管政权。
9月初，我和赵海涛、于一秀3人，由一位苏军上校军官带领，乘吉普车来到林口苏军司令
部。上校向苏军司令介绍了我们三人来的目的是接收林口，我担任苏军司令部的副司令，赵、
于二人是协助我工作的。由于当时形势的需要，我们都穿着苏军军装，我是中尉、赵是少尉、
于是上士。我们的任务，一是协助红军维持地方秩序，宣传中苏友好；二是寻找地下党的关系；
三是建立政权、组织武装；四是建立群众组织——民主大同盟。
在林口苏军司令部里，我们三人组成了党小组，我是党小组长，负责党政军的领导工作。
我们在林口期间又发展了一名党员，就是姚金呈，后来当了我们的公安局长，当时我们和上级
党组织还没有接上关系。
日本侵略者投降后，群众对我们还不了解，许多人的正统观念很强，就知道有个蒋介石和
中央军，但对他们的底细根本不了解。那时，在林口街上有个国民党部驻在铁道北，在剧院东
边；地方上还有个维持会，它是应酬苏联红军生活的，实际上也是倾向国民党的。在林口街的
四周，有大批土匪武装，自称是中央军，如张雨新、谢文东、李华堂、孙荣久(孙小辫)等，他
们的装备好(都是从日本军仓库搞去的)，嚣张一时。面对这种情况，我们便在群众中宣传时事
与形势，宣传共产党和八路军，揭露国民党和蒋介石。当时我们司令部驻在铁路南的一个小楼
上(今外贸公司处)。这时有一个叫阎兴亚(阎玉川)的人来找我们，说他是地下党，接着，有回
景才、王裕民、周某(麻脸)、蔡兴坤也一起来找我们。他们是听了赵海涛、于一秀的宣传以后，
知道我们是共产党才来找的，并说他们是一个党支部的，回是支书，又说头几天还看见阚玉坤
(林口地下党负责人)了。当时由于没人证明他们的政治身份，经过研究，决定先分配他们搞民
主大同盟工作。
10月初，我们让阎兴亚他们七八个人去组织大同盟，机关设在铁路北的一个小楼里，主要
任务是宣传我党的政策和纲领，宣传中苏友好。他们工作了半个月以后，有一天维持会的人领
着两个喝醉了酒的苏军士兵，来到大同盟，说这些人是土匪，便把大同盟的门窗给砸了，军毯
用马刀也给砍了，把大同盟的五六个人也给抓去关起来了。第二天我们找苏军司令，他同意放
出来。当我们去放他们出来时，他们已经从自己掏的洞逃出来了；以后苏军班长就此事还向我
们道了歉。阎兴亚后来敲诈勒索群众，私印我的名片到处闯祸，还抽大烟，被我们发觉后，为
争取民心，严明纪律，便把他枪毙了。从此，大同盟的活动就结束了。这以后，形势就更乱了，
动起真刀真枪了。
不久，牡丹江苏军总司令部派刘殿元，作为牡丹江司令部的特派员协助我们工作，同时还
派来刘汉武、米万斗、岳金龙等四五个人，带有金光侠的信，让我安排他们的工作。刘汉武是
讲武堂(张学良为培养东北军军官建立的军官学校)出身，让他当了武装队长，搞扩建武装。当
时，我们对参加武装的人员审查很严，主要是在伪满劳工中吸收。几天以后，武装队就发展到
10余人。当时我们没有武器，只好在地方上收缴日本人丢下的。
10月的一天，刘汉武带20余人的武装队去麻山矿区扩建武装，由于走漏了消息，他们在接
近麻山时，被国民党的公安局长贾日元派去的武装包围。这一仗打得很激烈，刘汉武等10余人
牺牲了，米万斗奋力突围出来，向我作了报告。我们坐火车到牡丹江红军总司令部汇报，司令
部派了一个搞肃反的苏军上尉同我们一起坐火车回来。在桦林停车时，在车厢里遇到了王立信，
他是从牡丹江国民党部回来。我跟苏军上尉用苏联话说：他就是林口国民党书记长，是坏蛋。
他一边说，你别着急，一边写条子交给两个苏军士兵，当时就把王立信抓了起来，把他押下车，
送到牡丹江去处理。我们到了林口后，苏军上尉对苏军司令说了牡丹江苏军总司令部的意见，
才把国民党公安局的头头抓起来，一起抓的还有好几个，都关在司令部对过的一个铁路房子里，
由苏军士兵给看押着。第二天送饭时，才发现都跑了，也是从大同盟几个人出来的那个洞跑的。
10月底，三江人民自治军司令员兼专员孙靖宇去佳木斯，路过林口，我们到车站迎接他，
并向他要干部，他给留下秦秀芝(秦敬三)当林口县长，又留下一个班的武装。后来又来了李枝
昌，经他介绍又来了一个姓崔的(两人都是朝鲜族)。秦县长来了以后，我们便组建县政府，设
民政、财粮科和公安局。我们又抓扩建武装，各区都组建了区中队联合成立县大队，大队长是
秦县长兼，我兼政委。古城区中队的中队长是蔡兴坤。那时我们的武装发展很快，县大队已达
到300多人。到了 12月初，形势急剧恶化起来，谢文东、李华堂、张雨新、孙荣久等土匪打了
勃利，又大举向林口进犯。因当时林口南山还驻有苏联红军，他们一时还不敢太放肆。谢文东
曾派人到苏军司令部谈判，让我们回绝了。那时有不少我党收编建立的武装叛变投敌了，古城
镇区中队，也被国民党特务蔡兴坤煽动哗变了。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我们处境十分危险。
12月中旬，一天拂晓，我们收编的地方武装王青山中队叛乱 (头天晚上打死了我派去的中
队副)， 从北山下来攻打县政府和我县大队主力一中队，包围和攻打我公安局。我方全力抵抗，
一中队长王洪生在组织还击时，被打死。这时电话线路中断。在战士掩护下，秦县长和姚金呈
先后来到苏军司令部，我们要求苏军出兵镇压，直到天大亮了，苏军出动，土匪见势慌忙逃窜。
12月底，由于形势日趋恶化，便请示上级，上级命令秦县长他们撤离林口。苏军给挂个闷
罐车，他带县大队主力，还有李枝昌、岳金龙等人由苏军护送离开了林口。
1946年1月初，绥宁(牡丹江)军区通过红军专用电话来了命令，要我们三人坐苏军兵车离
开林口，到军区报到。
张锡昌(抗联战士，曾任嫩江地区林业管理局长)
(三)任林口县民主政府第一任县长的主要经历
1945年 8月，日本侵略者投降后，我党为尽快接收东北，由革命老根据地抽调大批干部和
军队，到东北来。 9月初，我们第一批干部，在莱阳县城集中，18日离开莱阳，……10月底到
达牡丹江。在牡丹江车站稍事停留后，又继续往前开。当接近林口时，三江省人民自治军司令
员孙靖宇对我说：
“给你一个班，就把你留林口当县长，兼自卫军大队长。”
到了林口以后，我们就下车了，孙靖宇同我们一起找到苏联红军司令部。当时张锡昌是这
里的副司令，孙靖宇就把我介绍给他，之后便上车去佳木斯了。
我们这个班有八九个战士，只有班长赵吉宽是关里来的，老百姓都称他老八路。
不久，就由赵吉宽班长负责扩军，壮大我们的队伍。他扩军有个条件，就是要山东人，单
身汉，体壮又表现好的。因为我们当时没有更多的吃的给他们，怕他们有老婆、孩子家庭负担，
不安心工作。因此尽量收单身汉。几天功夫，就扩军90余人。这就是我县大队的骨干力量。
当时，我们收编的武装有两股：一是驻在古城的地方武装，有 120人，编为县大队的一个
中队，中队长叫王青山，张锡昌派去一个年轻人当中队副，这个中队后来移驻在林口北山。还
有一个伪满森林警察队，也改编为县大队的一个中队，中队长姓吕。在“林口小事变”的前几
天，这个中队就被佳木斯(合江军区)调去了。
除扩军外，我们还向老百姓动员粮食，收集武器装备。有一次在一小学召开群众大会，经
过动员后，很多群众自动向政府交出枪支弹药，林口街商务会也曾捐款给政府。
这一时期，表面看林口街内还比较安定，但是土匪都在外围。12月上旬，勃利告急，被土
匪包围，勃利县要求林口支援，我到了车站派车皮，然后命令吕带他那个中队立即出发增援勃
利。可是这个人很滑，带的迫击炮 (2门)，弹头是假的，到了勃利连车都没下，发几颗假炮弹
就回来了，根本没救了勃利。所以，勃利中心县委书记于化南、县长马磊带了一个连被迫撤出
勃利，来到林口。在林口住一宿，第二天于化南带领一部分人进山打游击；马磊带领另一部分
人往杨木走，结果遇敌遭重创，我方寡不敌众，牺牲80余人，只有20余人，化装徒步至仙洞后，
才乘火车去牡丹江。这时已得知于化南英勇牺牲了。12月中旬，林口街外围土匪也嚣张起来，
扬言要跟苏军司令部谈判，要进林口。街里也混进了土匪，我的警卫员在一天晚上和公安局一
起查夜时，在车站前旅馆里，竟被两个“旅客”开枪打死了。
26日左右的一天拂晓，王青山带中队叛变(头天晚上打死中队副)，从山上下来，南北夹攻
我们，包围了县政府、公安局和县大队(今县影剧院与县政府招待所地方)。我们岗哨发现后叫
口令，叛乱队伍未答上便打了起来。我县大队的战士很勇敢，火力很猛，敌人始终未能前进一
步。公安局那边有两人负伤。一直打到 9点多钟，苏军出动了，王青山见势不妙，才带着土匪
顺铁路往西逃去。这次兵变也是奔我来的，可是我没住那里，我和于彦君、王裕民等人住在火
锯那个地方(即现在农机科南上坎)，当王青山他们经过这里逃跑时，于彦君便去追击敌人，就
在这次追击中他牺牲了。12月下旬，“小事变”后的几天，敌情更加紧张，谢文东、张黑子这
帮土匪叫嚣着要进林口抓秦县长。当时苏军只驻 1个排，县大队也只有百人。面对敌我力量悬
殊的情况，县政府收摊子了，我们搬到苏军司令部去。这时合江省委书记张闻天带了四五十个
干部，自牡丹江由苏军护送到佳木斯去，经过林口县时，大家建议他们不要再往前走了，就这
样，他们在林口只呆了几个小时，就连夜回了牡丹江(方强带一部分人去了)。
下旬末，在林口车站停一列苏联军车，向牡丹江开，一个苏军少校来到了苏军司令部，经
过张锡昌的努力，同意在军列车后挂两节闷罐车，带我们走。我们马上集合队伍上了车，苏军
司令部还派几个红军战士护送。这一段路被土匪所控制，车停下后我们也不下车，有苏军给站
岗。军车到了桦林，这是我们的天下了，甩下这两节车。这天是12月31日。1946年1月1日，我
们队伍进的牡丹江。
秦敬三(曾任林口县民主政府第一任县长、国家外贸部第三局副局长、 驻墨西哥使馆商务
参赞)
(四)关于张闻天来林口的情况
1945年12月，勃利事变以后，张闻天、方强、黎侠等从牡丹江乘火车来到林口。火车一进
林口，土匪就往车上开枪，他们感到不对，到林口后，知道了这个地方土匪收编后又叛变了。
他们来到苏军司令部后，分成两部分，方强带一伙人(包括黎侠)坐火车，有苏军保护强行到佳
木斯，张闻天当时回到牡丹江，以后到宁安去蹲点，进行调查、研究社会状况，1946年 4月份，
牡丹江到佳木斯的铁路打通了，孙荣久也被抓了(孙荣久于1947年 3月在桦南县被捉)，他的部
队被消灭了一部分，打散了一部分。谢文东、李华堂的匪队也基本被消灭，合江的局面打开了，
同时也比较安全了。5月份，张闻天来到佳木斯。
李范五(东北抗联老战士、曾任中共黑龙江省委第二书记、省长)
(五)在林口县和刁翎县建政建军剿匪
到林口前，我是佳木斯合江省军区政治部民运科长。1946年农历大年初一，我们军区部队
从依兰出发，去刁翎、林口一带剿匪。
这时，我军的斗志很旺盛，但数量还不占优势。到1945年底，合江军区武装力量仅仅2 800多
人，我们周围，冒牌中央军、土匪大概有 4 600多人。我们趁大过年的时候，吃了饺子就出发，
准备突然袭击，一举打开局面。一路上打下团山子、双河镇、到了刁翎。
1946年 3月下旬，我们打到了林口。林口是个交通要道。为了打下一个地方，巩固一个地
方，在林口建立了县政府。合江军区司令员方强、政治部主任张如平 (应为政治部副主任张如
屏)、参谋长胡伦，研究决定把我留下来代理县长。 因为当时地方上没有合适的人，只得从部
队派人。为了战略形势需要，我们没有对外公布是共产党、八路军、毛主席领导的部队，因为
土匪势力比我们强大，超过我们十几倍，公布于我们不利。那时合江地区部队叫自治军 (此时
已改称东北民主联军)， 牡丹江地区叫自卫军，这个地方究竟应该划合江还是牡丹江，当时还
没有定，所以叫代理县长。在铁道北的电影院开的大会，到会的有部队和地方的人，将近千人。
当时就宣布成立县政府，选举县长，我简单讲了几句话以后就当选了。还有一个人当选为副县
长，姓魏。我们部队有一名女同志叫林平，她临时提出动议，说民主政府应该有女的。一选，
西林口有个杨桂秋，那时十八九岁选上了。魏接近50岁，这个人我们当时没搞清，后来了解他
是个地主，又是土匪的一个小头目，郎亚彬的结拜磕头兄弟。他一看我们的行动、言谈、举止
作风，不像国民党、日本鬼子那一套，他就谨慎了，有时托病不来，也就不起作用了。部队给
我留下 6个人，除了一名警卫员外，还有秦功博、赵凤祥、张福宽，还有一名朝鲜族同志和一
个姓赵的。当时一共选了 5人，我管全盘。我们对姓魏的有察觉，让他和杨桂秋俩管卫生、教
育，他不来时，这个担子都落在杨桂秋身上；姓钟的担任武装委员，负责发展县大队；还有一
个人搞农业。那个姓魏的开 3次会后不参加了，也找不到他了。当时的林口县民主政府，设在
铁道北原来日本鬼子一个冷库，有个院(铁道南由苏军驻在，没有地方)，正式挂了牌子。
我们支起摊子以后，第一次会研究当前任务，按照军区首长的指示，我们确定了4项任务：
头一项任务是抓武装，有了武装我们的政府才有存在的可能 (我兼县大队长，钟是副大队
长)。 这时候姓魏的坚决反对，说政府不应该抓那个，我们没有听他的。方强曾讲过：你们这
里扩大军队，支援前线，就是向前线输送武装力量，支援粮食，护理伤员。当时土匪很多，郎
亚彬有一千三四百人；龙爪以西土匪头子记不清了；奎山往东一股土匪有三四百人；古城、西
北楞、刁翎一带土匪暂时打散了，所以我们往北一直到西北楞地盘很大。县政府必须抓武装，
否则就站不住脚。一个月后县大队就达到70多人。
剿匪大部队继续往西打去，打到土豆甸子(今土甸)、柳毛河；又从南面打回来，打到勃利
县，部队就在勃利县驻扎了。当时我们支前任务很重，往前线输送了 200多名战士，我们自己
也培训了70多人的武装力量。
第二项任务是号召农民准备春耕。为了人民不至于挨饿，我们几个人分头去发动群众，上
龙爪、奎山等地。我上古城，开会人很难召集，召集半天来了不到 300人。刚开会，我讲话还
不到10分钟，郎亚彬土匪200 多人就从铁道北摇旗呐喊地打来了。我带去的战士才10来个人，
打又打不过，跑又跑不掉，向敌人冲又寡不敌众。敌人距离越来越近，在这危急情况下，我冷
静地对大家说：“不要紧，咱们能打胜，你们听我的。”我把10来个有武装的放前面，让他们
能打多少子弹就打多少，打的越多越好；我又说，老百姓谁也不准走，你们大声喊就行，声音
越大越好。这时，土匪到铁道边了，我们向着敌人方向冲上去，连喊带叫带打枪，敌人一看人
这么多，郎亚彬土匪吓得回头就跑。这个小胜利，对农民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说我们这帮队
伍真勇敢，10来个人就把 200多人打跑了。我们就此号召：我们定能消灭中央胡子。以后我们
到哪一个地方号召和发动群众，就很招人信服，知道共产党关心农民，都积极行动起来准备春
耕，搞好生产。
第三项任务是抓教育。小孩要上学。在西林口小学开的会。会上动员家长、老师、学生积
极开课。经过动员以后，几所学校都开学了。教师薪水由县里暂时拨给。那时我们用的是临时
合江人民币，号召教员在困难情况下齐心努力搞好教育工作。
第四项任务是保护铁路线顺利畅通。保护铁路沿线工作由钟大队长来抓。这时来了一支队
伍(队伍里不太纯，有的人在伪满时投靠过日本)，是从牡丹江打过来的，有一个营， 500来人，
有一部分是朝鲜族。来了以后，队伍纪律不好，他们在检查火车货物时，有的东西就拿走了，
老百姓找县政府告状。我到火车站一看，他们不让火车开，说这个犯私，那个违法。一问说是
人民自卫军。我说：“即是自卫军，就是人民自己的队伍了，要严格遵守纪律，不拿群众的一
针一线；决不能干欺负人的事。”这样就产生了矛盾。他们心怀不满，隔了不到10天，就把县
政府包围了，把我和一个姓赵的(其他人他们没认出来)绑起来了，押到西林口。他们教导员是
汉族人，30多岁。我和他争论一气。最后他说是误会，把我们放了。我说：“你要承认我是县
长，你就把队伍撤走，市政的事情不用你管，由政府承担。”后来他们撤到西林口以外，再没
有管车站的事，以后铁路畅通了。这是1946年4月的事。
当时虽然建立了政权，但随时都有危险。我们在对敌斗争中采取了几个方面的策略：一个
方面是兵不厌诈。在古城有合江军区给留下两个连，在西边就是朝鲜营。虽然那么一点兵，可
我们向群众宣传时，却说部队在古城有多少人，林口有多少人。林口发生和朝鲜营的“事件”
后，第二天刁翎传说于县长被枪毙了，我就出面讲清这场误会，指出主要目标是打中央胡子。
另一方面是千方百计和苏军搞好关系。苏军司令部里面有两个翻译，一个叫刘毛子，这小子最
坏； 另一个是王玉珍，这个人在对敌斗争和苏军联系时立了功。我每次来林口都看他(现住刁
翎镇保安村)， 他当时老给我们说好话，有什么情况都来告诉。一次郎亚彬要进攻县政府，他
就和苏军说了，苏军就开到了北山。还有一次，为保火车通行，我们县大队那点人怎么能布满
?我和他说了以后，他就和苏军说了， 把红军布在佛岭、奎山两个山洞上，还有龙爪西山，这
样就安全了。
1946年 6月，郭洪超来了，我回到了合江军区，又打了一圈仗，从鸡宁、密山、宝清、饶
河、富锦、萝北到汤原。年底，合江省委书记张闻天叫我去，他说：“根据目前形势，我军准
备撤出哈尔滨，再撤出佳木斯，上山去打游击，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打算派你
去刁翎(当时大县划为小县)，开辟农村根据地，那地方是土匪窝，要消灭土匪，建立政权。”
我说：“没二话讲，尽自己力量完成任务。”1946年12月下旬我到了刁翎，1947年1月1日正式
创牌子。当时的工作团长是张如屏主任，我是县长，曹云平是公安局长(政治部秘书)，他爱人
方杨是刁翎区委书记，文博是区长；以后来了个叶方是副书记，最后来了个刘仲甫是县委书记，
又带了几个人，还有周秉章是黑背区委书记，张建堂是前刁翎区委书记。三道通那地方形势很
复杂，上自二道河子，下到大屯，我去了兼区长，还兼工作队长；还有毛兴、叶方以后也都去
了。刘仲甫在刁翎抓全面。
1946年12月下半月至1947年 1月份，军区召开的几次会，我们都参加了。当时司令员是贺
晋年，他下死命令给三五九旅旅长谭友林：明天回去，后天算起，一个礼拜要把几个土匪头子
抓到。谭友林跟我说：“‘县太爷’你多给我们准备点好吃的，叫战士吃饱了打仗有劲。”我
们回去连夜发动群众，第二天就把大米、白面、猪肉送到了。接着，部队在刁翎开了剿匪动员
大会，老百姓也参加了，谭旅长下令所有地方严格封锁，只准进，不准出，有情况立即报告。
真的一个礼拜就把谢文东、李华堂、张黑子等几个土匪头子都抓住了(1946年 11月20日—12月
12日，先后擒获谢、李、张三匪首)。
过了1947年春节，开始土改，春耕时土改基本完成。这时三道通地方挺复杂，还剩下土匪
杜方廷、杜方田、裴七、裴三这几个小子。我们刚把群众发动起来，成立了农会，选郇凤贵当
了农会主任；过了三五天，有一个晚上，杜方廷带领土匪来偷袭三道通，他们把外边岗哨摸了，
把郇凤贵打死在炕上，又放火烧了农会。我们本来抓过杜方廷，看他20多岁，挺精干，想争取
他就把他放了，让他去瓦解敌人。没想到他却拉出一伙人，把老丈人、老婆都弄上山，还和我
们对着干。我们吸取了教训，总结纠正了右的错误，对坏人绝不能手软。东三道通有个恶霸叫
马海廷，有他谁也不敢吱声，我们决定收拾他。他枪打得准，我们就用智取的办法：先去两人
跟他唠嗑，我后带警卫员去，然后再去两人“找我”，这时再下手，第三天就枪毙了。这样，
东三道通群众起来了，使杜方廷失去了一条“胳膊”。经过剿匪和土改以后，虽然形势好了，
但是仍然有小股土匪出没。有一次我由三道通去五道河子，带个新兵和警卫员小b，叫b长青，
快到五道河子时，太阳下山了。这时，杜方廷一伙几个土匪在离不到 200米的地方开枪打我们，
他们没打着，就跑掉了。还有一次，我到刁翎开会去，土匪把我们的一个排长范西珍、工作员
王令打死了，把民兵队长姚景山绑到大树上叫蚊子、瞎虻咬死了。
到1948年1月，我就离开了刁翎调回部队。当时成立独立师 (合、牡两军区合编)，我又去
当民运科长了。当时张如屏在执行党的政策方面比较好，得到群众的拥护，使刁翎工作发展得
很快。刁翎和林口为党培养出了大批干部，北京往南到广州有好几位林口的干部。董思维接我
的工作，他当时三十七八岁，是从延安来的。刘、曹、叶都是大学生，马可、毛兴都是文人；
董带的工作队都是学生，金锐是佳木斯抗大学生。
林口县政府当时设有民政科(科长是张福宽，朝鲜族)、财粮科(盛当科长)、武装部(钟)、
农林科(赵凤祥科长)、文教科(秦功博科长，还有杨桂秋)。
于洪典(曾任林口县民主政府第二任县长、刁翎县第一任县长)
(六)在林口县参加土改、建党、建政工作
1947年 2月，我们东北土改工作团来到牡丹江以后，把我分配到勃利地委。进驻林口的共
有 3个工作团，我被分到王大军(古城)工作团。那两个工作团是：麻山工作团，团长李春庵；
奎山工作团，团长洪澍。城关区的土改开展比较晚。
古城的土改是三、四月份搞完的，王大军团长调勃利任县委书记。工作团撤消后，成立古
城区政府，我留任区委书记。
古城的土改工作进行两期，上面说的是第一期，是王大军领着搞的，包括乌斯浑、湖水、
七星泡、马路沟、古城4个村。搞完土改就建政；湖水、马路沟两地还建了党支部(七星泡、一
村、四村的党组织，是以后我在那搞起来的)。 搞完土改就组织农业生产。当时一村、四村生
产搞得好，农民的日子好过了，干劲很足。1948年春，他们还到安达买了不少马回来分下去，
生产热潮掀起来了。
第二期土改是在1947年底到1948年初，进行土改复查，叫“搬石头”。
土改阶段，古城毙了几个人，有个地主姓焦逃跑了。从全县看古城还是比较稳，有的区就
毙多了一点。以后到省里开会，讲毙多了不好，要注意政策。那时毙人区里说了算，报到县里
就批。
在武装上，各区都有区中队，县有县大队。古城区中队有20多人，枪也不多。
1948年秋，县里把我调到城关区，接华汉(原名张慈瑞)的区委书记职务。我在城关区工作
仅半年，这段工作主要是组织生产，发展党组织，动员参军参战，支援前线。
城关区共有 3个村，东街两个商业村，西街一个农业村，西街有一个党支部，党员不超过
10人。有一次西街党员举行入党宣誓，县里有关领导和我也参加了。当时动员参军参战，城关
区的动员量不大，主要是做好宣传工作，只在西街动员了几个兵。
1949年春，我来到县政府任县长。此时全县共有8个区，城关区人口近一万。
工作主要是发展生产，加强政权建设。农业生产上成立互助组，组织农民换工插犋，春播、
夏锄、秋收、翻地、打场和送粮；秋、冬季组织农民搞副业，项目有采集山产品，割洋草、拉
木头、打猎等等。
1949年上半年，一批干部南下和调走。此时，县里没有县大队了，县政府设于南山，好长
一栋平房(以后倒出来成立军队医院)，县委和县政府共有30余人。此外，县里有百货公司、贸
易公司、税务局、银行、医院等，有一个专职文工团，城区还有两所小学。
1950年初，我奉调离开林口。
王发启(1949年曾任林口县县长)
(七)在林口县工作的回忆
我于1946年11月20日被分配到林口工作团。当时于杰任林口土改工作团团长，进驻 4个点，
即奎山，洪澍负责；麻山，李春庵负责；林口，华汉负责；马鞍山，关景棚负责。这 4人又称
副团长。在我们来林口之前，郭洪超在此开展工作，可能是从宁安带几个人来的，与我们合在
一起，以东北工作团为主。我和洪澍在奎山，还有段玉祥、李锐、袁福良，还有王烈、丁伦两
位女同志共有30余人。我是小组长。奎山工作团来到之后，就发动群众，访贫问苦，扎根串联，
“搞二五减租”。工作团每人一枝枪，一条军用毯子，一件棉大衣。
所谓二五减租就是把地主七八年来收的地租按百分之二十五，退还给农民。当时林口残余
土匪很多，主要是郎亚彬、王希武两股土匪在林口一带活动，经常出来骚扰破坏。当时群众恨
土匪汉奸特务，比地主富农恨得很，特别是还参加一点劳动的地富更恨不起来。对此，我们工
作团帮助农民找穷根，吐苦水，启发农民提高阶级觉悟。曲德金是奎山最穷的农民，抓住了这
个穷典型，让他讲抗活的苦处，讲其贫困生活的根源。这么一搞，不敢讲话的农民讲话了，纷
纷控诉地富的罪行。奎山的地主富农都不同程度挨了批斗，斗了地主富农，奎山农民扬眉吐气。
奎山约有 280户人家，600多口人，600多垧土地。百分之八十的土地在地主富农手里，贫
农、下中农，包括中农只占有土地的百分之二十。奎山最大的地主有这么几个人：伪满村长李
志国，在奎山、刁翎、龙爪共有土地250垧；张明久有地50垧，还经营油坊；孙福祥有地 20垧。
富农有田永祥、曲学章、李治显、苗文启等六七户。1947年3、4月份分土地，平均每人分地6.2
亩。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中国土地法大纲》的精神，我们采取人分级、地
分等的办法分配土地。按贫雇农、下中农、中农、富农、地主序列分配。贫农还分号，最穷的
排第一号。农会会长曲德金是最穷的，排第一号，分得最好的土地。第二号是老军属周坤，他
把自己的儿子都送去参军。7月份还搞了一次分青苗，因那时地已种完。
我们工作团在搞“反奸清算，二五减租”的同时，还动员兵员输送到部队去，一批批的青
年披红戴花奔赴战场。周坤为了早日打败蒋家王朝，先后将 4个儿子全送去当了兵。为了肃清
匪患，支援前线，我们还组织了一支百八十人的起枪队，由各村的民兵组成。郎亚彬匪部营长
初吉庆投诚后在林口押着，派人把他带到奎山，做他的思想工作，讲党的政策，动员他立功赎
罪，指出埋枪的地点，领着去起枪。
土匪被剿匪部队打散以后，把武器埋在山里。初吉庆带着起枪队在余庆的华山、大通沟一
带起出三八大盖、九九等日式、苏式转盘冲锋枪790余枝，轻重机枪45挺，野炮、平射炮3门；
用27匹马拉到奎山火车站送给部队。起枪工作进行到后期初吉庆怕枪起完了就杀他，思想上压
力很大，为了稳定他的思想，给了他1枝枪、6发子弹，让他放心，很好地完成起枪任务。一天
起枪回归途中，从山林里钻出两只狍子。炮手出身的初吉庆果然是神枪手，两发子弹就命中两
只狍子。我们用狍子肉改善了生活。还有一次起枪队往回走的路上，几个小青年边走边闹，在
华山大通沟摔跤时，把一堆木材登开了，发现木堆下面有10余箱子弹，30余枝枪，装了 3大爬
犁。起出的武器、装备，大部分送给部队，小部分用来武装民兵。初吉庆在起枪工作中起了很
大作用，加上民愤不太大，后来宽大处理，没有枪毙。
奎山在土改时枪毙人很少，而且枪毙的人大部分是中央胡子。奎山区安乐村的李保廷哥俩
都是中央胡子骨干，在安山斗李保廷时群众割了他两只耳朵，在麻山斗时被群众打死。奎山当
地枪毙了 3个中央胡子，一个是郎团三连连长张文翰，伪满时是铁路工长，日寇撤退时抓了一
个17岁的日本姑娘奸污 3天，又将其弄到山里勒死了，其行为引起很大民愤，被捕后处死了；
还有郎团文牍田永江，工作团来之后当内奸，给胡子送信，打死区中队14人；还有郎团副团长
依子玉。上山阳毙了两三个，安乐毙了三四个，全区共毙十三四个人。
1947年4月1日成立奎山区政府，我当时被任命为区委书记。各村派代表，戴红花，来到奎
山，民主选举区政府委员。当时农民大都没有文化，不会写选票，我们想了一个办法，在被选
人身后放个碗，参加选举的人，每人七粒黄豆，同意谁就往谁的碗里投一粒豆，称“投豆选举
法”。第一任区长是孙喜权，副区长乔连发；辛学满是公安员，孙永吉是财粮委员，毕德发是
武装委员，鲍学林、张宝库是生产委员，王成斌是宣传委员，孙有诚是农会主任，老邱是农会
副主任。后来我妻子自茵来到奎山，在区政府做妇女工作。
成立区政府不久，结合土改复查搞砍挖斗争，从 5月挖到秋季。所谓砍挖斗争就是从经济
上、政治上打击封建势力。对过去斗争不彻底，隐蔽到大城市或偏僻乡村未遭到斗争的，混进
民主政府藏身的地主、恶霸、警察、特务、汉奸等都进行清算。奎山区主要是挖地主浮财，对
地主手里藏的金银财宝进行深挖。在上山阳挖出27瓶大烟土。还挖到其他东西，沉重地打击了
封建主义。
12月份搞阶级站队。中央发布命令，进一步发动群众，“搬石头”、“跳圈子”。搞了一
段之后，各村派代表到林口来搞。“搬石头”与“跳圈子”就是对阶级成分划得不对、历史上
有问题、工作作风上有问题的人进行清理。先是以区为单位，一般干部在区里参加审查，区委
书记到县里参加审查。李春庵、郭洪超等县级领导也接受群众审查，主要是工作作风问题、思
想右倾问题。每个工作队员也受审查，先自报历史，要求讲真话，讲历史上干了些什么，再由
群众和组织审查。公安局长赵洪波被审查的重一些，主要是“右”倾，对抓到的中央胡子处理
不狠，还利用他们，再就是老婆是资本家的女儿，生活讲究一点。城关区的郎区长在区里审查
时，没有过关，他主要是伪满时有点历史问题，便跳锅炉自杀了。还有两个工作团员因家庭成
分高，被调离工作队。我因家庭出身是地主，被撤掉区委书记职务，从奎山调回县里当秘书、
文书。又派小李强(工作团有两个李强，分别叫大李强、小李强)接任奎山区委书记。所谓“搬
石头”就是把工作队出身不好的，历史上有问题的人搬掉。“跳圈子”是由“扫堂子”发展起
来的，也就是打破村与村之间的界限，你扫我村，我扫你村。每个村屯的扫堂子队坐着大爬犁，
逐屯子对地主去扫。记得扫堂子是从《东北日报》刊登的呼兰河一带的经验学来的。这样一搞，
打击面就扩大了，不但地主富农扫了，富裕中农也被扫了。我住的房东金厚昌家是中农也被扫
了，他的一匹马被牵走。奎山区太平村打击面达百分之六十多。当时还有打“两面派”的斗争，
由于一些干部政策水平低，把老好人也当“两面派”斗争了。后来小李强硬把我要回奎山，协
助他开展工作。
1948年四五月东北局任弼时发表文章，内容是关于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问题，给我落实了政
策，又调我到古城区任区委书记，区长是李财，副区长是王明忠。1948年扫完堂子之后，又重
新复查阶级成分，对错斗中农纠偏。仅奎山村就错划了13户。贫下中农向被斗中农赔礼道歉，
开团结会。开春后，投入大生产运动，搞得热火朝天。农会把金镏子卖了钱分给农民支持大生
产运动。紧接着党中央发出关于反对无组织无纪律的指示，整顿了组织纪律，肃清了打人骂人
的现象。亚河区委书记王金荣因打了群众一个嘴巴子，把他调走了。
1948年八九月，我在古城湖水搞公开建党试点。这是林口最早的公开建党区。把秘密发展
的党员公布于众，群众才知道原来这些人是共产党员，怪不得那么积极。开始时群众有些糊涂
认识，认为“工作队就是共产党，穷人就是共产党，扛大旗就是共产党”。针对群众的糊涂观
念，讲了一些党的知识，进行共产主义教育，讲什么样的人，具备什么条件可以加入共产党，
加入共产党的目的是什么等等。经过教育后，发动群众自愿报名，群众评议，要求入党的人报
了100多人，然后逐个向群众讲明，为什么参加共产党。经过严格审查发展了27名党员，这是
林口公开建党最早的一批党员。我还记得有明淑清(女)、洪喜国、胡长和等人。县里召开大会，
我介绍了古城区公开建党的经验，然后各区也搞公开建党。在土改，公开建党时以李春庵名义
写的，还有我写的关于土改的几个问题、建党经验的文章在《牡丹江通讯》或《东安通讯》上
发表过。
1949年东北局组织干部到佳木斯集训，然后进关。这年初调我到县委组织部任副部长，张
廉任组织部长。1950年我任县委副书记，侯华当县委书记，1951年侯华调走，我任县委书记。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组织动员参军。林口县不但解放战争中输送大量兵员，在抗美援朝卫
国战争中也动员出一批优秀儿女参军参战。1950年 10月组织出动了民工大队400余人，县委宣
传部长吕少先任政委，农业科长赵德新任大队长，出色地完成了任务，有 304名民工立功受奖。
出现了一些英雄人物和英雄事迹。
1952年搞互助合作化运动，全省搞了10个试点。林口县于 4月15日在奎山余庆试点。县委
派县委秘书李世昌、研究组长杜显忠和刘洪飞到余庆，建立了余庆初级社。余庆村40多户，开
始组织初级社时，就用苏联集体农庄的事实进行教育。讲走合作化道路的优越性，可一些人仍
有顾虑，有个党员叫李耀海，翻身后富得快，自己有车有马，工作队准备提名选他当社长，可
第二天他思想发生变化，跑到麻山去了。没有社长，县委就派奎山区担任生产助理的孙文海当
社长。孙文海把区里送给的两匹马、1辆车也都入了股。(还有一个中农叫康惠清，有两垧地、
两匹马，自以为人强马壮不愿入社。余庆初级社有马38匹、牛42头，人多心齐，干得热火朝天。
那年赶上雨水大，荒草多，康惠清的地铲不出来，求援于初级社，孙文海派出十几个人，一天
就给铲完。铲地还不要钱。集体化的优越性，深深的教育了他。秋收时康惠清的地又割不过来，
他再次要求社里帮忙，社里又帮他割地。康很受感动，第二年坚决要求入社。——此件事发生
于成立互助组时，叙述者回忆有误)那年秋天粮食大丰收，46垧玉米打了 10来万斤，其他各种
作物也都获得好收成。
组织合作社时，政治思想工作开展得很活跃。有个社员叫翟长江，虽然入了社，但入社思
想不通。掏粪时故意弄坏十几把三股叉，还说怪话。在工作队里有个沈阳文工团来的画师住在
翟长江家里，天天给他画漫画，把他做的好事，画成漫画贴在墙上，他家的墙上贴满了漫画。
当然也有他打马折叉的漫画，他看了很受触动，逐渐转变了认识，思想变化很大。下半年当上
了生产队长。余庆社当年秋名声大震，在东北出了名。沈阳文工团在余庆呆了 5个月，根据余
庆社的素材写了一个剧本公演。丁中(田有年)和丁力(杜显忠)写了一本小册子叫《东北的新曙
光》，将余庆社的经验在省报登载了，在东北影响很大。抓余庆社试点工作取得了经验，县委
又在全县试办了27个初级社。为了抓好余庆这个点，我经常去了解情况，指导工作。说起来搞
初级社还怪有趣的。合作社刚开始，人挺合心，可牛马不合套，各户分养的老牛到一起硬顶架。
弄不好就往自己家里跑，饲养了半个多月才老实，既不顶架，也不往家里跑了。
1952年我被调到阿城任县委书记，离开了林口。
蒋惠群(解放前是长春工业大学学生，解放后曾任林口县奎山区和古城区区委书记、县委
副书记、书记职务。调外地工作后曾任省畜牧局副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