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牡丹江市农业合作化史料集》选编
七、《牡丹江市农业合作化史料集》选编
七、《牡丹江市农业合作化史料集》选编
(一)余庆农业生产合作社
余庆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原松江省首批试点、林口县第一个试办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个
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创建，所取得的成绩和经验，对林口县合作化运动的发展起到了有力的推动
作用。同时，在全省也有一定影响。
互助合作的兴起
林口县奎山区余庆屯，1945年 8月解放，第二年秋，由团长洪澍、副团长蒋惠群带领的土
改工作团进驻该区。被派到余庆屯的工作队有 3人，组长是段玉祥。他们帮助成立了村农会，
选举孙文海为会长。1947年 3月土改结束，工作团撤走，留蒋惠群任奎山区指导员。余庆屯土
改后，全屯20多户贫雇农分得了土地、牲畜、房屋。但是当时全屯有12户已经没粮吃。这时区
里提出“组织起来，搞生产”的号召。农会会长孙文海亲自做了9副大爬犁，编了9副套子，动
员硬劳力上山拉木头，弱劳力在家打柈子。按体力强弱分别记分。这一冬打的柈子除留一部分
自己烧外，大部分拉到麻山矿卖掉，换回了粮食，解决了全屯来年春耕的吃粮烧柴困难。杨树
望是个60多岁的“跑腿子”，在家打柈子、垛柈子，挣了100多元钱，还分 18丈柈子，乐哈哈
地买布做新衣，割肉买酒过年。中农翟长河跑到山里不敢回家，怕组织起来白干活，孙文海就
进山找到他，向他讲政策，动员他回来干活。结果干完活哥俩分 100多元钱，20多丈柈子，使
他感到了“组织起来好”。这年春节，余庆屯28户，户户都吃上了饺子，人人欢欢乐乐地过个
翻身后第一个喜庆的春节。
1948年党中央号召开展大生产运动。孙文海领着群众开了 7天会，组织两个互助组。民主
选举了办事公道又积极肯干的王德海和耿海君为两组组长。当时，缺人少物的贫雇农，为了在
生产上得到互助帮助都积极参加互助组。人强马壮户，有独立经营能力，怕别人沾光，不愿入
组。但互助组如果没有这些人参加，困难就更多了。所以，互助组实行了“劳力按效率评定工
作，男女同工同酬”；“畜力按大小强弱换工”；“农具按工作效率记工”的三大计酬方法。
消除了一部分户怕吃亏的疑虑，促进了互助组的稳定和生产的发展。这年翟长江种了 9垧地，
其中有3垧大豆，是撂荒好几年的地了，草比庄稼长得高一头，若是自己一个劳动力，光这3垧
大豆也侍弄不出来。互助组动员30多人，一头晌就把这块铁板一样的地刨出来了。这一年，互
助组不但没有撂地，而且又开出15垧多新荒。全屯只有康惠清一户没有入组，他 1个劳动力，
两匹马，种了 3垧半地。夏锄时，互助组二遍地铲完了，他头遍地还没铲出来，便请互助组帮
助。互助组帮他铲了 3天，1垧地多用了七八个工，虽然侍弄出来了，但铲趟不及时，到秋天1
垧多谷子只打了700来斤粮。互助组却打了2 400斤粮。事实教育了他，第二年春，他也参加了
互助组。
到1951年全村贫雇农生活普遍上升，其中绝大部分人已经过上中农生活。通过生产互助，
农民逐渐养成了“一家有事，全组帮忙”的互助习惯。但是，互助组也渐渐暴露出一些难以解
决的矛盾。第一，互助组的土地是私有的，到了抢种抢收的农忙季节，有些户为了早种早收，
就自己顾自己，使劳动力得不到合理安排，更不能发展工副业生产，也难以进行农田基本建设
和抗御较大的自然灾害。第二，从土改中获得土地的农民，生产条件相差很大，收入有多有少，
造成贫富之分。直到1951年仍有 7户没有牲口，生活较困难。第三，地块零散，播种品种多，
浪费人畜工，影响生产进度。面对这些矛盾，余庆屯的党员于部们产生了搞农业合作社的想法。
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建立
1952年2月 28日，县委在听取余庆屯工作组关于办互助组的经验和互助组在前进中的问题
的汇报后，县委书记蒋惠群向余庆工作组传达了中共中央 《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
案)》，并按决议精神决定在余庆屯搞试点，建立农业生产合作社。
3月 10日由县委秘书李世昌、研究组组长杜显忠和农工部的刘洪飞，以及奎山区干部孙文
海组成工作组，深入到余庆屯开展建立农业合作社的试点工作。人们听说要在余庆试办农业生
产合作社，都觉得挺新鲜，不知道合作社是个啥样，到底好不好。针对这个问题，工作组首先
在全体党员中进行了农业发展前途的教育，讲了走合作道路的优越性和必然性，以及办社方针
和分配原则，同时还讲明搞好合作社就可以解决办互助组时存在的种种矛盾。通过教育，使党
员知道把群众往哪领了，纷纷表示保证把合作社办好。然后，又在骨干分子和群众中进行宣传，
使他们对合作社有所了解，解除了思想顾虑，纷纷要求参加合作社。孙文增、杨德贵、耿海君、
王德海等非党群众，主动找党员和工作组，要求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
在进行建立农业生产合作社宣传教育的第三天，即3月 14日晚上，召开全村群众大会，具
体讨论了土地、马匹入社吃租的标准和方法，还通过算细账的形式，把办合作社的优越性又作
了具体宣传。骨干分子杨德贵当场算了一笔细账：他家 1个劳动力，1头牛，5垧地，在互助组
里除去土地投资、公粮以外，剩下 4 000多斤粮食。越算越觉得有干头，有盼头。大伙纷纷发
言了，老跑腿子杨树望在会上提出：“像我这样老头，入社能干啥？”大家知道他喂牲口有经
验，没等干部吱声，就一呼声地喊：“你可喂马！”妇女张桂贤问：“我们妇女呢？”大伙又
争着解答：“你们有轻活，踩格子！”老年人问，年轻人也问；身体弱的也问，瘸子也问，而
且都得到满意的回答。大伙一听，什么人人社都有活干，谁干啥活挣啥钱。于是，耿海君就领
头喊：“今晚就报名成立合作社吧！”工作组同志提出，要大家好好考虑一下再报名，但话还
没等说完就被急着报名的喊声压下去了。“不用考虑，社会主义啥样？我们走走看！”一说当
场报名，会场立刻吵翻了天，都争着要把自己的名字写在前面。除了本人之外，有不少还给亲
人报了名。曲淑琴替丈夫报了名，金玉安老人替儿子报了名，杨德贵替媳妇报了名。康惠清更
积极，还给住在安乐村的侄子康全运把名报上了。不到 10分钟工夫，全屯 28户，报了29户名
(外村 1户)。当晚散会已是下半夜一点多钟了。工作组的全体同志，看到群众真正动员起来了，
兴奋得连夜写信向县委报告情况。
第二天下午工作组接到县委书记蒋惠群的急信，信中写道：
“从报告里，只看到群众对生产合作社的热烈欢迎，看不到群众对生产合作社的糊涂思想，
欠具体考虑。根据群众目前觉悟，群众热烈要求成立合作社是事实，但不能一点顾虑没有，也
不可能在很短时间内把糊涂思想完全打消。因此，要求我们能更深入地、全面地研究群众中各
种潜伏的真正思想，不能满足，也不应该只满足于群众的一时热情。否则，不从思想上解决问
题，这种热情是不会巩固的，将来收拾也困难。
其次，趁着群众热情，在会上掀起报名的方法也是不妥的，这样做的结果，会把一些思想
不通，还有思想顾虑的人，在群众热情激动之下带进来，这可能就是将来‘垮台，的因素。因
此，在报名入社时，必须给群众以充分考虑时间，再三强调自愿……”。
蒋书记的信，使工作组的同志大吃一惊，但思想还老憋着个劲，认为就是群众有思想问题，
也不会严重到‘垮台’的程度。难道群众那么热情还不是自愿吗？在大家头脑冷静下来，重新
学习了东北局关于建立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有关指示之后，这才认识到，在会上被代替报名的人
是谈不到自愿的，尤其是被代替报名的外村人，他们连最低的合作社教育都没受到，这种包办
代替的做法，确实违背了入社的自愿原则。
于是，工作组不怕工作有反复，他们当晚就召开党员、骨干分子扩大会，集中群众的思想
反映，结果在全屯报名入社的人里，有一半入社思想情况是复杂的。有的怕土地、牲畜合在一
起不行，心里不托底；有的看到别人都报名人社，自己不好意思不入，想先入进去看看；有的
在想：“这回好啦，要共产了，将来不干活也有饭吃”，想躺在合作社里。中农金玉安本想不
入，又怕不入再像土改不参加农会那样不仗义，就硬着头皮报了名，回家连饭也吃不下去了…
…。面对这些问题怎么办呢？工作组决定，从思想工作入手，宣传合作社，然后重新报名。于
是，组织党员、骨干分子分头下去，帮助思想有问题的人弄通思想，让他们端正入社的思想动
机。同时严肃地指出：入社完全自愿，不入社也不受歧视。3月 19日，第一次召开群众大会，
在会上又反复宣传，再次讲明入社自愿的方针，又根据本村土地、劳力等情况同群众一起精打
细算，使群众从中看到，入社后一个劳动力的收入要比过去在互助组一个中农收入还多一倍。
这样一来，原先不相信多收入的人相信了，都从内心感到搞合作社确实好。经过这样一周折，
全村农民又纷纷重新报名入社。同时，民主选举了社委会，李耀海为社主任，王德海为副主任，
王吉臣为会计，孙文增、张桂贤、王殿阁、耿海君为委员。全村29户，112口人，140垧地，50
头牲畜全部人社。共分两个组，一组组长王殿阁，二组组长耿海君。余庆屯农业生产合作社就
这样正式宣告成立了。
建社初在活计安排上，虽然分为两个组，派工都由社副主任王德海早上派，三四十人干什
么活的都有，有时一个早晨也分派不明白，有时还有漏工现象；在劳动记酬上，干什么活都10
分，不干活也记分，时常发生偷工、赖工等混乱现象，从而难以调动每个社员的生产积极性。
社员翟长江就是一例，让他挖粪，他不愿干，有意地连把集体买的新叉子挖坏 8把；让他扶拉
子，他偏不带拉子；让他扶马犁，他说跟不上；让他扶牛犁，他说不会；让他踩格子，他看这
活还行，又不肯好好踩，垅台一脚，垅帮一脚，远近不均；评工分大家批评他，他还不服气。
建社不到两个月，严重的窝工浪费和混乱现象，使李耀海这个社主任感到自己的水平低，
招架不住这副重担，怕影响农业社的发展，便主动要求不干了。县委工作组为了加强对试点合
作社的领导，经向县委和区政府请示批准，决定让领导能力较强，群众拥护，原余庆农会会长，
当时任区生产助理的孙文海停薪留职，到余庆任农业合作社主任，李耀海退为副主任，主抓社
里副业生产。调整后的合作社领导班子，改革了原有的劳动管理制度。在生产安排上，实行专
业分工，成立了大田组、畜牧组、副业组、妇女组，并根据农时季节变化和劳力特长，临时调
配。为了解放妇女劳动力，合作社成立了农忙托儿所。在劳动管理上，实行了定额管理，小段
包工，按质计酬。在生产措施上，改变了过去种地不搂茬子习惯，把玉米、高粱茬子全部刨掉
搂净；土地全都比过去深耕一寸到一寸半；全社 140垧地，全部上了满肥；对玉米、谷子、高
粱的子种全拌上了猪血、炕洞土、牛油，苏子、大豆实行根瘤菌拌种，水稻上了硫铵化肥；农
作物全部实行良种，达到三铲三趟，有的还达到四铲四趟；偏远地庄稼怕野兽糟损种上了小麦。
与此同时，合作社为了向农民灌输新思想，办起了农民夜校，组织农民学文化，学政治，开展
了社会主义教育和爱国丰产竞赛活动。从而提高了社员的思想觉悟，调动了生产积极性，先后
涌现出耿海君干活不歇气，为保护稻种4次跑4里多地撵野鸭子；模范羊倌刘克敬，后进变先进
的翟长江等模范社员。因此，《东北农业》杂志发表署名丁力的《加强党对农业生产合作社的
政治领导》的文章，介绍了余庆农业合作社对社员进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的事迹。
还发表了《模范社员刘克敬》的事迹。《松江日报》发表了《合作社的优越性教育了我》——
“记中农翟长江自述入社前后思想转变过程”的文章。
经过调整领导班子的余庆农业合作社还根据中共中央对互助合作社的政策精神，对土地实
行分等定级，联合种植，按股分红的办法。一等地，地租500斤粮，每差一级减少 10斤。对牲
畜、农具，实行入股吃租。一等马为2 500斤粮，每差一级少200斤。牛按二等马算，大车按载
重量算，子种草料合理作价，秋后要钱给钱，要粮给粮。财务民主公开，按月按季向社员公布。
年终分配时，要从总收入中扣除公粮、生产费用、并留有2%的公积金、1%的公益金和下年的种
子、饲料，其余收入按社员劳动日分配粮、钱、物。
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新变化，使余庆屯踏上新的征途，发生一系列新变化。粮食生产连年丰
收，社员收入明显增加。兴办农业生产合作社这年，小麦垧产 2 450斤，比1951年增产250%；
大豆垧产3 500斤，比1951年增产150%；水稻比1951年增产120%；谷子比1951年增产74%；玉米
比1951年增产33%。全屯粮食总产达311710 590斤，平均亩产达到338斤。农业增产，副业增收，
这年组织社员从事拉脚、采伐，副业收入 4 000多元，共折合粮食75万多斤。合作社除去地租、
牲口租、公粮、马料、车工、种子、“两金”和其他开支，净剩39万斤粮食，是1951年互助组
时的两倍多。全村112口人，不算土地和牲口租，仅劳力收入一项，平均每人分粮3 480斤，折
合人民币383元。1953年，余庆屯粮食总产达到74.6万斤，平均亩产340斤；1954年，粮食总产
增加到77.7万斤，平均亩产 345斤。同时扩大了经济作物面积，发展了副业生产，使农民的收
入稳步增加。就拿社员翟长江来讲，他家 3口人，1个劳动力，两匹马，1951年单干时自家种7
垧地，产粮7 200斤；1952年入社后，同样的劳力、牲畜、土地，从合作社分得粮食 22 750斤，
折人民币2 500元，差不多是1951年收入的4倍，人均收入830元。再看社员徐宝有，他家5口人，
1个劳力，没有牲畜。1951年单干时，他家种2.9垧地，产粮 2 500斤；1952年入社后分得粮食
14 000斤，折合人民币1 540元，等于1951年的5倍，人均收入 308元。他高兴地说：“合作社
真是好， 若是单干，说啥也不行啊！”余庆合作社的变化， 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和欣赏。
《松江日报》在1952年11月发表署名丁力的文章，题目是《余庆生产合作社实行合理分配社员
收入增多》和《余庆生产合作社劳动收入分配工作介绍》，同时发表了评论文章，肯定和赞扬
了余庆合作社的经验。
余庆兴办生产合作社之后，集体经济发展壮大，文化娱乐活动丰富多彩。合作社破天荒有
了集体财产，其中绵羊86只，生猪60头，黄牛5头，骡马6匹，大车6辆，马拉播种机1台，还有
1台马拉收割机及一些其他农具；又栽了6垧地樟子松，6万多株；同时集体兴建了10间马棚、6
间仓库、4间大食堂、3问俱乐部，建了简易洗澡塘子，还盖了两间羊圈和 3间猪圈。此外，合
作社还建立一所图书室，麻山煤矿的工人老大哥开着汽车给送来一大箱子图书、画册，每个星
期还派矿上的医务人员到余庆为社员检查身体和治病。县里还派来一名教师，在余庆社建起了
全县第一所村级的初级小学校，16名儿童挎上书包，高高兴兴地进了学堂。合作社给孩子们买
了风琴、洋鼓、洋号，办起了小乐队。合作社的全面发展，充分显示了组织起来搞合作的优越
性，吸引了社外的群众，使合作社不断巩固壮大。到1954年，余庆合作社入社农户达49户，198
人，土地增加到150垧。
由于余庆农业生产合作社办得好，东北局派沈阳鲁迅文工团来到余庆体验生活 5个月。他
们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抓住素材进行创作。有一位画家叫徐史，他住在翟长江家里，
把翟长江入社前后的思想变化，画成漫画挂满了墙，使翟长江受到很大鼓舞和教育，由后进变
为先进，又被选为生产组长。文工团的同志在与群众同劳动中，发现好人好事就编成快板书演
出，鼓舞了社员的劳动热情。到了晚上，女文工团员陶玉、杨淑惠组织青年排练文艺节目。余
庆屯群众第一次看到自己演出的文艺节目，都受到很大鼓舞。文工团还以余庆农业生产合作社
为主要素材，编写和排演了大型话剧《东北新曙光》，在东北地区引起了很大反响。
余庆农业生产合作社主任孙文海，由于在办社中做出了突出的成绩，1953年光荣地出席了
省劳模会，还参加了东北局组织召开的全国农业合作化经验座谈会。1953年秋，孙文海还作为
农业合作社的模范人物，代表全省人民参加了第三届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
余庆屯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办社 3年的实践中，虽然积累了丰富经验，打下了较为雄厚的物
质基础。但初级社的优越性尚未得到充分发挥。1955年春，这里又成为所有制过渡的典型示范，
和安乐村合为一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到1958年秋，又同全国各地一样，过渡到了人民公社，
成为政社合一的经济体制。余庆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史篇谱写已毕。
中共林口县委农工部
《农业合作化史》编写组
(二)林口县高级社时期的拉马退社
1955年，毛泽东主席在《关于农业合作社化问题》的报告中指出：“在全国农村中，新的
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某些同志却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
1956年 1月林口县也随着这个高潮，批判“小脚女人”，把全县的初级社一下子都过渡到高级
农业生产合作社。全县共有农户24 812户，入高级社户数24 415户，占总农业户的 98%。全县
总耕地面积106万亩，高级社占有土地102万亩，占总耕地面积的 96.2%。高级社第一年全县粮
食减产，社员减收。粮食亩产199斤，比1955年初级社时的240斤，减少 17.1%。人均收入平均
226元，比初级社250元，减少9.6%。加之初级社过渡到高级社，取消土地、牲畜入股分红，致
使一些人社农户在1957年分别闹着退社。全县以刁翎区长青社为重点，出现了拉马退社风。全
县1956年单干农户497户，到1957年增加到2 589户，退社农户达 2 092户，占入社农户的8.6%。
刁翎长青社拉马退社的有52户，占入社农户的 34.4%，其中富裕中农和中农退社的占半数，其
他占半数。
闹退社的主要是富裕中农，其次是劳力多、人口少的户和手工业者、小商贩等。退社主要
原因是：①大多数是收入减少；②对社员劳动时间控制过死，社内劳动过分紧张；③社干部作
风不民主，甚至强迫命令，账目不公开，打人、骂人等；④对社员入社的生产资料处理不当，
作价偏低；⑤管理混乱，损失严重，牲畜掉膘，甚至大批死亡。
县委组织了大批工作组，宣传动员退社农民回社劳动，认为“搞单干是走回头路”，有的
采取强硬手段，对外流劳动力和家属实行口粮限制，终于因“胳膊扭不过大腿”，退社的农民，
又回到了高级社劳动。
李树亭
(三)长青村拉马退社始末
1957年春耕前，林口县刁翎乡长青村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发生了拉马退社事件。这事件发
生于高级社诞生的第二年。涉及面之广，退社时间之长，对附近村屯高级社的巩固产生很大影
响。
长青村位于刁翎乡政府所在地。1945年解放，1950年成立第一个互助组。1955年随着农业
合作社高潮建立初级社。1956年成立高级社。当年，社员眼看着牲口使役过重，饲养不佳，连
续死亡，吃了马肉，一些人便产生了拉牲口回去单干的念头。到了秋冬，随着一年农事活动和
分配的结束，一部分人收入减少，社员中的反响更加强烈。投资多的社员认为在社干是给大伙
抗大活，不合算，出社能多挣好几倍。大多数农民都觉得在社里一年到头把身子拴得死死的，
不如在互助组里一年只干百多天活，还能腾出手来干别的；有手艺的农民觉得不合算，出了社
耍手艺要比在社里挣得多，个别干部也觉得散了“少操心”。
转眼已是1957年，人们面对牲畜瘦弱、死亡，对集体能否种上地产生了怀疑，失去信心。
觉得再继续这样下去，不等种完地牲畜就得“下汤锅”；要出社就赶快，不能再拖了。对农民
这些思想波动，酝酿拉马(牛)退社，乡党委书记徐仁峰是知道并默许的。他看到牲口现状也很
着急，心想：再不分槽饲养都得死光了，为了保住农民的牲口，只有这样做了。于是，在“牲
畜分槽饲养”的名义下，终于发生了拉马退社事件。那是 3月初的一天，先有李发、李万富等
人进马圈牵走了自己的马。接着又有几个人牵走了。当时的高级社主任吕殿福、副主任刘仁香，
还有几个队长也拉马退社了。这次退社共有52户，占入社农户的 34.4%。其中富裕中农和中农
约占半数，贫农也占半数。共拉走马 43匹(占耕畜总数的25%左右)。他们还把大马槽子锯成几
个小马槽子，拿走了并带去饲草、饲料。
长青村拉马退社事件波及全乡震动县里。刁翎乡除了源发、小二道河子两个富裕村外，其
余10多个村都发生了拉马(牛)退社事件。拉马退社引起社内人心不稳，给生产带来很大困难。
这时快要春耕，退社和外流的劳力占高级社劳力总数的 60%，而且留下来的又多是不大顶
硬的。结果这年春撂了近百垧耕地。铲地时一个队只有六七个人，高粱苗都 2尺多高没人间苗。
当年秋，县里派工作组和乡党委一起做动员回社工作。反复讲合作社的优越性，批判搞单
干，认为搞单干是走回头路，是开历史倒车。通过开大会、小会、个别串连、挨户动员，召开
了20多个会，无济于事，农民都任凭你怎么讲，就是没有人往回拉马。后来采取强硬手段，对
外流劳动力及其家属决定实行口粮限制，不回社劳动不给口粮。拉马退社的人才勉强地牵马回
社了。他们私下说：“拉倒吧，胳膊扭不过大腿呀！”“不入社还是不行呀！”至此，长达半
年之久的农民拉马退社事件终于结束了。
石铭华 杜喜奎
(四)五林推行以公社为核算单位的“共产主义”模式
五林在建立人民公社，实行“一大二公”政社合一体制的初期，在全县首先实行以公社为
核算单位，搞起了所谓的“共产主义”模式典型。从管理区抓起，全面搞“穷过渡”，在全县
引起较大的反响。
1959年7月，五林公社在由高级社向人民公社过渡的时候，面临全面开展共产主义教育，
持续进行农业生产全面“大跃进”的形势。为了适应这一发展形势，省委、县委要求各地在广
大农民中广泛开展共产主义教育运动，提高农民的共产主义觉悟，顺利实现由管理区为核算单
位向以公社为核算单位方面的过渡，快步走向共产主义社会。当时，在五林任公社党委书记的
郭锡本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按县委的指示办事。为搞好共产主义教育运动，省委派工作组来到
五林，帮助公社党委制定方案，搞“共产主义”模式典型。
当时，五林公社共有27个管理区，近一万名劳动力。在搞共产主义教育运动中，公社党委
按照既定的方案，于 8月份学生放假后，在五林学校布置了共产主义教育展览。其中有共产主
义远景规划图，实行供给制、工资制的规划表，还有农业生产全面跃进的模型等等。把十几个
教室布置得满满的，一切都围绕体现“一大二公”的优越性去安排。随后，组织各管理区的干
部和农民来参观，接受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与此同时，公社党委在省委工作组的帮助下，研究
如何实行全面过渡，搞供给制和工资制，以公社为单位统一核算、统一分配和搞共产主义的规
划方案。至 9月底，搞完共产主义教育试点。到年底，全公社仍实行以管理区为核算单位组织
生产与核算分配。
1960年 1月开始，五林人民公社，认为共产主义教育试点取得成功，便实行了全面过渡，
搞起了“共产主义模式”。在管理体制上，全公社27个管理区都划为公社统一管理，统一核算，
取消了管理区这级核算单位。管理区只管按照公社的指示组织生产，记好工分；在财务管理上
公社从各管理区收缴公共积累，用于给劳动力开支和公社办工业。当时共收缴上来 100万元，
其中40万元用于开支，60万元用于办公社工业。公社设总会计，总出纳，各管理区设分会计；
在生产管理上，全公社统一规划，统一领导，统一组织实施。当时，全公社规划了农业种植区
域，如高产区、水田区等。工业，把大兴村作为发展工业区，把大兴的农民都变成工人，办起
了化肥厂、兽药厂、纸浆厂、被服厂、农具厂、砖瓦厂等共12个厂；在财务、物资上大搞“一
平二调”，最突出地表现在把大兴村的车、马、农具、耕地全部无偿平调给五河村和五星村；
在报酬分配上，实行工资制，各管理区的农民都实行定级，按体力弱强和技术特长分成三等九
级，当日记工，月末评工，报到公社按工分发放工资。全公社近万名劳动力，每人每月平均工
资24元，全公社每月支付工资24万元；在福利待遇上实行集体供给制。全公社办起了80多个集
体大食堂白吃饭。还给每个劳动力统一发放牙具、毛巾等，不长时间就把代销社的牙具、毛巾
发光了。另外，又实行“几不花钱”。如看电影不花钱，吃饭不花钱，小孩入托儿所不花钱等
等。当时人们都认为这才叫“一大二公”，这就叫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这种局面一直持
续了4个月，花掉从各管理区平调上来的公共积累100多万元。
这种脱离现实状况的假共产主义，给五林公社，乃至全县造成很大影响。县委在五林召开
了现场会之后，其他公社也不同程度地出现了“穷过渡”、“一平二调”之风。就五林公社，
也给基层干部和农民造成很大影响。一是平调了大量资金和物资。全公社27个管理区，平均抽
上来 12%的公共积累，用于推行“一大二公”；二是影响了社员的劳动情绪，挫伤了生产积极
性。由于把劳动力分成“三等九级”，往往定等划级不准确，又不认真评工，出现了“定啥等
级干啥活，不肯多干一点”的现象。1960年春季，青西管理区搞农田建设，有两个不同等级的
农民在一起抬石头。为了严格区分等级，体现什么等级干什么活，他俩把一条扁担刻三道杠，
三分之一部分让一等劳力抬，三分之二部分留给二等劳力抬，结果一等劳力一抬直撞腿，没法
向前迈步了；三是由于搞了全面过渡，并实行供给制、处处办大食堂，在人力、物力、财力以
及粮食上造成很大的浪费；四是由于当时搞了片面性的共产主义宣传，又搞了所谓“共产主义
模式”，给人们思想造成一定的混乱，误认为当时的供给制、吃饭不花钱就算进入共产主义社
会了；五是由于当时很多条件未具备就急于搞过渡，脱离了客观实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
业合作化的巩固和稳步发展。尽管有以上这些不利因素，但当时还是利用统一组织和调动劳动
力，统一公社核算与分配的有利条件，兴办了一些事业。例如在公社所在地的大兴村兴办起12
家企业，其中有一半企业巩固下来了，为今后发展社办工业奠定了一定基础；还组织大批人力、
畜力兴修板院水库，尽管当时未建成，但为今后续建乃至最后建成打下了基础。
五林公社推行以公社为核算单位，以供给制为主要内容的“共产主义模式”持续到1960年
5月完结，又恢复到以管理区为核算单位， 终止了社员劳动的工资制和生活待遇上的供给制。
到1960年冬季，五林公社党委根据县委的统一部署，进行反对“一平二调三收款”的工作，把
平调上来的土地、耕畜、车马、农具和一部分资金都先后退还到各个管理区的农民手中，实行
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管理体制。
姜宪利
(五)奋斗人民公社组织高级社联合实现水动力化
林口县三道通乡地处牡丹江畔的深山区。牡丹江贯穿全境。境内水源丰富，土地肥沃。1957
年秋，中共林口县委把当时任县委监察委员会副书记的高德元派到三道通乡，协助乡党委开展
工作。他同乡党委、乡政府的领导，认真研究讨论当地条件，决定从兴修四道到三道通村水利
工程抓起，全面掀起水利建设高潮。提出了“有水就开水田，有水就发电”的口号，尽快实现
耕种水田化，动力电气化。请求县水利局技术员张沂成和李长浩进行工程勘测、设计，配合乡
制定施工方案；乡党委还成立了水利工程指挥部，把能力强、懂技术的干部充实到工程第一线；
又从各高级社抽调50余人组成水利大军，开往工地。
1957年10月初，从四道村至三道通沿线工地上，人山人海，在一阵鞭炮声中，灌区工程全
面开工。各高级社都分段承包， 锹挖镐刨，车水马龙，突击会战，施工高潮时工地达到2 300
多人。乡、村干部以身作则，带头参加施工劳动，跟群众一样刨大镐、挑土篮。社员群众干劲
十足，有的还在工地上搭起了临时帐篷，住在工地上，每天起早贪黑，坚持大干。各高级社之
间，男劳力与女劳力之间，开展了竞赛活动，你追我赶，相互促进。三道通村妇联主任王月英，
副主任王志敏，率领一支20多人的铁姑娘队，都是十八九岁，同小伙子比高低，干得热火朝天。
这个村有个50多岁的老白太太，身体不大好，每天也跟着修渠。在渠道工程必经之路上，有一
段 350米长的大石砬子，悬崖陡壁，难度很大。为突破这段难点，指挥部在这里开动员大会，
在迎面砬子上，刷写“让高山低头，叫河水让路，百年大计，质量第一”18个大字，鼓舞士气，
激励干劲。经过苦干20天，终于突破了这道难关。用7吨炸药，120吨水泥，修了12个涵洞和桥
梁，使全线10公里渠道，全部贯通，实现了从沦陷时期就想把水从立业屯调到三道通的夙愿。
1958年5月1日，这个灌区正式开闸放水，县委领导赶到现场讲话。这一年，全乡各高级社
的水动力工程全面开工，高德元正式调到三道通乡任党委书记。他同水利技术员一起抓水利工
程建设。首先在苏联屯(今藏富)利用河水建起了一座半冲动式水动力站，既能发电照明，又能
磨米磨面，实现了人们多年来向往的“点灯不用油，拉磨不用牛”的愿望。随后，又在四道建
起一处中型旋浆式水轮机站，能带动 3台打稻机、1台扬场机、1盘磨。乡党委在四道召开了现
场会，以点带面，要求各村都搞一处“深山夜明珠”。这一年 8月，三道通乡建立了奋斗人民
公社，水动力在全社遍地开花，共建起16处水动力站，发展水田619垧，共产水稻665.7万斤。
有了水动力，水稻脱粒全部用上了机器，铡草、拉磨、点灯全部用了电，干部群众拍手叫好。
1958年12月28日，中央召开全国农村社会主义建设先进集体、先进个人代表大会。高德元
代表奋斗公社人民光荣地出席了大会，同来自全国 5 000名代表一起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
并一起合影留念。为表彰奋斗人民公社实现水动力化光辉成就，国务院奖给一块由周恩来总理
亲笔签名的奖牌。
姜宪利
(六)土城子大队九位青年的一张“大字报”
林口县建堂公社土城子大队， 是省、地、县 “农业学大寨”先进队。为了在先进队查找
“农业学大寨”存在的共性问题，推动全地区“农业学大寨”步伐，1972年 9月中旬，《牡丹
江日报》记者金克带着这个问题，来到了建堂公社土城子大队。他通过发动群众揭摆问题，查
找出了在“农业学大寨”的先进队存在的问题。金克拟写了一张大字报，以毕景村、张德林、
潘玉芹、张文珍等 9名青年社员的名义张贴在大队俱乐部里。之后，这张大字报在《牡丹江日
报》头版头条发表。主要是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一筐粪往哪里投是路线问题；堵不住
资本主义的路，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等内容。然后又发动群众给大队提意见，写大字报。群
众共写了 200多张大字报，把俱乐部里墙上都贴满了。县委副书记李继昌和县革委副主任、土
城子大队党支部书记(在县革委坐班)刘亚彬回到土城子大队，发现这张大字报后觉得很有深度，
在先进队里仍然存在着问题，在后进队问题就更多了，他们商量准备开个现场会，对“农业学
大寨”会有更大地推动作用。于是，就给县委书记唐锡铭挂了电话，汇报了情况。唐书记决定：
在土城子大队召开路线分析现场会，并以县委的名义通知各公社党委书记和主任参加土城子大
队的形势路线分析现场会。1972年9月20日开会，共用两天时间，有 60多人参加会议。会上县
委副书记李继昌作了“关于全县‘农业学大寨’存在的共性问题”的讲话，县革委副主任、土
城子大队党支部书记刘亚彬作了“宁可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以阶级斗争为纲”
的讲话，县委书记唐锡铭作了会议总结。会后，各公社党委书记和主任立即召集各大队支部书
记会议，贯彻县委在土城子大队召开的形势路线分析会的精神。社员白天劳动，晚上就参加生
产队的路线分析会，贯彻以粮为纲的方针，自留地里只能种粮，种经济作物就是发展资本主义，
就会遭到大会批、小会斗。1972年，土城子大队社员张德才种了两亩葫芦，说他是发展资本主
义。他姑娘张文珍是土城子村的铁姑娘队长，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讲用团的代表，还到省城
去讲用过，表态和其父张德才划清界限。社员刘春芳养一头母猪，又种点谷子，卖点谷草，批
判他养母猪是资本主义小银行，种谷子卖谷草是发展资本主义毒草，将一车粪送到自留地里就
是资本主义。土城子大队有一伙40多人的基建队，年收入可达 5万余元，也解散了，大车窝在
家里无活干。批的结果，1973年副业没搞，农业又大减产，全大队平均劳动日值由两元多钱，
下降到平均2角3分，社员吃了返销粮。年底为了给社员开几个钱过年，大队把700多棵 20年生
的落叶松全都砍光卖掉，使一个好端端的集体经济遭到严重破坏。
由于土城子大队一张大字报的影响，1973年全县各公社、各大队都组织人力铲掉社员镐头
地的青苗、自留地的经济作物。建堂公社半方地大队(今属刁翎镇)盛产晒烟，一声令下把社员
自留地里的晒烟全部给拔了。中兴公社东关大队一位农民往自留地送了一车粪，支部书记就带
一伙人，不但把粪拉走还挖地三尺，并对他进行路线分析。至此，农民不敢搞小开荒，自留地
里不敢种经济作物，不敢往自留地送粪。这张大字报引起的风波一直到1974年末才平息下来。
李恩祥
(七)“柳树”推行大包干责任制前后的记忆
我先后两次在柳树公社做过领导工作。第一次是1964年3月到1966年4月，任公社社长。第
二次从1979年1月至1983年4月，任公社党委书记。此间我同党委一班人和柳树人民一起，在党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导下经过3年的探索，7个月的落实，推行了大包干生产责任制，使这
个20多年来贫穷落后社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一、大包干前的“柳树”
柳树公社地处林口县城南部的边远浅山区，总面积为500平方公里，其中耕地9万亩，占总
面积的 12%，其余是天然次生林和草原。地上土质比较肥沃，地下埋有煤和金矿。全年有效积
温2 300℃左右，无霜期115 天左右，是全县有名的高寒冷凉地区之一。有 24个大队，28个自
然村屯，69个生产队，人口2.2万人。
柳树自1945年解放并建立人民政权后，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在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
到人民公社之前，农业生产一直向前发展，人民生活也是向上提高的。当时曾是全县的重点产
粮区。公社化，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后，由于左的路线干扰，严重挫伤了社员群众的积极
性，开始走下坡路，成为全县有名的穷社。从1959年到1979年，是年年吃国家的返销粮 (20年
平均每年吃返销粮70万斤)。生产队累欠农行贷款140余万元，农村人口平均背债70元。全社人
均分配连续3年不足70元的穷队就有34个，其中有21个空壳队，已近 10年没给社员开支。社员
欠款额共达61.5万元，欠款户达1 502户，占总户数的 33.2%，户均欠款400元。民政部门每年
发放救济款6万多元，国家每年减免农业税不下4万元。
县委对改变柳树落后面貌十分重视，不断加强公社领导班子。从1970年到1980年10年间调
换党委书记1名，管委会主任7名，副主任调换的更多了，结果还是面貌依旧。当时社会上流传
“公社干部不安心，大小队干部没信心，社员群众散了心”。外调来柳树的干部人到位家不搬，
谁也不想在柳树公社长期工作下去，满大混两年就想法调走。大队和小队干部撂挑子不干的常
年不断，四道大队二队一年就换了 3个队长。治安大队的支部书记初文斗，四道大队的大队长
随喜生，奋斗大队的支部书记景秀海和大队长关福成，看柳树没希望，先后搬往外地。社员也
纷纷外流。民谣：“有能耐的往外逃，有力气的下煤窑，没能耐的当地熬”。据1981年统计，
全公社外流人口840人。柳树大队社员孙成禄，在柳树住了 40多年，也把家搬到了宝林公社柳
毛大队。搬家那天，上百位老亲故邻街头相送，孙成禄哭着告别乡亲，依依不舍地离别了他居
住多年的故乡(大包干后他又搬回柳树公社)。
二、三年的探索
1979年 1月初，为了重新了解和熟悉柳树的情况，我们党委领导一起顶风冒雪，走遍了全
公社每个大队，访问了许多农户，看到的是当年生产生活困难重重，听到的是干部的叹息和社
员的埋怨声。我们深感当务之急是先把全公社于部的精神振作起来。
2月份，在县委召开全县农村三级干部大会上， 传达了三中全会精神。通过深入的学习讨
论，大家的眼界开阔了，心里亮堂了，认识到柳树是当年抗联根据地，是烈士鲜血染红过的地
方。这里有肥沃的良田，曾经是高产社，有广阔的山场，能发展多种经营，有丰富的矿藏，能
办社队企业。只要大家振作精神，政策搞对头，齐心协力，落后帽子一定能甩掉。会议快结束
时，我代表全社干部、党员上台向县委、向全县人民表了态：柳树虽然地处高寒，但我们的血
是热的。现在虽然落后，但我们不甘心落后，全公社两万多勤劳勇敢的人民不愿意受穷。现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颁布了富国富民的好政策。我们有决心，有信心，按照党中央制定的正确
路线、方针、政策大干下去，在最短的时间内把贫穷、落后的柳树改变为繁荣富强的新柳树。
决心下定，1979年我们抓了稳定人心搞生产，调整14个生产队领导不力的班子，将大队抽
调的 290名劳动力，退回生产队。同时我们全体公社干部大下基层，蹲点包队和社员同吃、同
住、同劳动。这一年应该说全社上上下下用了很大力气，喊破嗓子，砸碎了钟，虽然有些进步，
但由于“大帮轰”、“大锅饭”的问题没有解决，群众的积极性没调动起来，还是没扭转落后
局面。当年分配结果是：全公社人均收入72元，不足70元的穷队还有47个，仍有14个大队吃返
销粮。
1980年初春，我们从总结经验教训人手，又反复学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文件，学习四川、
安徽等地关于建立生产责任制、改善劳动管理方面的经验，对我们启发很大。这一年，我们根
据省委农工部的指示，从建立生产责任制人手，在劳动管理上抓了两种形式：一是实行口粮田，
二是搞包产到组。到秋后总结看出了新问题：口粮田这种形式的责任制在 5个大队试行，结果
社员是“口粮田里细侍弄、公粮田里不出工，出工也是瞎胡弄”。二道大队四小队，春天在公
粮田里种 4垧谷子，夏天没人精心管，秋天没人往回收，被大雪埋了一冬，直到第二年春天才
把草收回来。分组作业包产到组这种形式的责任制，在 3个大队试行结果是“大帮轰”变成了
“小帮混”，“大锅饭”变成了“二锅饭”，谁也不服谁管。石青大队二队的一个作业组种了
3垧地小麦，在地里没拉回来，全被大牲畜糟踏光了。全大队 20多垧大豆，秋后拉到场院没人
看管，成了猪、马、牛、羊、禽大会餐的“五国饭店”，大部分粮食损失了。1980年是个丰收
年头，而石青大队搞了作业组“小帮混”，结果吃了 5万多斤返销粮。实践证明，口粮田和作
业组这两种形式的责任制，并不像人们事先预料的那么理想。
又是一年春草绿，我们没有停顿探索的脚步。1981年春，省委农工部提出可以实行统种分
管形式的责任制。就是春天集体统一耕种，夏锄分到各户去管，一包到秋，定出上交粮数，剩
下都是自己的。这种形式的责任制，先在31个生产队试行，确实能够调动社员的一定的积极性，
都愿意包，连车老板、饲养员、出纳员、打更的都抢着要包地。分地时，产量定高了社员不干，
定低了集体赔账，到底定多少合理，一戗戗就过去四五天，这时发现二道大队曾经偷偷地把一
部分土地、牲畜分到各户管理之后，效果非常明显，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在1981年夏锄刚开始，公社开会研究怎样解决好统种分管中一些挠头的问题时，万水大队
党支部书记姚风歧，把我拉到一边壮着胆子对我说：“不少社员都说四川那个办法好。我们那
个小大队，只有32户，我就全分下去， ‘大包干’行不行？”当时中共中央[1981]75号文件
已经下到基层，我们天天都在研究全国各地的各种生产责任制。看到四川、安徽等地搞大包干
取得了惊人的成果，对大包干我们早就动心。一听老姚提出这个问题，正合我们的心意，便果
断的回答他：“可以，只要群众有要求，符合咱们的实际，你就大胆试试！”
老姚回到万水大队后，按着群众要求，把土地全部分到各户，把集体的大马卖掉买牛，14
匹马换回32头牛，平均一户一头耕牛。这样一包社员劲头大了，使统种分管的问题迎刃而解。
生产出现前所未有的新气象。在那年夏天阴雨连绵的日子里，家家男女老少齐上阵，抢晴天，
战雨天，孩子薅，大人铲，按群众话说，“地侍弄得像狗舔的一样干净。”这一年，大包干确
实在万水显灵了，穷万水变成了富万水。过去一直吃返销粮，这年家家留够口粮后，还卖给国
家 3万多斤余粮。人均收入由上年的110元猛增到210元。消息传开，人人都说“万水创造一个
翻身的奇迹。”公社党委先后 3次组织全体干部和各大队的支书、大队长、会计去“万水”参
观，访问各户，听他们介绍经验。在事实面前，干部群众发自内心的呼声：“大包干这个办法
好！”但也有人认为不能选用一个模式，搞一刀切；还有的人怕犯路线错误，不敢搞。收入高
的一些大队，不同意搞大包干，认为是拆散集体经济，搞倒退。还有一条我们体会最深刻，就
是不管穷队还是富队，群众都一致拥护搞“大包干”。他们说：“我们从心眼里愿意搞‘大包
干’，就怕干部不让搞啊！”
经过 3年的探索，我们认定“大包干”责任制是打开“柳树”翻身致富大门的金钥匙。但
是，怎样去统一上上下下的思想呢？1981 年7月份，县委部署各公社党委都要举办党员训练班，
要求结合党课教育，联系当地实际，解决一、两个群众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在研究这项工作
时，大家一致认为统一对实行“大包干”责任制的思想认识，就是柳树公社当前迫切需要解决
的重大问题。党委决定在8月20日党训班上，让全公社400多名党员对“包产到组”和“大包干”
进行分析、比较。最后整个党训班发出一致呼声“大包干责任制好！”8月 23日党训班已近尾
声，人人都在期待着党委定盘子、拿章程。这一夜我是一直没睡觉，翻来覆去，绞尽脑汁在考
虑大包干到底搞不搞呢？要把搞30多年的集体经济一下子拆散，弄不好要犯路线错误；不搞呢，
社员群众迫切要求，党员大会一致要求，越想越觉得决心难下，纸卷烟头扔了满地。我的老伴
随我在农村工作30多年，没看见过我在处理问题面前这样犯难，她关心地问我：“老陈，你这
是怎么了，为啥不睡觉呢？”我把我的心事当她说了，没想到老伴态度坚决地对我说：“中央
有文件，群众愿意干，你就大胆地搞，不要怕”！老伴的几句话，给我壮了胆。第二天早晨，
在党委成员碰头会上，经过讨论，思想达到了空前统一，都表示坚决搞“大包干”。最后，形
成了党委的决议，并且在8月 26日党训班总结大会上向全体党员公布了。但强调在推行大包干
中，工作要过细，坚决不搞一哄而起，要保护集体财产不受损失。从此大包干在柳树开始全面
实行了。
三、七个月的落实
“大包干”当时也叫“双包”，即包干到户，包产到户。从1981年9月开始，到1982年3月
份，我们是分三步落实到户的。
第一步是酝酿、选择阶段。我们组织干部深入到大队，在反复学习中央75号文件精神的基
础上，让群众自己选择责任制的形式。嘎库原来是比较好的大队，党支部打算再看一年再说。
后来群众迫切要搞“大包干”，5个生产队普遍进行投票选举，结果97%以上的群众投了“大包
干”的票。这个大队便尊重群众意愿，搞了“大包干”责任制。全公社到1981年10月末基本定
型。结果是：除北海、曙光、柳树3个大队各有两个生产队，土甸大队有3个生产队，共 9个生
产队坚持集体经营外，其余58个生产队搞“大包干”，占公社生产队的 86.5%，没搞包干到户
的9个生产队，一是领导力量强、基础好。但在这9个小队中还有21户社员不同意捆在大堆里，
单拉出来搞了包干到户。二是有来自上头的阻力。当时县委农工部一位副部长，1979年曾在土
甸大队蹲过点，认为这里人强马壮，1982年听说柳树公社全面搞了“大包干”责任制，就到土
甸大队召开党员大会，发表自己意见，制止社员搞“大包干”。结果全大队共 5个生产队，只
第四、第五两个生产队搞了“大包干”，第一、二、三生产队迫于上头压力没搞成。到秋后看
出了上下，五队向国家卖粮20多万斤，而一队才卖5万斤；五队人均收入 270元，一队才140元。
原来没有“大包干”的第一、二、三队的社员就哄起来了，埋怨干部不应拖后一年，坚决要求
包干到户。1982年12月，土甸大队也全部落实了“大包干”责任制。
第二步是制定各项经济政策阶段，我们是积极而又慎重的。经过反复磋商，最后全公社上
下意见取得了一致，对柳树公社实行“大包干”中的土地、大型农业机械、集体大牲畜、房屋、
子种、草料和粪肥、集体水利工程设施、多种经营生产项目、队办企业、集体提留、集体和个
人欠款、粮食征购任务、社员培肥地力，以及干部补贴、后勤人员工资、民师工资和烈军属、
五保户补助，还有签定承包合同等，共计46个经济政策问题，都做了相应的规定。搞出了《柳
树公社实行双包责任制的64个怎么办》印发到各个大队和小队直到各家各户。上上下下召开了
27次专门会议，达到了进一步统一思想，统一政策。
第三步用合同形式落实包干到户。我们一是抓合同签订。合同内容包括：承包的土地面积
或多种经营项目；农副产品征购派购任务；“三金”、“两费”提取指标；有些还把计划生育
也纳入了合同。签订方法是双方充分协商，允许承包户开家庭讨论会，使双包意见一致后共同
签订，盖上印记。合同一式三份，即承包户、生产队、大队各一份，有效期多数是 5年。1982
年，全公社58个包干到户队共签订 1.6万多份承包合同。二是按照合同组织生产。办法是“三
抓”，即抓农时季节，抓困难户，抓抗灾。以保证农户粮增产，钱增收。三是抓合同的兑现。
我们采取 4条措施：一抓典型带动全面，二抓党团员带头，三抓个别调整，四抓户卖粮、队结
算。社、队干部们认为兑现合同最有把握的是社员按合同出售的农副产品一律由队结算，待生
产队扣除农业税、集体提留、应还的欠款，使合同规定的各项义务全部兑现后，剩余部分再按
户发给社员。
在我们推行“大包干”责任制的过程中，得到地委霍方侠书记、行署专员訾显章等领导的
肯定和支持，但也曾受到某些领导的指责和阻止。
1982年 3月柳树“大包干”落实后，社会上阵阵冷风便向柳树吹来，有人说：“柳树分田
单干了，集体经济散花了，柳树搞资本主义了”，等等。我也很快被贴上“单干司令”的标签。
有人说：“陈书堂犯错误啦！柳树实行军管啦！”谣言传到我远近亲属耳里，不少人百里之外
来探望我。在牡丹江地委召开的有各公社党委书记参加的一次会议上，有的人在会上公开说：
“县委应当到柳树管一管。”恰在这时《牡丹江日报》又在头版头条登载了我县新城公社大砬
子大队将给社员分到手的车马又收回集体的消息，牡丹江电台也播了“柳树干部、社员听到后
思想出现很大波动，当时正值春耕大忙季节，刚兴起的轰轰烈烈的备耕热潮冷了下来”。
我们在 3月下旬召开队长以上的三级干部大会上，坚定明确地向到会同志表示：第一，责
任制不变，车马不能收，一定要干到底；第二，向大家表示决心，今年各项工作任务都要干上
去。就在我们三级干部会议开得最来劲的时候，地委派工作组来到柳树公社。他们一来就说明
来意，要解决同省委保持一致的问题，纠正柳树在“大包干”中把大牲畜分到户的偏向。当时
那边开大会，这边要口供真难啊！党委几位主要领导到一起，临时碰一下头，大家的意见一是
坚决不变；二是会议按时结束；三是决定由我和管委会主任张坤臣接待工作组。地委工作组叫
我们“变通”一下。最后，我们看没有明确的态度，他们是不会走的。于是，我们俩一合计，
就这样表了态：“现在不能动了，纠正要影响春耕，等到秋后再动吧。”
他们也面对现实回去了。
“大包干” 第一个春耕开始后柳树大地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气象。 按照群众的话说那是
“呼家兵、杨家将、男女老少一齐上”。这一年，春耕有两大特点：一是质量好，二是速度快，
比往年提前半个月播完。按县委书记李洪业、县长孙国发、县委常委党文祥来柳树检查工作时
的评价：柳树春耕是“三多一好”。三多是：人多、犁多、粪肥多，一好是质量好。全县检查
苗情时柳树破天荒被评为全县第一名。
6月4日，在全县八届五次全委扩大会议上，县委让我们在会上介绍了如何落实责任制推动
生产的经验。
人的考验过去了，自然灾害的考验又接踵而来。正当实行大包后群众搞夏锄的时候，老天
连续下了两场冰雹，3 000多亩大豆、2 000多亩玉米被打得够呛。受灾后，全社干部群众奋起
抗灾，补种的补种，毁种的毁种，只用 3天的时间就全部补种完。一个多灾的年头，群众终于
抗御并夺得了“大包干”第一个丰收年。
四、大包干带来巨变
1982年的柳树是发生巨变的一年，干部和群众一直向往而没有办到的事情，在80年代变成
了令人欣喜的现实。
灾年粮食生产取得了史无前例的好收成。粮食总产量由上年的900万斤增加到2 200万斤，
比历史上大丰收的1980年增产130万斤。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处理得是 20多年来最好的
一年。丰收后，社员不忘国家。本着先国家、后集体、剩下归自己的精神，踊跃向国家交粮。
这一年国家给柳树下达的粮食征购任务是500万斤，实际交售粮食530万斤，而且都是一、二等
的好粮，第一次结束了20多年吃返销粮的历史。当年应缴的农业税20万元，一分不欠，全部上
缴，还回收欠款1万多元。农业贷款35万元，全部春借冬还，并还清多年陈欠6.3万元。双河大
队申永林、林风生、周永贤、周伟、申永发这 5户农民，于12年前从辽宁省宽甸县青椅山公社
搬家到柳树落户，他们因在老家买粮、换季、看病，欠下了国家 681元的贷款。这些年来因家
境贫寒，一直没有偿还能力。“大包干”后这 5户都发财了，他们把当年欠的贷款加利息共计
1 204元筹集好，一次汇回原籍银行营业所。 《辽宁日报》曾在一版为此发表了一则题为《来
自北大荒的汇款》的短篇新闻。作者在新闻末尾写到：“他们主动偿还了欠了16年的贷款，毫
无疑问，他们在那里也富起来了。”
集体经济壮大了。当年全公社提留“三金一费”92万元，是农副业总收入627.4万元的14.6%，
比历年平均积累30万元增加了2倍。
这一年，柳树人均收入由上年的 69.6元提高到231.7元，增加了两倍多。人均收入不足70
元的穷队找不到了。社员年末存款达80万元，是1980年历史最多存款额23万元的3倍多。
生产力剧增。“大包干”前，全社畜力胶轮车为 400多辆，“大包干”仅仅一年就增加到
2 564辆。牛马大牲畜，年初是2 199头(匹)，到年末是3 993头(匹)，纯增1 794头(匹)。农业
机械增加38台，其中大型拖拉机两台，手扶拖拉机14台，10行播种机16台，中型脱谷机6台。
柳树翻身面貌大变的消息传遍了各地，当初外流的社员先后全部搬回柳树。石青大队“大
包干”前共搬走30户，“大包干”后当年带头搬家的大队长陈道义又搬回来了，全大队共从外
地搬回34户，把外户也引进来了。
这一年公社党委成为先进党委，先后 3次在全县大会上介绍经验，并在省委召开的整党工
作经验交流会上介绍经验。供销社和农行营业所被评为地区先进单位。还有 4个单位成为县级
先进。柳树干对了，柳树翻身了。省、地报刊和电台连篇累版地报道柳树“大包干”的成果和
经验。来柳树参观考察的络绎不绝，最多时一天达到5伙。先后共计80多伙，1 000多人次。
1983年1月 23日《牡丹江日报》在记述柳树推行“大包干”发生变化时写道：“被落后帽
子压得枝叶凋落的柳树，如今沐浴着三中全会的阳光，枝繁叶茂，挺拔向上。”
陈书堂
(八)记虎山村统分结合双层经营
林口县亚河乡虎山村地处县域东北部的高寒冷凉山区。现有 424户，2 160口人，4个自然
屯，11 317亩耕地。
1945年解放以来，虎山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经过土地改革、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
人民公社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合作制的历次农业合作化运动，使生产力有了很大发展，集
体经济日益巩固壮大，农民生活有了很大改善。特别是从1964年开始，虎山大队的历届领导班
子不断排出来自各方面的干扰和阻力，带领群众坚持因地制宜，扬长避短，发挥山区优势，兴
办集体企业和多种经营基地，并不断加强和改善经营管理，使集体家底越来越厚实，经济效益
越来越显著。到1982年由大队统一经营管理的机耕队，有 6台链轨、6台胶轮拖拉机、3台康拜
因(收割机)；有一处人参园，留存面积2万平方米；有一个队办林场，已造人工林 5000亩；有
一个猪场，养猪100头；有一个蜂场，养蜂 280箱；有一处苗圃，育苗3亩；还有米厂、油坊。
整个队办企业年总产值425 000元，纯利润收入 84 000元，成为县、市农业机械化和多种经营
先进典型。
1983年，全县普遍推行了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的联产承包责任制。虎山大队党支部认真贯彻
中共中央 1号文件精神，在落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根据“统分结合”的经营原则，把发
展多年的集体办企业保留下来实行统管，把各生产队的耕地、牲畜、农具等都处理到各户实行
分散经营。
当时，虎山大队有 6个生产队，9 927亩耕地，360余头(匹)大牲畜。根据“宜分则分”的
经营原则和群众的意愿，一次作价分散到各户经营。土地是根据好、中、次评等定级，合理搭
配，按照人口分配，都签订承包合同；大牲畜是作价，再按户分摊，签订还款期限合同；种子、
草料、农具、粪肥等，都合理作价处理到户。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充分调动了各家
各户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克服了“大包干”第一年生产资料不足的困难，夺得了农业好收成。
这一年，虽然也涉及到原来大队的家底子是分还是不分的争论，但不那么激烈。
1984年初，为了解决分散经营农户耕畜不足问题，将原来大队所有的50多头牛处理给农户
经营时，对集体整个家底子是统一经营还是分散经营的争论激烈起来。当时一位包片蹲点的乡
领导对集体企业的财产态度明朗地主张分散经营，提出要“一分到底”，并从多方面做大队党
支部书记李明积的思想工作，动员他“一分到底”。李明积在虎山连续20多年担任大队干部，
集体的每项企业、每份财产都凝聚着他带领群众艰苦创业的心血，而且也是靠这些企业使虎山
大队摆脱了单一经营贫穷落后的困境。因而他坚决反对在推行责任制上“一刀切”的做法，不
同意“一分到底”的主张。他以中央 1号文件指出的“统分结合”，“宜分则分”的经营原则
为依据，以多年来本大队企业统一经营优越性为事实，同那位乡领导进行了充分说理的辩论。
最后，那位乡领导说：“和李明积没有共同语言”，放弃了自己的主张。但那位乡领导的主张
和附近大队“一分到底”的做法，极大地影响着虎山村一部分人。1984年 1月中旬，原二队社
员孙文郁挑起一阵闹分集体企业财产的风波。他先串连了同自己欲望相投的两三个人，公开地
鼓动分企业财产，并把主攻方向直接指向党支部书记李明积。月底，春节快到了，家家户户都
忙着备年货庆贺“大包干”后第一个新春佳节，可孙文郁却成了鼓励大伙分集体企业的大忙人。
他先到李明积家说：“事情成功了大伙都能分到大队企业的钱。”接着，又到党员、干部家游
说，跑遍了4个自然屯，6个生产队，连年三十晚上都没顾得在家过，串联了全村 90%的农户，
跟着他“向大队企业算账”，“分大队企业的钱”。孙文郁还在16开的大白纸上写有“同意和
大队算账的盖章”字样，动员各户往上面盖章。全村竟有 200余人(包括个别党员和干部)盖了
章，3张 16开的白纸盖满了名章。有的盖章后觉得不对劲，又改变主意，将盖章处抠了个窟窿。
孙文郁等人一直活动到2月中旬(正月十五前后)，认为条件成熟。从6个生产队中拉拢了20多家
闹分底子的骨干分子，自称为“群众代表”到大队办公室找党支部书记李明积，声言“要算大
队企业的账”，“给大家分钱”，还要求党支部“尊重群众代表的意愿”，“把大队企业一分
到底，哪怕一口人能分一棵人参， 能分到一个拖拉机的轱辘也得分”。 一时间，虎山大队的
“闹分风”刮得挺厉害。
面对闹分集体企业财产的混乱局面，党支部书记李明积头脑冷静，沉着镇定，把握局势。
他在接待孙文郁集合起来的20余名“群众代表”时，耐心地让他们谈认识，亮观点，提要求；
然后请他们坐下来一起学习中央 1号文件，宣讲学习体会和农村改革的基本政策。讲明坚持统
管集体企业的好处，并且一针见血地指出，主张“一分到底”，“分光用尽”不利于发展生产。
坚持统分结合，多种经营形式并存经营原则，适合虎山大队的实际情况。经过李明积的说服，
多数人思想觉悟，6队有5名“代表”没等散会就悄悄地走了，但也有不肯轻易改变自己观点的，
还在“闹分”。李明积态度明朗地告诉他们：“你们的意见不能代表全村群众，只能保留。如
果你们几个人硬要分的话，我们可以把企业财产单独分给你们一份。但今后你们不能享受全村
农民得到企业盈利的一切优惠和待遇。”这些人听了这番话，也泄气地走了。
为进一步统一思想，李明积先后组织召开了党的支委会、支部会，又深入到各自然屯分别
召开群众大会，针对虎山大队目前出现“闹分风”的形势，深入宣传贯彻中央 1号文件精神，
宣讲农村改革的目的和政策，以及发展集体企业的好处和远景规划。最后，全村党员、干部和
群众的思想统一到了“保留企业，坚持统管”方面来。1984年 3月初，党支部在虎山学校召开
了 400多人参加的村民大会，宣布虎山村从实际出发，实行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经济管理体
制。至此，持续两个来月的“闹分风”平息了。
虎山村保留下来的集体企业和多种经营项目，在认真总结以往的管理经验的基础上，采取
了“统一经营，专业承包，提取利润，合同管理”的方法，使合作经济中“统’，的层次得以
巩固加强。具体管理措施是：
1.机耕队。有2 500平方米库房，3台链轨拖拉机，6台胶轮拖拉机，3台联合收割机，40余
台大型机引农具。由原机耕队10人承包使用和管理，并规定每台机车在保证本村农民优先使用，
保证机械状态良好，执行村定低收费标准的前提下，每年向村里上缴纯利润1 000元。
2.人参场。保存面积10 000平方米，承包给1个由 20人组成的专业队，定出每年必须达到
的发展面积和起收面积。销售收入由集体和专业队6:4分成。
3.苗圃。有 3亩育苗地，由两户专业承包，每年要保证本村林场所用的优质造林苗木，每
万株作价170元，每年上缴利润1 000元。
4.林场。已营造人工林20 000亩，由1个 20人组成的专业队承包。每年要保证完成30—40
万株的山上造林任务。造林3年后由村里验收，每亩林地成活率达80%，每株付报酬 1角；反之，
只付给按规定计算的各种基本工资。
5.蜂场。共有8处，每处周转蜂35箱，计280箱，由8人承包。每个蜂场年缴利润300元。
6.油坊。有5个榨杆，8个人承包。规定在不上调加工费的前提下，承包者由过去每加工千
斤大豆，上缴利润 4元下调到2.5元，每年加工大豆40万斤左右，上缴利润1 000元，让利于民
600元。
7.米坊。有两台磨米机，1台磨粉机，由1人承包，每年上缴利润500元。
8.其他。原大队卫生所也实行了专业承包；6个生产队中的1 800亩人工林，一个米坊，一
处鹿圈，也实行村里统一经营，专业承包，合同管理，但所提取的纯利润仍返回原生产队，用
于兴办公共福利事业和补助五保户、困难户，不搞“一平二调”。
虎山村实行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合作制之后，充分发挥了集体统一经营的优越性和调动
了家庭分散经营的积极性，使两个经营层次同步发展，比翼齐飞，深受全村干部群众的拥护和
欢迎。
一方面，“统”的层次得到巩固和发展。到1986年，全村集体营造的人工林比1982年扩大
1 000亩。达到人均 10亩林；又新办起砖场、木器厂；其他项目在原来的基础上更加巩固，总
收入达到781 855元，比1982年增加356 885元。“统”的层次有了经济实力，为全村分散经营
的农民提供生产、生活服务，减轻了农民负担。自1983年以来“两金一费”和“乡村两级统筹
费”不用向农民摊派，由村办企业利润中支付，仅此两项种田户每年就少支出 9万元。每年村
里组织修路、筑桥、办自来水、改造输电线路等，不向村民摊派义务工，由村办企业利润中统
一支出。全村农民子女上学、看电影、卫生防疫、吃自来水、订阅报纸，全部实行免费。此外
还为分散经营的农户直接提供生产服务。虎山村豆、麦面积较高，村办机耕队为方便农户使用
农业机械，编了3个作业组，实行定点包地代耕，降低收费标准。以小麦为例，每翻1亩1.21元，
耙1亩0.93元，播1亩0.5元，镇压两遍0.3元，割运 1亩1.54元。低于农机部门规定的统一收费
标准，比农户自雇外地农业机械少支出三分之二。村办苗圃每年除保证村办林场造林苗木外，
还为村民的自留山造林提供低价苗木70余万株。
另一方面，家庭经营层次十分活跃。自1983年实行土地“大包干”以后，农民发展粮食生
产的劲头很足，千方百计提高产量。根据当地自然特点和生产条件，家家户户调换早熟高产的
新品种。扩大豆、麦面积，采取综合措施抢积温，促早熟，使农业生产连年丰收。1986年，粮
食总产由1982年的196.6万斤，增长到391万斤，增长 99.8%。各家各户积极发展亚麻、甜菜等
经济作物，发展猪、牛、羊等家庭养殖业，全村已涌现出36个专业户。农民单振贵，1984年以
来每年养蜂40箱，养蜂纯收入 7 000元。农民吴显志，自1983年开始办起食杂商店，每年经商
收入1 700元，还种3垧地，人均年纯收入 1 000多元。1986年全村各业总收入由1982年的36.6
万元，增加到160万元，翻了两番多。人均纯收入由1982年的57元，增加到521元，翻了三番多。
全村生产力水平大大提高，为农业发展增添了后劲。1982年全村农民家庭只有 1台四轮拖拉机，
到1987年8月全村农民个体经营的机车猛增到50台，其中四轮拖拉机42台，胶轮拖拉机3台，链
轨拖拉机3台，联合收割机两台。4年来，全村 70%以上的耕地实现了机械化播种、中耕和运输。
既耕坛了土地，又解放了农村劳动力。如今，虎山村的农民都热情赞颂统分结合的经营体制好！
就连当年带头“闹分”的孙文郁老汉都从内心里佩服。
姜宪利
(九)林口县百万亩人工林
林口县城的南山之巅，矗立着一座兴林塔，记录着林口县人民坚持30多年植树造林所取得
的光辉业绩。
林口，是黑龙江省林区县份之一。早年，这里森林茂密，森林覆盖率为 45%，林口便以大
森林而得名。沦陷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出于掠夺和消灭抗日联军的双重目的滥伐林木，使森林
资源遭到严重破坏，留下大面积荒山秃岭。解放以后，党和政府采取了封山育林、植树造林、
护林防火等重大措施，使森林资源逐年恢复，山山岭岭重新披上绿装。
从1950年春季开始，林口县人民就开展植树造林， 当年互助组里的农民营造落叶松1 936
亩。此后，年年坚持秋整地，春造林，同时开展“四旁”植树。1954年之后，开始建立国营林
场，使农民集体造林和国营林场造林竞相发展，平均每年都以 1万亩左右的造林面积递增，成
活率达到85%以上。
青山林场从1954年开始植树造林，到1978年造林总面积达到15万亩。保存面积12万亩，其
中有5 000亩母树林和7 000亩特用林。1964年 7月，省长李范五陪同邓小平、李富春、薄一波、
杨尚昆等中央领导视察了青山林场；1976年 9月，联合国组织美国、比利时、塞浦路斯、圭亚
那、印度、印尼6国专家，考察和参观了青山林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林口县农村和国营林场全部实行了改革，充分调动了人民群众
植树造林的积极性。县政府给全县农村划分荒山荒地94万亩，分给农民自留山，宣布：“在自
留山上造林，谁造归谁所有，长期不变，允许继承”。因而农民纷纷承包荒山造林。全县拥有
310个林业专业户，承包荒山10万余亩，现在已造林3万余亩。许多乡村建立了林场、苗圃，常
年从事林业生产。国营林场建立了造林承包责任制，实行“四包、六管、一奖惩”，使造林速
度加快，质量提高。
亚河乡虎山村，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就建立了林场，有20多人常年育苗、造林和管护，
造一片活一片。在实行家庭承包制后，党支部把办好林场，发展林业，作为巩固统分结合经营
体制的大事来抓。到1987年，全村营造人工林达2万亩，人均有林 10亩，在荒山秃岭上建起了
“绿色银行”。到1980年全县营造人工林百万亩。1987年全县人工林保存面积达 137万亩。这
些人工林的木材蓄积量为250万立方米，山上林木每年增值约1亿多元。
在30多年植树造林中，涌现出一批献身林业事业的实干家。刁翎镇长青村的老支委王青林，
从合作社初期，就带领社员在荒山上造林，70年代建立了村办林场和林业专业队，他常年在山
上护林。逢年过节，村干部和家里人请他下山，他说啥也不肯，还告诉儿子说，他活着不离山
林，死后就把他埋在山林边。如今，王青林已在他当年“光着膀子造林”的山上长眠了。县林
业局林业防治站张雅琴，大学毕业后就来到青山沟里，埋头钻研林木病虫害防治工作。她把全
部青春献给林业事业，先后研究出防治樟子松疱锈病，人工招引益鸟灭虫等科技成果，被誉为
“林口啄木鸟”。如今，她两鬓如霜，仍坚持在林业的科研岗位上。
为纪念林口人民在植树造林中取得的成就， 激励全县人民再展宏图，振兴林业，1986年6
月，县政府筹资14万元，在林口镇南山公园修一座兴林塔，塔基直径 7米，高34米，共10层呈
八角型，雄伟、壮观。国家林业部和牡丹江市政府的领导为兴林塔题了词，塔文记录着建国以
来，林口人民积30余年之奋斗取得的光辉业绩。
姜宪利
(十)林口县防病改水卓有成效
林口县地处小兴安岭系山脉的老爷岭下，总面积 7 231平方公里，是个八山半水分半田的
县份。下辖16个公社，389个村屯，有120万亩土地，40万人口，其中农村人口28.9万人。在389
个村屯中，严重贫水和患有三大地方病的就有248个，占村屯总数的63.7%；受害人口13.9万，
占全县农村人口的48%。有些乡村既是贫水区又是三大地方病的重点区。
位于南部的高寒冷凉的柳树公社，共有 25个村屯，4 477户，2.08万人。改水前贫水现象
严重，农民吃沟、溪、土井中的锈水、臭水，提心吊胆地过日子，惶惶不可终日。敬爱的周恩
来总理生前在一份材料上了解到柳树公社的情况批示到：“柳树公社人民生活在痛苦中，要在
生活上关怀他们，通过发展生产，尽快改变这种状况”。但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得到根治。
据1979年至1980年统计，全公社死于克山病的200多人，仅土甸大队1973年就死了 15人。1979
年8月份统计，全公社患大骨节病2 588人，占全社总人口的12%。农场村患大骨节病240人，占
全村人口的60%；地甲病患者1 308人，占全乡人口的6%。三大地方病像瘟神一样威胁着人们生
存。新立大队挑水需要两人配合，井上一人，井下一人。宝泉大队一眼浅土井，枯水季节需要
到土井掏水吃。农场村无水吃，只好外出几十里拉水吃，还有些村屯吃雪水、冰水。由于吃水
难和三大地方病的威胁，农民纷纷离乡外流。农民伤心地说：“有门路的向外逃，没能耐的留
下熬。”1979年全公社外迁203户，1 250人。去柳树工作的干部是人去家不搬，致使这里成了
领导无信心，干部不安心，群众散了心的“三心公社”。据1978年全县普查，患大骨节病10 368
人，地甲病 1万人，克山浅漫科66人。由于贫水和三大地方病危害，使农村生产力遭到严重的
破坏。
1978.年2月20日，刚调到林口县不久的县委副书记郑玉林到柳树下乡，发现这里的开水，
像放入茶叶一样的颜色，非常难喝，了解到因水质问题引起地方病严重，就鼓励他们打井改水。
郑玉林从贫困区投资中给柳树公社解决3万元钱，又帮助从银行贷款3万元，公社自筹 3万元，
买了一台 “300号”钻机，在全县首先成立了打井队。由党委书记亲自抓，一名副主任重点抓，
水利站干部专门抓。第一眼机井选在公社管委会的房后，1979年 4月，树起了高高的井架，开
始钻井，取名为“健康1号”。经过钻井队员的一个多月的努力奋战，钻井深100米，按上了深
水泵，抽出了又清又甜的地下水。打井获得了成功，用事实回答了我县地下水位低，花岗岩石
多不能打井的结论。柳树公社打井获得成功，干部群众欢欣鼓舞，农民安心生产了，干部陆续
地把家搬进柳树公社。嘎库大队有一位农民编了一副“打井引来幸福水，美好生活万年长”的
对联。柳树公社1981年打井7眼，1982年打井 12眼，全公社两万多人在全县首先吃上了自来水，
实现了自来水化。
柳树公社吃上自来水后，引起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县领导亲自到病区和贫水的村屯现
场指挥，召开现场会议，推广经验。号召贫水公社迅速打井改水。1979年冬龙爪、奎山、朱家、
亚河、五林等公社都成立了打井队，由一名公社主要领导亲自抓改水。为了解决改水所需资金，
县委、县政府采取财政补一点，集体集一点，农民筹一点的办法，加速改水的进度。亚河公社
二段地大队有三位干部，把孩子结婚的 1 500元钱拿出来办自来水。宝林公社宝林大队，发动
每家拿一袋黄豆。从1979年至1982年，全县共筹集资金121.4万元，仅1982年就筹集 83.2万元，
是当年国家投资的 2倍多。1982年秋，在龙爪西山大队由县委书记李洪业主持召开了人畜饮水
现场会，推动了改水工作的进程。在这次会议之后，贫水的公社迅速掀起了打井改水的热潮。
从1979年至1982年末，全县安装自来水管道543 695米，土石方747 880立方米，混凝土 249立
方米，投工289 000个。其中1982年挖管道36 383米，土石方 249万立方米，投工249 976个。
截止1984年底，国家投资补助150万元，县乡村自筹310.6万元，农户自筹 505.6万元。铺设管
道总长870公里，完成土石方238万立方米。全县病区、严重贫水区的人畜饮水问题，得到根本
改善。全县有5个公社、143个村屯实现了自来水化。吃上自来水的人口14.7万人，占农村人口
的51%，超过前4年总和的一半。农村发展自来水，改善了饮水条件，防止了水质的污染。农民
安心生产了，生活水平提高了，体质也增强了。据统计柳树公社患克山病的有 100人，1984年
下降到24人，无一人死于克山病；患大骨节病的人数由1980年的2 580人，下降到1984年的950
人；地甲病患者由1980年的1 308人，下降到539人。村民王桂芹患地甲病20多年，吃了不少药
不见好转，吃上自来水后，当领导去看时，她揭开衣领高兴地说：“吃上自来水，我的病也好
了，不然就没命了”。嘎库大队1979年夏季闹胃肠炎的有52人，去卫生所打针得挂号。1982年
吃上自来水后，一年仅发生 3例胃肠炎。县委、县政府对农村改水工作高度重视，当做全县人
民的一件头等大事来抓，使改水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受到上级部门的表彰奖励。1983年至
1984年被黑龙江省爱卫会连续两年授予农村自来水先进县的光荣称号。
农村吃上自来水后，不仅控制了三大地方病的发生，还为农村解放了生产力。亚河公社在
改水前每日提水的劳力为125个，实现自来水后每年要节省4.5万个劳力。柳树公社改水前每天
有 1 600名妇女起早贪黑地四处挑水，改水后把妇女从扁担底下解脱出来。新立大队妇女曹桂
芹说，我宁愿下地干活，也不愿去井台挑水。
改水后，牲畜饮水难题得到解决，养殖业蓬勃发展。奎山公社安乐大队过去挑水经过四五
里路，农民叹气地说：“吃水贵如油，何时挑到头，养起猪，挑不起水。”吃上自来水后，全
村生猪生产飞速发展，由原来户均1头猪，发展到户均2.5头猪，被县政府命名为养猪屯。
改水后，全县庭院经济有了长足地发展。1984年，全县庭院经济户发展到 3 095户，面积
达1 228亩。数量和户数超过1980年的25倍。龙爪乡红星村，家家扣大棚蔬菜，1984 年大棚面
积1万平方米，收入5万余元，户均收入700多元，最高户收入2 000多元。柳树乡1984年有2 686
户农民养木耳，全年收入20万元。
由于改水还推动农村办起了185个豆腐坊，54个粉坊，9个饮料厂，13个小砖厂，为振兴农
村经济，起到了促进作用。
李恩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