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人口增长率


　　

　　新中国成立初期节制生育工作，处于萌芽状态，人口自然增长仍在盲目发展。1956年提倡
节制生育，在群众中影响不大，人口自然增长率仍在60‰左右。1962年实行计划生育以后，人
口自然增长率下降到40‰左右，人口过快的增长速度得到控制。1967年以后由于“文化大革命
”无政府主义的干扰，全县计划生育工作时断时续，早婚、早育、多胎生育者急剧增加，落实
节育措施的育龄夫妇大大减少。1967—1973年7年间，出生人口46 266人，平均每年出生6 609
人，人口出生率为35.4‰。1974年以后人口发展渐趋下降，人口自然增长率由1970年的31.6‰，
下降到1980年12.8‰。10年间少生了16 000多人。

　　1980年在全县4 316对一孩夫妇中，3 333对领取《独生子女证》，一孩领证率为77.2%。

　　1983年由于狠抓节育措施，计划生育出现“五升、四降、一个倍增”的好效果。计划生育
办公室总结的“五升”是比上一年计划生育上升 10.6%，节育率上升3%，女性晚婚率上升2.6%，
一孩领证率上升6.4%，结扎率上长升42.6%；“四降”是：比上一年出生率下降 3.9%，计划外
二胎下降4%，计划外多胎下降6.7%，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2.63‰；一个倍增是：结扎12 391例，
是1975年到1982年总和的1.8倍。

　　1985年全县有已婚育龄妇女44 608人，其中领取独生子女证的7 318人，(城镇 7 090人，
农村228人)；育龄妇女中采取各种节育措施的38 823人(其中结扎 19 602人)，节育率占87.3%；
在2 117对新婚青年中，符合晚婚要求的1 576对，晚育率占74.4%。

　　全县计划生育工作已走上经常化和制度化，形成县、乡镇和村屯三级计划生育指导网，贯
彻“以防为主，避孕为主”的指导方针，坚持经常抓和突击抓相结合的办法，以城镇为示范，
以农村为重点，奖励与罚款相结合，1977—1980年开了 4次计划生育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奖励
大会，树先进带落后。1985年河西乡评为全国计划生育先进乡。

　　在机关干部和知识分子中，对计划生育认识明确，晚婚、节育的比例较高。如一中教师张
宜亚与鲁婉清夫妇，都是50年代的大学毕业生，来边疆工作，一直坚持节育，一生只生两个孩
子，并且都培养上了大学。他们说：“花不在多在于香，子不在多在于强，生的少点，教养好
点，是家庭幸福，是国家的有用人材，生男生女都一样”。越来越多的青年夫妇已不再把对未
来的幸福寄托在多生育子女上，不愿为生养一群儿女而耗费自己的宝贵年华。他们集中精力学
习、工作，掌握现代科学知识，做一个耳聪目明的改革者。这种生育观的基本变化，是计划生
育的显著效果。

　　计划生育是在人口政策指导下，由群众自愿调节生育，向几千年遗留下来的传统观念和旧
的风俗冲击，是牵动着千家万户的一场移风易俗的深刻改革。到1985年全县育龄妇女结扎已达
2万多人，有500多对只生一个女孩的青年夫妇，申请领取独生子女证。和平村有24对家中只有
两个女孩的夫妇主动做了结扎手术。向愚昧落后挑战，彻底摒弃“重男轻女”、“多子多福”
等旧的封建伦理观念，树立“少生优生”、“生男生女都一样”的新的生育观。

　　在农村旧的封建传统观念还没有彻底根除，特别是偏僻落后的山区，受封建思想残余的影
响，遇昧落后，部分农民千方百计要求多生，有的生了三四个女孩，认可拿罚款也要再生一个
男孩。马桥河北兴村谢增义的妻子27岁，已生了五胎，该村生育四五个孩子的还大有人在。农
村在实行联产承包制以后，口粮充裕，认为没有男孩缺少劳动力.家里没有接“户口”的，“有
儿无女不称心，有女无儿不甘心，一个孩子不放心”，多数愿生两个孩子，担心“单根独苗不
保险，将来老了无人管”，怕“绝后”，老来无依无靠，孩子多了可以传宗接代。

　　县内从1981年起各乡镇普遍建立了敬老院，解决农民“老有所养”的问题。

　　由于全国计划生育工作各地都抓的紧，有些外地多胎孕妇潜入本县，在山区林区进行躲避
性计划外生育，有的多达六七胎；本县居民也有逃往外地生育者。此类新生儿不报户口的“黑
孩子”实难控制，计每年可达几百名。

　　 1973年——1985年落实各种节育措施统计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