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篇 社会
第一章 人民生活水平
第一节 农民生活


　　

　　一、清末、民国时期

　　穆棱县地处东北边陲，山多林密，物产富饶，土地广袤肥沃。19世纪末招垦开发初期，垦
民均能得到官府资助银两、口粮、籽种、以及耕畜等，生活虽十分艰苦，但吃米烧柴且能自给
自足，居住在用草木搭盖的窝棚里，生产方式近似刀耕火种，生产和生活简陋低下。

　　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中东铁路东线通车以后，人口渐聚。建县初期，全县有 1 273户，
6 168人，平均每平方公里还不足1人。且多居住于铁路沿线和穆棱河两岸交通便利、土地肥沃
的地方。这时农民生产的粮食已经自给有余，大量的小麦、大豆通过铁路向外销售，换回食盐、
布匹和日用品。剩余的粮食在当地榨油，烧酒或饲养牲畜。小户人家养猪几口，大户人家则养
猪十几口甚至几十口，家家鸡鸭成群，牛马满圈。山区山产品繁多，山珍野果俯拾可得，烧柴
满山遍野，农民生活是吃烧不愁。因此，招来大批求生路的冀、鲁、辽、吉的穷苦农民，前来
“闯关东”，来到这称之谓“东山里”的地方垦荒种地。外来人到此无论走到谁家都能找到饭
吃，有投宿地方，临走还会馈赠盘缠。愿留下种地的都能得到老户的援助，吃粮、种籽、车马、
牛犋均可得到借贷。生产生活得到解决后，三五年内就能有了自己的牲畜、土地，积储下粮食，
过上丰衣足食的生活。

　　民国建立前后，初期来此农民，单身汉较多，俗称“跑腿子”，居民中男性超过女性一倍，
民国元年全县总人口15 100人，其中女性只有 4 592人。这些单身汉有了积蓄之后，多数返回
内地和关里成家，然后带着家眷再回来。

　　民国10年(1921年)以后，人口逐渐增多，土地逐渐被地主和官商霸占，全县已有 75.7%的
耕地集中在地主手里，占有耕地100垧以上的粮户有42家，200垧以上的36户。兴源镇地主张云
笙(绰号张秧子)，有土地 1 200多垧，马桥河北大岗叫张秧子大岗，这里土地全是他的。土地
被地主大量侵占以后，农民的生活陷入贫苦的境界，后来的农民或失去土地的农民，只有给地
主抗活、打长工卖短工，一个强壮劳力给地主家抗活，长年累月的辛勤劳动，一年只能挣到两
垧地产的粮食，仅够维持一家老小的最低生活。有少量土地的自耕农民也常受到官府的压迫，
缴纳苛捐杂税，受地主奸商的盘剥，交纳地租、还高利贷。农民如遇旱涝灾害和兵燹、匪患，
生活就要发生突变。民国时期农民有“四怕”：一怕庄稼水冲砂压，二怕红胡子(土匪)绑票，
三怕官兵老总进屯，四怕天花伤寒病。旱灾能影响收成，但不会绝产；洪涝水灾也只限于河套
两岸，这里的自然灾害对农民威胁不大。对农民生活影响最大的是兵灾、匪患。民国初年东北
各地军阀割据，盘踞穆棱一带的驻军，为了筹集军饷，鼓动在县内种植大烟(鸦片)，因此吸引
大批外地单身汉，前来冒险发横财。因广种大烟引起土匪蜂起，社会治安紊乱，长期安定的农
民生活遭到冲击，农民经常受到土匪和官兵的侵扰和掠夺，抢劫车马，强拉民夫，兵荒马乱，
民不聊生， 多年含辛茹苦的积蓄，旦夕被抢掠一空。 这种兵匪骚扰农民的局面，一直延续到
“九·一八”事变后的伪满洲国。

　　二、日伪侵占时期

　　1933年日本帝国主义者的铁蹄踏进穆棱县，从此穆棱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伪满康德元
年(1934年)起侵略者逐步加深对全县人民的血腥统治，实行农村归屯并村，称“集团部落”。
要劳工、要“出荷粮”，生活必需品非常缺少，按人口“配给”。伪满康德 8年(1941年)以后
生活物资更为缺乏，农民普遍穿更生布。农民卖“出荷粮”售给花洋布，白花旗布，在农村可
见身穿花裤子的农夫，赤着脚在田地里干活。农民生产的粮食，几乎全被逼着缴了“出荷粮”。
农民口粮缺少，以野菜糠皮糊口，配给店给日本人配给大米， 给农民配给橡子面。伪满康德9
年(1942年)开始，日本统治者驱使伪警察，挨家挨户翻粮，农民在秋天打完场后，把大部粮食
送缴“兴农合作社”，偷着留下一小部分，藏在野外山洞里，房屋的房脊上，炕洞里，遇见伪
警察翻粮时，有的把不多粮食藏在水缸里。马桥河龙母屯农民乔万选，把谷子藏在枕头里，被
警察翻出来，打的死去活来。中国人不准吃自己生产的大米、白面，如有偷着吃或行路携带三、
五斤者，被伪警察发现视为“经济犯”。伪满康德9年(1942年)3月穆棱街警察署，在 1个月期
间内，拘押“经济犯”达 108人。下城子一位妇女乘火车去牡丹江，晕车呕吐出大米饭，当即
被伪铁路警察逮捕入狱，关押半年多才得保释。

　　三、解放后农民生活

　　1947年以后，农村经过反奸清算土地，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广
大贫雇农分得土地、房屋、耕畜和生活资料，消灭剥削，翻身得解放。农业生产得到发展，生
活有了显著的改善。在自己土地上打下的粮食，除按规定缴纳公粮外，一切农副产品均归自己
支配。秋后将余粮卖给国家，支援解放战争、支援新解放区，卖粮钱添置新农具和生活必需品，
生活得到保障，社会稳定、生产自给自足，维持低标准水平。为了进一步的提高生产力，农村
出现了互助组，1953年以后，人民政府动员农民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在
生产关系变革的初期，农民生活比旧社会有显著的改善。

　　口粮以苞米为主，细粮用量较土改前增多，多数农民改吃煎饼，年节和农忙季节都能吃到
白面和大米。10家中有8家过春节自己家杀年猪，豆油和其它副食品，也较前有所增加。

　　衣服以棉布为主，穿补丁的衣服减少了，一般是夏有单，冬有棉，几套衣服换着穿，过去
穿“灯笼裤子”的人家，已开始穿衬衣、衬裤。服装以青、蓝色为主，式样以制服和中山装代
替旧式便服。胶鞋和机制鞋代替了家做布鞋。农民注重实惠，喜爱耐穿耐用的斜纹布，灯芯绒，
咔叽等布料，青年妇女喜穿花衣。

　　居住条件有所改善，农村新建房屋多为草坯结构，一般为 3间，门窗都镶有玻璃，新房都
采用一面炕，家俱添置炕琴、对柜、地桌、凳子等。

　　用的方面开始逐渐提高，农村普遍使用火柴、煤油、机制肥皂、毛巾，农户家都有搪瓷脸
盆、竹壳暖水瓶，部分家添置了马蹄表、自行车、手表、少数家有缝纫机、收音机。50年代农
民生活基本能达到温饱。

　　1958年农村实行“人民公社”化，土地、车马归为集体，实行按劳分配的工分制。土地联
片发展机械化大生产，粮食产量有所增长。口粮每人可分到 500斤左右，加上家庭副业生产，
人均收入可达100～200元。1959年全县刮起“共产风”，生产队兴办食堂，吃饭不要钱，人为
地造成浪费，再加上自然灾害，到1960年农民生活遇到巨大困难。1960年冬季农村口粮不足，
每人每天口粮标准4～6两，部分社员营养不良，出现浮肿。食堂化不被群众拥护，办了几个月
就全部解散。这年冬物价上涨，市场上苞米3元线1市斤，猪肉5～8元1市斤，黄烟高达30元钱1
市斤。生产队日值全县平均5角6分，最高的是下城子公社东村3.O0元，八面通公社和平大队二、
三、四队的工分值也在3.O0元左右。最低河西公社雷峰生产队日工值8分线，金山生产队2分钱，
福禄公社四方大队日工值 3分钱。政府号召“低标准、瓜菜代”的办法解决暂时生活困难，国
家粮库卖给社员返销粮维持生产，农村大搞代食品。发现玉米秸皆可加工淀粉，榆树皮、米糠、
菜帮、野菜以代主食，同时开展粗粮细做，度过灾荒。

　　1960年春，全县城乡居民自动地进行小开荒，开春之后满山遍野，男女老少举锹挥镐，刨
小块地，种早熟作物土豆、大麦、角瓜等解决吃饭问题。增加社员自留地，允许小开荒。当年
农村转变了困难局面，生产队社员的口粮基本得到解决，到1962年末，农村吃饭问题全面好转，
“低标准，瓜菜代”自然消失。

　　1962年，贯彻《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恢复自留地，开放自
由市场，生产上实行“三包一奖”，分配上执行基本口粮与工分粮相结合的办法，社员按人口
分得基本口粮外，还能得到出勤粮和工分粮，体现多劳多得。基本口粮350～500斤，出勤粮每
人每天5两到1市斤。水田生产队社员口粮标准超过 600斤，比旱田队口粮多些。总之，全县农
村社员的口粮加上自留地生产的粮菜，农民基本解决温饱，只有少数受灾社队还吃返销粮。由
于生产形式“大帮哄”，生产队里的庄稼未能达到大面积丰收，社员为了多收入，在自留地里
下工夫，“吃粮靠集体，花钱靠自己”，农民生活远未达到共同富裕的水平。

　　1965年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限制小开荒，削减了自留地，关闭了自由市场。“文
化大革命”期间，在农村一度刮起割“资本主义尾巴”的风，宣传什么“宁长社会主义草，不
要资本主义苗”。农民经济分配执行“大寨记工法”，集体吃“大锅饭”，社员出工不出力，
干活不出活，粮食产量一直上不去，口粮徘徊在四、五百斤，有的社、队的农民在青黄不接时
吃返销粮。这些地方的农民生活，基本是“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欠“三
角债”的户越欠越多。

　　总之，人民公社以来，农民生活不稳定，共产风和浮夸风盛行时，挫伤农民生产积极性，
生活得不到温饱；政策放宽，生产就有所好转，农民生活就有所上升。在农村家庭副业搞得好
的社员，在吃、穿、用、住各方面都有所改善，修建新房、添置一些新家俱和自行车、手表、
缝纫机等高档物品。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拨乱反正，农村实行富国富民政策，对农村经济体制进行
改革。1981年开始在部分生产队试行几种形式的土地承包责任制，即包产到户，取得成功经验
后，于 1983年春各乡镇全面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彻底废弃 20多年来所实行的农业生产
“大帮哄”，克服集体经济长期“吃大锅饭”的弊病。鼓励农民带头发家致富；发展商品经济，
农民种植经济作物，发展副业生产，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粮食出现前所未有的突破
性增产，1984年全县粮食产量猛增到24 480万公斤，农民售出商品粮8 536万公斤，相当于1976
年的 1.3倍。农业生产责任制也促使一些村屯和农户成为先富起来的典型。全县农户大部种植
黄烟，有些专业户种植经济作物，有的重点发展副业养猪、鸡、羊等，河西乡有些农户成为采
金专业户。1984年全县有专业户、重点户539家。

　　1985年全县农村人均收入达554元，比1980年的233元增加了321元，增长1.4倍。富裕农民
家庭经济收入超过万元的称之谓“万元户”。八面通镇中山村，1985年末统计全村 265户，有
汽车的两户，有大型拖拉机6户(2台链轨、4台胶轮)，有四轮小型拖拉机38 户。“六五”期间
(1980～1985)全村有76户农民新建砖瓦房，共建新房8 300平方米，每户基本是4间。全村人均
收入已超过 600元。中山村农民生活比较富裕，而其他农村的农民生活也得到迅速改善，如今
农村的生活水平是：“吃饭是细粮，穿衣讲漂亮，住屋讲新房，用品讲高档”。农民的日子已
不满足于温饱，而奔向小康。

　　农民生活水平就全县范围来看，还很不平衡，个别村屯还有5%的贫困户，人口多劳力少，
或不会科学种田，副业收入低微，入不敷出。民政部门很重视，想方设法帮助这部分家庭脱贫
致富。

　　吃 1982年以来，粮食大幅度增产，农民膳食逐年变好，主食消费由过去以粗粮为主，逐
渐转变以细粮为主。中山村细粮比重由1978年的18%，上升到1985年的58.6%，人年均消费细粮
158.5公斤。 边远山区农民主食白面、玉米。水稻种植区以大米为主。农民种玉米多烙煎饼，
或吃楂子，粗粮搭配有小米、黄米。农民对鱼、肉、蛋、禽的食用量，较70年代有大量增加，
过去冬季只能吃到萝卜、白菜、土豆、酸菜，现在新鲜蔬菜和罐头等已摆上农民的餐桌。过去
农民吸烟全是烟袋或“卷喇叭筒”，俗称报纸卷黄烟。现在农民普遍改抽“琥珀香”香烟。会
饮酒的常年不断，而且从散装改饮瓶装，茶叶、糖果、糕点等高档食品，消费量逐年增加。

　　穿 农民过去衣着以棉布为主，衣服“旧、破、烂”，黑蓝黄一统天下。1978年以来，农
民衣着逐渐发生变化，1985年农民人均衣着支出37.15元，比1978年增加73.6%，人均消费棉布
2.4米，化纤布5.9米。农民穿的确良、涤棉、涤纶布很普遍，一般农民都有几件衬衣、外衣、
单衣、棉衣，农村青年男女穿羽绒服的已很普遍，而且中高档面料增加，成衣的比重提高，农
民穿呢毛料和西服革履已不罕见。衣着已讲究美观、漂亮、时髦。

　　住 前些年是“先治坡，后治窝”，农村社员居住条件简陋，房屋多是草坯结构。60年代
以后新房盖上粘土瓦。农民开始富裕以后，不满足填饱肚子，都想靠自己劳动挣来的钱，建造
梦寐以求的“窝”。“六五”期间全县农村新建住宅120多万平方米，超过前 30年农村建房的
总和，有1/3农户改善了居住条件。农民人均住房面积从70年代末的8.6平方米，增加到14.5平
方米。农村到处可见新盖的砖瓦房，一般为4间(120平方米左右)，边远山区还有坯瓦结构的。
经济状况富裕的农户，外部装修水泥、水刷石抹面，室内间壁大小房间，客厅、寝室，设备有
上下水道、土暖气，前后双层大玻璃窗，通风透光，室内宽敞。农村庭院一般用小杆夹起篱笆，
或用砖石砌成围墙。院内建有仓房、猪舍、牛马棚，房前屋后是菜园果树，与旧时农村相比，
居住条件有明显的改善。

　　用 人民生活的提高，体现在用的方面，耐用和高档用品逐年增加。农民富裕了需要购置
大件，1964年下城子供销社进10辆自行车、两年才售完，1984年售出自行车 220多辆，出现供
不应求。现在青年农民下地干活全骑自行车。过去下城子社员歇晌因没有手表看时间，看火车
以计时(11点半的旅客列车)。现在人人都有手表。旧时的农家三大件，自行车、手表、缝纫机
基本上普及每个农户。每百户农民家庭拥有自行车80.75辆，比1978 年增加1.5倍；缝纫机55.7
架，增加60.5%，钟表205只，增加1.8倍，收音机68.2台，增加84.3%。1978年以前农家几乎没
有高档家用电器，而1985年每百户拥有洗衣机11.13 台，电视机27.7台，收录机7.O4台。美观
漂亮的新式家俱也大量进入农民家庭。八面通中山村1985年全村268户，有电视机208户，其中
6台是彩电。

　　农民在银行存款和手中现金成倍增加，1985年末农民在银行存款余额人均达到31.6元，手
存现金人均达到181.4元，比上年增长7.5%和26.3%。

　　1985年全县农村人均消费水平达410元，比1978年的人均87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增长103.6%，
平均每年递增13.6%。农民的消费水平同职工的差距，正在逐步缩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