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陋习


　　

　　旧社会城乡居民文盲居多，文化落后，多数人思想愚昧，凡事靠天意、命运、迷信鬼神。
民国以前妇女多缠足，男子蓄留发辫。旧社会尚残存吸毒、贩毒之恶习，娼妓妖艳于陋巷，赌
博风行于城乡。诸多陋习，在解放以后，绝大部分已经改掉或被取缔，缠足、蓄发、吸毒、娼
妓已在境内绝迹。解放以后移风易俗，封建的习俗逐渐改变，但随着社会制度的变革，出现一
些新的不正之风，“走后门”、“浮夸”、“吃喝”风在社会上风行不止，已被社会有识之士
所重视。

　　一、吸 毒

　　旧社会有吸毒恶习，主要是抽大烟、打吗啡的。大烟，原名鸦片，是用罂粟果实中的乳状
汁液制成的一种毒品，吸食后可以镇痛、清脑、提神。久吸则成瘾，吸食者烟瘾发作，打哈欠、
流鼻涕、淌眼泪，体弱无力，骨瘦如柴，精神颓糜，意志消沉，失去劳动能力。

　　民国初年烟毒在穆棱县开始蔓延，不法流民深入山区偷种罂粟，高价贩卖，地痞市侩则于
各地开设烟馆，贩卖大烟，还有收购、销售鸦片的土膏店。当时官署一方面明令禁烟，另方面
还允许私人经营土膏店和私烟馆，借以征收高额烟税。民国14年(1925年)县知事尹永祯奉绥宁
镇守使之命，下令禁烟，“督饬军警，竭力搜查烟膏、烟具，禁止种大烟、贩烟”。这是形式
上的禁烟，吸食者多为官吏、兵痞和富家子弟，劳动人民成瘾者极少。虽在禁令中“除恶务尽，
有犯必惩”，但吸食鸦片者，有增无减。

　　伪满康德元年(1934年)，日伪统治者利用鸦片毒害中国人，设立鸦片专卖署，专门从事鸦
片交易。特定穆棱县为“阿片栽培许可区”，指定全县种植罂粟 1.7万亩。由于农民的抵制，
当年只种了9 804亩，种烟农民多达1 820户，专卖署收购烟膏5.8万多两。伪满康德 3年(1936
年)，当局宣布鸦片断禁政策，规定凡不登记者不售予鸦片。 所以，这一方针，名为断禁，实
为纵毒。这年全县设有鸦片零售所(销卖所) 8处，凡吸食鸦片者，均须到当地警察署领取吸烟
证，持证方可赴零售所吸食或购买烟份，每人每天定量两份。有的则托人情多弄烟证，甚至不
吸食鸦片者，靠势力关系弄到烟证，购买烟份，转手倒卖，谋取高利。

　　 伪满康德3年(1936年)鸦片零售所情况表


　　伪满康德3年(1936年)，全县领到烟证的1 320人，如果加上没有烟证的吸食鸦片者和私种、
私贩、私卖鸦片的，吸毒者人数超过2 500人。

　　伪满时期，日本人推销一种剧毒品叫 “吗啡”，由吗啡制成的毒品叫 “海洛因”，俗称
“白面”，是用鸦片制成的有机化合物，白色粉末，味辛苦。贫穷潦倒的大烟鬼，买来卷在烟
草里吸，或用注射器扎在身上，以解除烟瘾。吗啡摧残人们的身心健康，比鸦片尤甚。

　　伪满康德10年(1943年)，伪县公署在穆棱北街，设立所谓戒烟机构“康生院” 1处。吸烟
者多向警察贿赂逃避“入院”之灾，警察则借机敲诈勒索。因进康生院戒除烟瘾之后，多数送
往矿山当劳工，生还者甚少。

　　日伪统治者公开推行吸毒政策，不但严重摧残人民，而且每年还从中国人民手中榨取大量
血汗金钱。因吸大烟、扎吗啡倾家荡产，卖妻卖女者有之，流浪街头饿而死者有之。梨树镇每
年冬季都有十几具抽大烟、扎吗啡的“死倒”，裸尸于铁路旁，其状目不忍睹。

　　解放后，人民政府号召禁烟，对吸毒者劝导戒除，对种烟、贩毒者严厉打击，收缴烟土、
烟具，使大部吸毒者改正恶习。1950年全县各级政府贯彻禁烟、肃毒政策，开展禁吸、禁种、
禁运和收缴毒品、烟具的爱国肃毒运动，坚持“教育改造，治病救人”的方针，采取群众规劝，
自戒为主，政府督促检查，以及通过暂时拘押，戒除后释放的强行方式。先后使全县 200多名
吸食鸦片者戒除吸毒习惯，获得新生。同时组织护林员和基干民兵检查林区，发现烟苗立即铲
除，对偷种者绳之以法。1948—1949两年间判处烟毒犯42名(其中种毒者19人，贩毒者 18人，
吸毒者15人)。到1952年末，吸毒、贩毒、偷种鸦片的已在全县绝迹。

　　二、妓 院

　　妓院，俗称“窑子”，是旧社会公开卖淫的场所，是社会污辱妇女的畸形现象。开设妓院
的老板叫“老鸨子”，老鸨子利用收买、拐骗、逼诱等手段，将民间妇女买来充当妓女，有的
妇女为生活所迫出卖身体。这些沦为“娼妓”的妇女，俗称“窑姐”。妓女出卖肉体，任人蹂
躏，多半患有性病，而所挣的钱又都被鸨娘剥削。妓女出路好的，赎身嫁人为妾，否则年老颜
衰，归宿多数凄惨。

　　旧社会开妓院也算一种职业，他们从官府领取营业执照，按期缴纳妓捐，作为政府税收。
伪满时期每个妓女月交妓女捐1.60元。

　　穆棱最早出现的妓院是在雷峰岐沟金矿。民国初年金矿鼎盛时期，夏季淘金者多达四、五
千人。此时由哈尔滨道外迁来妓馆，卖淫赚钱，入冬返回。民国13年(1924年)，穆棱煤矿开采
后，在梨树镇七道街出现妓院。民国19年(1930年)梨树镇有妓馆12家，马桥河有妓院 9家，每
个妓院有妓女少则一二人，有的三五人。以后在穆棱、兴源镇、下城子、八面通等地都有妓院
开业。

　　伪满时期妓女院增多，1944年全县有中国妓院12处，妓女40多人。在穆棱、八面通、兴源
镇、梨树镇有日本妓院(称料理屋) 4处，日本妓女30多人。有朝鲜人妓院(称安慰所)10余处，
朝鲜妓女150多人。专为日本侵略军开心施性。

　　1945年 8月日本垮台后，日本的料理屋，朝鲜人的安慰所，均已逃跑和自行解散。人民政
府取缔妓女院，1946年3月 15日在穆棱镇举行解放妓女大会，县妇女联合会主任田中樵宣布全
县47名妓女彻底解放，立即从良，安置成家就业，走上新生活。

　　1949年5月，哈尔滨道外桃花巷妓女院，动员 48名妓女，到穆棱县三道崴子金矿从良。到
金矿后与独身矿工自愿找对象，建立家庭，走上新生。这些解放了的妓女以后有的当了村妇联
主任，有的参加工作当了托儿所的保育员。也有部分过不惯农村生活，返回哈尔滨就就业。

　　三、赌 博

　　穆棱开发后，来此垦荒者独身较多，冬季无甚娱乐消遣，多以看纸牌耍钱，消磨长夜。民
国时期赌博公开，春节期间赌博最盛。穆棱县各地设有“会局”、“宝局”、“牌九局”，小
额赌博还有“掷骰子”等。赌博在金矿、林区盛行。各赌场均有地方势力和军警宪特做后台，
有的金矿“大框”，林区“把头”直接设赌“抽红”。赌赢了花天酒地，任意挥霍，赌输了扔
掉了一年劳动所得。有的赌徒变卖家中粮物、车马抵还赌债，甚至输光了房屋地产，妻离子散，
寻死上吊。更有甚者铤而走险去偷盗，当土匪。有的赌棍在赌博中暗作手脚，骗取大量钱物，
成为“耍钱鬼”。“赌近盗”，赌博造成社会治安混乱。

　　旧社会赌博中以“押会”对社会影响最大。它是以不直接进赌场的形式进行赌博，男女老
少坐在家里就可以参加。会局设有36门会，同时可押一门或数门，钱数多寡不限，专门有“跑
封”的到赌家写封收钱，然后送到会局，会局出会后开封，押对者可赢30倍，押不对所押之钱
全归会局。往往押会者着了迷，想出许多迷信办法“讨会”，如上庙上坟讨签，半夜掏灶坑，
甚至晚上做个梦，也要分析会局今天能出什么。押会者手中的零钱多被会局搜刮。

　　宝局、牌九局直接赌博，赌注较大，输赢也快，往往一夜之间将全年劳动所得输个精光。

　　旧社会官府也曾三令五申禁赌、抓赌，但因官吏、军警本身也赌，所以赌博是有禁无止。

　　伪满后期，当局禁止赌博，公开的会局，宝局则不见，但推牌九在暗地里非常普及，农村
看纸牌，官商军界打麻将的也很流行。1945年光复后，八面通、马桥河等地会局、宝局一度死
灰复燃。

　　解放后，民主政府下令严禁赌博，一切赌场均被取缔。土改以后赌博之恶习，在全县范围
内基本肃清。1950年以后，全县兴起玩扑克牌，作为业余娱乐。“文化大革命”以后扑克牌演
变成赌具，用扑克推牌九赌钱，因此，赌博在一些地方时有发生。1983年以后又流行打麻将，
先是赢烟、赢糖、“打平乎”，进而赢钱，赌博之风又有重新蔓延之势。

　　四、迷 信

　　算卦、抽贴算命先生按《易经》六十四卦，备有六十四贴，贴上画有图形，书写吉凶祸福
的箴言。遇有难解之事，求签抽贴(有利用黄雀抽贴的)，算命先生按画面和箴语分析吉凶，根
据抽贴者的心情状态和愿望，进行编排，胡诌一气，多讲一些逢凶化吉的办法，以解求卜者疑
虑，骗取钱财。有些盲人为生活出路，学会算命之术，按人的“生辰八字”算人的一生吉凶祸
福，算卦预卜何时走旺运或败运，何时有“关口”。民国时期穆棱镇有一“王半仙”，其卜术
为居民所崇信。八面通聂瞎子一直到解放后仍在为愚民算命，后被人民政府取缔，按月救济他
生活费。

　　迷信鬼神旧社会城乡居民愚昧落后，将一生命运寄托于神鬼保佑。堂屋设有佛龛、牌位、
画像，供奉“老佛爷”、“财神”、“门神”、“灶王爷”、“张仙打狗”等，还有供奉“狐
仙”、“黄仙”牌位。信士对诸“仙”甚是虔诚，认为“心诚则灵”，老年人有的还吃斋念佛，
“晨昏三叩首，早晚一炉香”。村头多有“山神庙”、“土地庙”，视为一村一地保护之神，
按时令节日烧香烧纸。 遇有外出，婚丧嫁娶，建屋上梁，都要择个良辰吉日，翻看 “宪书”
(俗称黄历)，选吉日决定行止。甚至人们患有疾病，也依靠神仙医治，如小孩惊吓发烧，认为
是“掉魂”，在“灶王爷”前叫魂，烧“拘魂码”，体弱多病的小孩则请“张仙打狗”画像供
奉，以保去病免灾，有的烧“替身”，扎纸人到土地庙前焚烧，甚至到大庙去“跳墙”①。命
小孩从庙门进去，从墙上跳出来，认为神鬼就不会再抓他，治病除请中，医看脉吃药或扎针、
拔火罐之外，也有向神仙讨签、讨药的。到山神庙或神树前祈求神灵赐给仙药，在神牌位前放
一器皿，上盖红布，口念病者姓名，诉说病情，讨点香灰口服以治病。解放后，旧社会遗留下
来的封建迷信之风俗，基本扫除，供奉神龛、神像者已在城乡绝迹，患病均到各级医院治疗，
不再迷信鬼神。但在1977年夏，穆棱、八面通等地，不知因何兴起一阵讨药风，一些人白天或
黑夜到野外山坡去讨药， 在饭碗上蒙上红布，跪拜叩头，弄点尘土视为仙药，此风延续将近1
个月，被当地人民政府教育劝阻，才算刹住。

　　迷信巫医，解放前农村缺医少药，一般患病除请中医，买些中成药医治外，还有请巫医神
汉的。 1、请巫医送“撞客”。患病久治不愈，请来巫医，摆上香案，用鸡蛋小头朝下立于玻
璃镜上，巫医口中念念有词，胡说冲着某某鬼神，然后手持3张黄钱纸，在病人身上左右各绕3
圈，送到十字路口焚烧，谓之“送撞客”。 2、跳大神，送撞客仍不愈，请来巫医“大神”，
摆设香案供品，大神身绑腰铃，二神手持“神鼓”，边敲边唱，此时大神则假借狐仙或黄仙附
体， 与二神对话，为病人治病，骗取钱财物。有的大神则玩弄 “武跳之法”，“上刀山”、
“打锄刀”、“穿铁鞋”等幻术，以愚弄群众。 3、搬杆子，巫医大神将卧床不起的病人扶坐
于炕上，让患者手持高粱杆，上系纸条或香火，大神则饮酒，摆动腰铃鼓，边唱边舞，焚香烧
纸，待病人浑身哆嗦，手中“神杆”摇动，认为鬼魔已附病人身体，以妖术治之，驱除久魔病
人的神鬼，此种巫医治病谓之“搬杆子”。

　　天旱求雨，旧时，夏季天旱无雨，禾苗枯黄，农民找不到抗旱有效办法，只好祈求“龙王”
下雨。各地均由群众和农会发起，结成求雨队伍，大家头戴柳枝圈，赤着双脚，卷着裤腿，纷
纷到龙王庙求雨，向神像叩头焚香跪拜，然后上街游行，高呼求雨口号：“下雨了，下雨了”。
在求雨队伍经过的街道，各家各户都得出来人，用瓢或盆泼水，也附合着喊：“下雨了”。

①社会认为庙里的孩子好养活。四月十八叫小孩认道为师，穿上道袍。道士叫小孩扫地，
小孩不扫。道士用笤帚佯打，小孩就逃跑，庙门口放一木板凳，小孩从上跳过，脱去道袍，便
算还俗。从此就好养活了，俗叫“跳墙”。但须给道士一些钱。

　　五、歪 风

　　走后门风 1960年穆棱县发生 3年自然灾害，社会各种食品，商品和物资紧缺，许多好少
新商品，有钱买不到，有的凭票证供应，有的则需业务领导批条子。因此，在社会上兴起一股
“走后门”风。求领导托人情从内部才能买到所需物品。有的商品本来就敞开销售的，也放在
柜台里，拉关系走人情才能买到，甚至买一合香烟，一块肥皂，一个灯泡也要托亲靠友。走后
门风后来又吹进各行各业，甚至机关、学校。入学、参军、找工作都要托人情，按正常手续办
不到的事，走后门即可应刃而解。此风进而发展到请客送礼，行贿受贿，以权谋私。70年代县
内流传“敬烟不当事，冒沫顶一会，要想办成事，豆油大米粒”的顺口溜。

　　
　　浮夸风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一些人不敢说真话、实话。发议论、写总结、作汇报，基
本同上级指示和报纸上的文章，取得口径一致。农村虚报粮食产量，能“上纲要”(亩产400斤)
“过黄河”(亩产500斤)、“跨长江(亩产800斤)的就会受到表扬、奖励；实事求是的汇报就会
遭到批评、惩处。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思想影响下，社会上掀起一股浮夸风。说
话办事“假、大、空”，欺上瞒下，已形成不良风气。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事求是”
的传统作风重新恢复，这种浮夸风基本被刹住。

　　吃喝风 1982年农村实行联产承包制以后，穆棱县城乡经济迅速发展，生活物资日趋充足，
社会上出现追求高消耗之风。婚丧嫁娶大操大办，摆酒席要有鸡、鱼和整肘子，要有各种新鲜
蔬菜，20几道菜的宴席司空见惯，而且标准越来越高。孩子生日、娘满月、托人办事、调转工
作、上大学、参军都要请客吃酒。吃喝风也刮进机关、企事业，上级检查要请吃，来客、开会、
剪彩、办事，凡能立上名目的，都用公款请吃喝。有人说：“不吃白不吃，白吃谁不吃”，吃
喝风愈演愈烈。

　　义气风 旧社会有拜把子”结盟的习俗。几个人相处甚笃，为了进一步加深感情，或因某
种拢络、投靠的需要，叙上年谱，叩头烧香，结为义兄义弟。宣誓不能同生，但愿同死，有祸
同挡，有福同享。这种旧社会的陋习，在革命队伍里早已为同志关系所摈弃。穆棱县“文化大
革命”以后，社会上有少数青年效仿旧社会结拜形式，结成团伙，讲哥们义气，他们在社会上
寻畔闹事，打架斗殴，甚至违法乱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