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物价演变



　　民国年间，本县物价行情随着哈尔滨市场变化。

　　伪大同2年(1933年)至伪康德3年(1936年)，本县市场受日货冲击，价格平疲。农产品价格
也因国际市场危机而暴跌，大豆价格伪康德元年(1934年)比伪大同3年(1933)下跌31%，因大豆
价格过低，曾发生过用大豆作燃料的怪现象。伪康德 2年(1935年)下半年，由于国际市场销路
好转，加之某些地区遭受水旱灾害，谷物歉收，使农产品价格逐渐回升。在工业品中，除以农
产品为原料的豆油、豆饼、面粉、白酒等价格上涨些外，一般仍是平稳的。

　　伪康德4—5年(1937—1938年)，日本侵略者向东北市场输入工业品逐渐减少，市场物价从
伪康德 5年初开始上涨。以后，市场物价进入暴涨时期。当时，日本侵略者积极备战，将工业
全部投入军事生产，民需物资日益缩减，供与求失去平衡；伪政权已经完全置于日本统治之下，
经济被垄断，市场物资空虚；日本侵略者加紧对粮食及工业品原料大量搜刮，市场谷物及工业
品原料不足，引起市场上以工业品及粮食等消费资料为中心的全面物价暴涨。

　　同年8月5日，伪满颁发《满洲经济统制方案》，对棉花、粮食、布匹、油盐、煤炭、火柴
等主要国计民生的物资实行配给制。按农民交的“出荷粮”，由兴农会配给更生布、火柴、煤
油、豆油、食盐等生活用品，连杂货铺加工糕点、饭店用料等一律实行配给制，统一限制售价。

　　伪康德 8年(1941年)7月28日，伪满发布《价格临时措置法》(简称五禁止令) 后，全县商
店所有物资全部登记造册，向伪县公署申请盖章，公布售价。全部商品价格以 7月25日为准，
一律不许上涨，任意提价者以“经济犯”论处。同时，日伪政府设专业配给机构，统一调配商
品。后来又成立“物资、物价委员会”，试图改变经济破裂局势，但无济于事。

　　新中国成立后，物阶受解放前的暴涨极峰和物资极端缺乏等因素影响，仍持续上涨。

　　建国后，国家统一财政经济工作，统一全国币制，实行现金管理，初步稳定了物价。1951
年抗美援朝期间，私商抬价，乘机渔利，物价一度上升，其中建筑器材价格上涨 96.2%。1953
年后，为稳定物价，对粮食、油料等供求紧张的商品，实行统购、统销和计划供应，对私营资
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加工定货、统购包销和商业代销等措施，同时，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经营
业务日益扩大，市场物价逐渐稳定。商品批发价指数以1952年为 100；1953年96.8；1954年为
97.4；1955年为98.3。

　　1960年县变市后，人口增多，农业受灾，粮食歉收，市场物资紧缺。生活资料销售量比1959
年下降 20%，棉花、卷烟、鱼、肉、蛋等商品一度紧缺，物价随之波动。1963—1965年，贯彻
“调整、改革、充实、提高”的方针，市场形势好转，过去一度高价的农副产品、副食品及工
业消费品都恢复平价销售。社会消费结构：穿的占45%，用的占 28%，吃的占23%，住的占4%。
1966—1976年物价基本平稳。1979年后，物价管理体制和价格体系发生变化。一是大幅度调整
农产品价格。二是国家在此期间比较集中地调整了部分工业品销售价格。1979—1981年农副产
品收购价提高63.8%，其中牌价提高34%。1981年10月12日，提高烟、酒价格。同时，降低涤棉
布、尼龙袜子、电视机、录音机、手表等商品价格。1983年 1月20日，调整棉织品和化纤织品
价格，扭转了几十年销售价格低于收购价格的不合理状况，保证这些商品正常流通。多年来，
国家利用价格补贴保护生产、稳定物价、安定人民生活，收到了良好效果，至1984年，各种补
贴已达38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