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采购



　　1948年县土产部开办了牲畜、蛋禽经营业务，以支援解放战争和供应市场。私人屠宰规模
逐渐缩小。1954年分设食品公司，私营已联购、联销、国营收购独树一帜，当年收购完成1.62
万头生猪，比1949年增加9.54倍。牛789头，增加30.6倍，羊 291只，鲜蛋3 170担增加7.52倍，
家禽 6.3万只。1955年国家实行生猪派购政策，生猪收购量比上年减少11.7%，牛增长47.4%，
羊下降35.7%，家禽下降52.4%。主要是群众对政策不托底，收购工作抓的不得力。翌年国家提
出发展养猪“私养公助”和“社繁户养”方针，食品收购部从生产人手扶助社员发展养猪事业，
开源节流。1958年生猪收购比55年增加1.18倍。三年国民经济困难时期，生猪收购累计完成4.13
万头。其中1961年只收 8 000头。1964年猪禽蛋市场充足。贯彻“及时收购、同时安排、购留
各半”的政策，并实行“一条鞭”收购方法，付供销社 15%手续费。随着生产不断发展，生猪
商品量不断增加，方便群众交售。1965年食品收购网点下伸农村，在中心乡镇设立收购站。实
行按“出肉率定等，毛斤计价”，当年完成生猪收购4.21万头，超过1960、61、62三年收购总
量0.48%，是历史最高一年。十年动乱收购量年均 3.2万头，下降26.4%。1975年以后实行“到
圈看猪、合格发证、登记验质、就地检斤、就地起运”方针，方便交售，减少环节，节省费用，
增加盈利，买卖双方满意。食品公司1979年生猪收购量比75年增长 84.7%，盈利40万元，省会
议做了经验介绍。

　　“六五”期间生猪收购量最高为1982年，完成6万头，养猪户每交售一头，队奖饲料地3分。
鲜蛋完成 3 590担，禽7.74万只。1984年之后城乡出现集体与个体宰猪卖肉户与国营进行购销
竞争，直至取消“派养、派购”政策，当面议价，就地检斤。收购量明显下降，1985年收购3.61
万头，比1982年降40%。

　　土豆及其制品经营具有悠久历史。解放后，农村栽种土豆面积不断扩大，优良品种不断增
加，产量大幅度提高。以莲花、惠七、灯塔、海丰、恭六等乡镇为重点产区，每年分别向国家
交售近千吨。1957年收购土豆及其制品，农民赶大车送县城，由收购人员验质定等结算，自由
交售，全年收购土豆量1.44万吨，粉条 194吨。历史收购量最高年份为1959年，土豆达2.84万
吨，粉条 429吨。土豆及其制品除解决城镇居民食用，还支援外地，曾运往武汉、山东、郑州、
河北、牡丹江一带，支援大庆尤为最多。

　　蔬菜经营形式初为统购包销。蔬菜生产队菜类成熟，检质检斤，指物成交，积压滞销由国
家承包。1964年恢复蔬菜公司，继续实行蔬菜统购包销，坚持三计划：计划生产、计划价格、
计划上市：做到五保证：面积、品种、产量、质量、上市时间。正常价格变动由公司制订，产
销矛盾激化。1979年成立蔬菜产销办公室，负责计划平衡，产销调解，但等级、质量矛盾依然
存在，后改包销为自产自销，产销见面。蔬菜机构不撤负责调剂余缺，补充市场。

　　“六五”期间商品采购改变原来的一、二、三、零的单一进货渠道，多年固定流通层次被
冲破。出现生产厂家，一、二级站，贸易货栈，贸易中心，批发市场纷纷与三级站和零售企业
建立供货关系。整个流通领域呈现出货畅其流、四通八达的景象。1981年三级站和零售店从厂
家进货占全行业进货额的19%，1982年占21%。1983年商品采购实行联进分销，百货：五金三级
站与零售店组成站店两级采购网，百货先后与上海纺织批发站、辽宁丝绸厂等20余个厂家进货
40余种。五金在保持原来20个老供货关系之外。又与南京无线电公司、广州自行车厂等10个厂
家购货品种达50余种，糖酒三级站在扶植地工产品基础上，与贵阳酒厂、大连罐头厂等30多个
厂家建立常年供货关系，毛利率高于省站进货的 40%以上。1984年市场竞争激烈，产品供求矛
盾加剧。畅销品短时间变成滞销货，三级站与零售店库存增大，多占流动资金，各企业采取约
期划款，代销，扩大货源，补充品种。年购进 494个品种，单一经营转为综合经营，采购门路
广泛增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