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粮油购销
第一节 征购

东北沦陷初期，推行“粮谷出荷政策”，并制定了《米谷管理法》、《重要特产物管理
法》。伪康德7年(1940)改为实行“奖励金”制度，即对出荷一定量的农民发给一定的“奖励
金”，以达到搜刮农民的目的。伪康德8年又实行“先钱制度”，即在春耕前要求农民与专管
机构订立契约，强制农民制定最高出荷量，按量先付给一定的钱，秋后无论年成好坏均按所
定数量交粮。虽然实行上述政策，但由于当时农民以种菜、运输为主，辅助种植少量粮食作
物自食，因此出荷粮很少。
解放初期，县内处在剿匪战争中，加之人口减少，耕地面积缩小，粮食不能自给，城镇
居民拣日军遗弃的粮食、豆油食用，部队用粮多从德都、北安县调入。后期匪患平息，县、
区政府组织农民恢复发展生产，为保证军民用粮，县政府在粮食征购中采取统一调度、统一
管理的办法：一是征收公粮；二是用国营贸易公司从外地购入的棉花、布匹、食盐、肥皂、
火柴等生活日用品，与农民换取一定数量的粮食。但由于当时农村人口少，种地数量有限，
加之耕作粗放，产量低，征购数量较少。1949年征购粮豆336万斤，其中小麦130万斤，大豆
206万斤。
1953年11月，根据国家政务院公布的《农村粮食统购统销暂行办法》，本县实行粮食统
购统销政策。1954年执行多余多购、少余少购的政策。两年共征购328.6万斤。1955年实行“
三定”(三定：定产、定购、定销。定产，就是根据农民的土地土质、自然状况和经营条件，
议定单位面积产量；定购，从定产中扣除定量的种子、口粮和牲畜饲料，剩余部分按80%的比
例定购：定销，对缺粮户实行定销，定销数一年议定一次，议定后，政府根据“何时缺粮，
何时供应”和“当地有什么粮供应什么粮”的原则，保证供应。)政策，当年增产效果不佳，
征购任务只完成249万斤，占年初县定购任务的65%。1958年实行产销余算大帐的政策，即对
农村公社按队计算粮食产量，先将集体和社员个人的用粮留足，剩余部分由国家收购。此时
期，由于“大跃进”中浮夸风盛行，估产过高，加之1958年黑龙江特大洪水，粮食大面积减
产。1958年至1960年间，三年共征购粮豆460万斤，且征了“过头粮”，造成1959年和1960年
粮食紧张，连续两年削减征购任务，由原定1350吨减至1300吨，退库(俗称返销粮)641吨。
1961年，实行粮食包干政策，即增产不增购，减产不减免，特大灾害适当减免。当年由
于春旱秋涝，粮食减产，征购任务由1350吨减至1000吨，实际只完成780吨。1963年，对超购
粮实行12%的加价奖励。1964年全县粮食总产达1074万斤，征购粮食339万斤，实现了粮食自
给有余。
1965年10月，实行一定三年不变政策，且超产不超购，因灾减产适当调整当年征购任务
，当年粮食总产猛增至1270万斤，征购粮311.7万斤。
1971年8月，改一定三年为一定五年不变，且执行“超产超购超奖”的办法，超购加价奖
励提高到30%。此政策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当年粮食总产突破2200万斤，征购粮达1065万斤
。1983年，粮、豆、薯总产达10166.8万斤，征购粮5005.9万斤，创历史最高纪录，此政策延
至1985年。
除上述基本政策外，尚有1978年秋粮上市起在完成一定五年征购任务和按政策规定超购
任务后，试行粮食、油料作物议价收购政策。1979年夏粮上市起，粮食统购价格提高20%；超
购价格由30%提高到50%。1981年起取消大豆定购基数和超购加价政策，按50%的幅度提高大豆
收购价格，即中等品(三等豆)0.345元1市斤。1983年，在一定五年不变的基础上，又实行征
购包干一定两年不变政策，即定购基数内的按统购价格收购；基数以外，包干任务以内的按
超购价格收购；超过包干任务多交的部分(不含大豆)，仍按超购价格收购。凡完成征购包干
任务者(含队、组、户)留用粮不限，并允许余粮上市自由交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