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节 产量、分配


一、播种面积与产量
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墨尔根始设官庄专事屯垦，至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境内
每年耕种官田1.8万亩。嘉庆十三年(1808年)，耕种面积已达11.0万亩，年产量约1.1万石(折
合2970吨)，嘉庆十七年(1812年)始行招佃试垦试种后，播种面积逐年扩大。至民国2年(191
3年)，耕种面积已达16.6万亩，年产谷物约19940石(折合5365吨)。1915年后，由于政局动荡
，迫使一些农民弃耕，播种面积大减，到沦陷初期的1934年，播种面积已降至8.4万亩。
伪满时期，日本侵略者为掠夺资源，巩固其殖民统治，建立各类“开拓团”，圈占土地
，扩大耕地面积，播种面积和产量一度上升较快。1935年(伪满康德2年)，播种面积20.1万亩
，总产1.7万吨；到1940年(伪满康德7年)，播种面积增至46万亩，总产增至2.7万吨，达到最
高点。此后，由于日伪残酷压榨，农民生计艰难，被迫弃耕外流，播种面积和产量逐年下降
。1943年(伪满康德10年)播种面积降至37.3万亩、总产降至2万吨，两年后播种面积又降至2
4.8万亩、总产仅达0.9万吨。
解放后，党和政府领导人民群众恢复生产，支援前线，建设巩固的后方根据地；开展土
地改革，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推动了农业生产。到1947年，
播种面积达到50万亩，比上年增长1倍。
建国后，党和人民政府十分重视农业生产的发展。先后兴办11个大型国营农场、50个农
副业生产基地，鼓励并扶持农民开荒，新建260个村，使全县播种面积增长7倍，县营播种面
积增加1.9倍。特别是通过大力宣传科学种田知识，大面积推广增产技术，应用农业机械，提
高栽培水平，粮豆单位面积产量增长1倍，总产增长14.7倍。
二、农村收益分配
1948年10月完成土地改革后，土地等生产资料归农户私有，农民除缴纳公粮外，所得粮
食及收入全部归已。1949年开始出现互助组，土地等生产资料仍归农民所有，通过季节换工
或常年互助合作组织生产，季节换工的以工顶酬，常年合作的按股分红。1952年开始成立农
业生产合作社，土地等生产资料折股入社，生产所得收入扣除当年生产费用、税金、集体扩
大再生产基金和福利基金，采取按土地、劳力入股分红的形式进行分配。
1956年全县建成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85个，土地改归集体所有，役畜、农具折价入社，
统一组织生产，社员劳动实行评工记分，按劳取酬。总收入扣除生产成本后进行分配，在分
配中扣除农业税和集体提留款，而后按社员劳动所得工分进行分配。国家对集体收益分配除
通过制定政策加强管理外，还开始对收益分配进行成果统计。
1958年9月实现人民公社化后，片面强调“一大二公”，生产资料归人民公社集体所有，
推行公社统一分配，曾一度实行“八级工资制”或“生活供给制”，社员劳动只记出勤，不
记工分。由于管理过度集中和追求平均分配，使集体提留和管理费开支的比例大大提高，社
员的实际收入有所下降。
1961年，农村人民公社在试行中共中央制定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中，开
始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管理体制，纠正1958年以来的一些“左”的做法，强调在收益
分配上处理好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优先缴纳农业税、偿还国家贷款、留足下年生产
费、适当提取公积金公益金，而后进行社员分配，集体提留的比例有所下降，社员分配的比
重有所提高。为扩大再生产和搞好丰歉调剂，1963年开始增加生产费基金和储备粮基金两项
集体提留，1966年开始增加社员分配基金，集体提留的比例大大提高，社员分配的比例有所
下降。“文化大革命”期间，“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连续不断，正常的生产秩序遭到
破坏，许多管理制度被废除，分配上的平均主义愈演愈烈，社员年人均收入始终在百元左右
徘徊。1977年后，开始拨乱反正，纠正“左”的错误，逐步健全规章制度，在评工记分的基
础上，推行定额管理、小段包工、工分加奖励等计酬形式，使一些劳动能手的收入有所增加
。但由于多数生产队开支过大，浪费严重，社员的平均收入仍然处于较低水平。
1982年县内开始推行多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1983年普遍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土地承包到户，劳动效率和经济效益明显提高，家庭副业得到迅速发展，农民收入大幅度
增加，1983年农民人均收入比1982年增长1倍，1985年比1983年又增长34.1%，创历史最高纪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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