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畜牧业
第一节 发展规模


一、大牲畜
清代初年，居住在嫩江沿岸的鄂温克、达斡尔、鄂伦春、满、蒙古等民族，就以游牧、
渔猎为生，饲养大牲畜，除鄂伦春族善养鹿外，其他民族善养马，养牛者较少。当时饲养大
牲畜，一是作乘载工具，二是作为肉、乳、毛皮的来源，三是用于交换物品。随着土地不断
开发，形成半牧半农的局面，牛的饲养量增加，成为大牲畜的主体，马退居第二位，骡驴则
少见。到清代未年，种植业上升为主要经济产业，对役畜的需求量猛增，马因行动快捷受到
重视，复为主要畜种，牛又退居第二位，骡驴的饲养量有所增加。
民国2年(1913年)，全县饲养大牲畜10720头，其中：马7000匹、牛3000头、驴600头、骡
120匹，平均每户饲养大牲畜2.4头，平均每人饲养0.7头，为县内牲畜饲养量的最早记载。此
后，因政局动荡，战乱不断，人口外流，畜疫流行，大牲畜饲养量逐年减少。民国4年(1915
年)，全县大牲畜降至8680头，比1913年下降20.1%，其中：马6595匹、牛1872头、驴213头，
平均每户饲养大牲畜3.5头，平均每人饲养0.5头。民国20年(1931年)，全县大牲畜降至6949
头，比1915年下降20%，其中：马5000匹、牛1724头、骡驴225头，平均每户饲养大牲畜2.5头
，平均每人饲养0.4头。到1934年(伪满康德元年)，全县大牲畜降至2930头，比1931年下降5
7.8%，其中：马2143匹、牛787头，平均每户饲养0.7头，平均每人饲养0.1头，为民国以来大
牲畜饲养量最少的一年。
解放初期，经过土地改革和大生产运动，畜牧生产有所恢复，到1948年全县大牲畜增至
12897头，比1934年增长3.4倍，其中：马8980匹、牛3917头，平均每户饲养0.9头，平均每人
饲养近0.3头。
建国后，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农业生产的发展，畜牧生产亦得到恢复并逐步发展。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1950～1952年)，广大农民为发展农业生产，积极筹措资金购买牲畜
，使大牲畜存栏逐年增加。境内国营农场开始饲养大牲畜，但数量较少，仅占全县大牲畜存
栏的1%。1952年与1949年比较，全县大牲畜存栏增长43%，平均每年递增12.7%；县营大牲畜
存栏增长41.6%，平均每年递增12.3%。1952年，全县平均每户饲养大牲畜1.3头，平均每人饲
养0.32头；畜种构成为马占57.3%、黄牛占40.7%、奶牛占0.5%、骡驴占1.5%。此间，全县平
均每年大牲畜拥有量为16334头、县营16216头，比1949年分别提高30.5%、29.5%。
第一个五个计划时期(1953～1957年)，正值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土地和大牲畜都随农民
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大牲畜由私有私养改为集体所有统一饲养，使县营大牲畜存栏连年下
降。国营农场正处大发展时期，役畜数量猛增，使全县大牲畜存栏得以回升。1957年与1952
年比较，全县大牲畜存栏增长44.1%，平均每年递增7.6%；县营大牲畜存栏下降8.4%，平均每
年递减1.7%。1957年，全县平均每户饲养大牲畜1.17头，平均每人饲养0.25头；畜种构成为
马占70.5%、黄牛占27.1%、奶牛占2%，骡驴占0.4%。此间，全县平均每年大牲畜拥有量为21
100头、县营17275头，比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分别提高17.9%、8.1%。
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1958～1962年)，因“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中推行一系列“左”
的政策，忙于搞“会战”放“卫星”，畜牧生产受到严重影响；特别是国民经济遇到严重困
难时，有些大牲畜因缺少饲料而饿死或被宰杀吃掉，县营大牲畜存栏继续下跌。国营农场因
体制较稳定，受到的冲击较轻，大牲畜饲养量仍有所增加。1962年与1957年比较，全县大牲
畜存栏增长13.5%，平均每年递增2.6%；县营大牲畜存栏下降0.2%，平均每年递减0.04%。19
62年，全县平均每户饲养大牲畜降至0.76头，平均每人饲养量降至0.15头；畜种构成为马占
58.6%、黄牛占36.3%、奶牛占5%、骡驴仅占0.1%。此间，全县平均每年大牲畜拥有量为2681
4头，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提高27.1%；县营平均每年大牲畜拥有量为15711头，比第一个五
年计划时期减少9.1%。
1963年进入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后，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错误进行部分纠正，创
造了经济恢复的环境，全县和县营大牲畜存栏得以逐年增长。1966年与1962年比较，全县大
牲畜存栏增长51.2%，平均每年递增10.9%；县营大牲畜存栏增长46%，平均每年递增9.9%。1
966年，全县平均每户饲养大牲畜增至0.85头，平均每人饲养量增至0.17头；畜种构成为马占
44.2%、黄牛占52%、奶牛占3.5%、骡驴占0.3%。此间，全县平均每年大牲畜拥有量为39528头
、县营21449头，比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分别提高47.4%、36.5%。
“文化大革命”期间(1967～1976年)，因国民经济调整为畜牧业的发展奠定了较好基础
，1970年前大牲畜仍保持发展的势头；但政治动乱对畜牧生产的破坏作用甚大，1971年后大
牲畜存栏明显下降；此后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号召战天斗地和科学种田，对畜力和农
家肥的需求增加，1974年后大牲畜存栏又有回升。但“左”的干扰仍较明显，1974年县属社
队曾强迫收回个人饲养的大牲畜386头，限制了个体养殖业的发展。1976年与1967年比较，全
县大牲畜存栏增长28.8%，平均每年递增2.6%；县营大牲畜存栏增长51.7%，平均每年递增4.
3%。1976年，全县平均每户饲养大牲畜降至0.65头，平均每人饲养量降至0.13头；畜种构成
为马占54.5%、黄牛占41.7%、奶牛占2.7%、骡驴占1.1%。此间，全县平均每年大牲畜拥有量
为52977头、县营30476头，比1963～1966年间平均存栏分别提高34%、42.1%。
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后，因农业机械化程度提高较快，对役畜的需求明显降低
，自1979年起大牲畜存栏明显下降；1982年农村改革全面铺开，集体所有统一饲养的大牲畜
开始作价转卖给农民，承包土地的农民为了适应单独经营开始增加畜力，有的农民转向发展
商品畜，又使大牲畜饲养量大增。到1985年，全县和县营大牲畜存栏均创历史最高水平，出
现养牛专业户31户，全县平均每户饲养大牲畜为0.59头，平均每人饲养0.14头；畜种构成为
马占33.2%、黄牛占55.4%、奶牛占10.3%、骡驴占1.1%，黄牛和奶牛均有较大发展；活牛上市
2059头，收购牛皮5400张，比1982年分别增长94%、137.9%。1985年与1976年比较，全县大牲
畜存栏增长13.3%，平均每年递增1.4%；县营大牲畜存栏增长36.1%，平均每年递增3.5%。此
间，全县平均每年大牲畜拥有量增至53287头、县营39042头，比“文化大革命”时期分别提
高0.6%、28.1%。
二、猪、羊
清代，本地虽养有猪、羊，但饲养量无考。民国2年(1913年)，县内养羊4000余只。民国
4年(1915年)，县内养猪4281头。此后，猪、羊饲养量无考。
解放初期，养猪生产尚未恢复，饲养量较少，1948年全县养猪仅2258头。
建国初期，养猪生产恢复较快，1949年末全县生猪存栏数比1948年增长3.3倍，比1915年
增长1.3倍；养羊生产恢复较慢，1949年末全县羊存栏数极少，仅为1913年羊存栏数的3%。经
过国民经济恢复，养猪、养羊发展较快，饲养量猛增。1952年与1949年比较，全县生猪存栏
增长1.3倍，平均每年递增31.8%；县营生猪存栏增长1.2倍，平均每年递增30%；全县和县营
羊存栏均增长1.1倍，平均每年递增27.7%。此间，全县平均每年生猪存栏为20278头，县营1
9982头，比1949年分别提高106.9%、103.9%；全县和县营平均每年羊存栏数为255只，比194
9年提高116.1%。
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1953～1957年)，因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中对待家庭养殖业的政策
不明确，加之猪瘟流行、养猪户对预防注射配合的不够，导致1954～1956年生猪存栏大幅度
下降；1957年，对生猪实行派养派购政策，规定多养可以自由出售，生猪存栏开始回升。国
营农场养羊业发展较快，全县羊存栏数大幅度增加。1957年与1952年比较，全县生猪存栏仅
增长7.1%，平均每年递增1.4%；县营生猪存栏下降44%，平均每年递减8%；全县羊存栏增长1
3.2倍，平均每年递增70%；县营羊存栏增长1.4倍，平均每年递增19.3%。此间，全县平均每
年养猪19151头，县营16606头，比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分别减少5.6%、16.9%；全县平均每年养
羊1366只、县营441只，比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分别提高435.7%、72.9%。
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1958～1962年)，因“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中实行一系列“左”
倾政策，县营生猪存栏一直在2万头上下徘徊；国营农场养猪、养羊发展较快。1962年与195
7年比较，全县生猪存栏增长66.1%，平均每年递增10.7%；县营生猪存栏增长76.7%，平均每
年递增12.1%；全县羊存栏增长210.4%，平均每年递增25.4%；县营羊存栏增长691.3%，平均
每年递增51.2%。此间，全县平均每年养猪37900头、县营20859头，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分
别提高97.9%、25.6%；全县平均每年养羊7012只、县营2406只，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分别
提高413.3%、445.6%。
1963年进入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后，贯彻“公养私养并举，以私养为主”的方针，鼓励发
展家庭养殖业，猪羊存栏猛增。1966年与1962年比较，全县生猪存栏增长61.4%，平均每年递
增12.7%；县营生猪存栏增长23%，平均每年递增5.3%；全县羊存栏增长213%，平均每年递增
33%；县营羊存栏增长212.9%，平均每年递增33%。此间，全县平均每年养猪53768头、县营2
5776头，比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分别提高41.9%、23.6%；全县平均每年养羊21275只、县营1
0483只，比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分别提高203.4%、335.7%。
“文化大革命”时期(1967～1976年)，因在政治动乱中家庭养殖业受到批判，导致1968
年、1969年生猪存栏数下降；1970年后贯彻毛泽东《关于发展养猪的一封信》，猪升为六畜
之首，号召大养特养其猪，提倡一人一猪，重申“公养私养并举、以私养为主”的方针，生
猪存栏猛增。但“左”的干扰仍较严重，1972年曾批判“老母猪，小银行”，将繁殖母猪和
种公猪收归集体，使仔猪的来源受到限制；1974年曾将个人饲养的1686只羊收归社队集体，
限制了个体养羊的发展。1976年与1966年比较，全县生猪存栏增长150.4%，平均每年递增9.
6%；县营生猪存栏增长169.3%，平均每年递增10.4%；全县羊存栏增长47.3%，平均每年递增
4%；县营羊存栏增长84.7%，平均每年递增6.3%。此间，全县平均每年养猪101967头、县营4
8159头，比前期年平均饲养量分别提高89.6%、90.7%；全县平均每年养羊47210只、县营243
71只，比前期年平均饲养量分别提高121.9%、132.5%。
1977年后，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为畜牧业生产提供了发展机遇，但1979年羊皮价格下跌
，1980年粮价上调后造成料肉比价不合理，导致猪、羊存栏下降。1983年全面实行家庭联产
承包责任制后，开始出现专业化的商品猪羊生产，猪羊存栏有所回升，但仍比历史最高水平
差一截。1985年与1976年比较，全县生猪存栏下降31.1%，平均每年递减4.1%；县营生猪存栏
下降14.1%，平均每年递减1.7%；全县羊存栏下降14.8%，平均每年递减1.8%；县营羊存栏下
降26.1%，平均每年递减3.3%。此间，全县平均每年养猪100799头、县营61753头，比“文化
大革命”时期分别提高5.9%、28.2%；全县平均每年养羊49396只、县营29433只，比“文化大
革命”时期分别提高4.6%、20.8%。
三、其它畜禽
清代初年，本地的鄂伦春族善养鹿，既用于乘载又可食肉取皮，但饲养量无考。清代末
年，随着汉族迁入，引进鸡、鸭、鹅等家禽。伪满时期，开始引进家兔，但饲养时间较短、
数量较少。至解放前夕，禽、兔的饲养量无考。
建国后，其它畜禽的种类不断增加，饲养量不断增长。1949年，县内仅有城乡家庭养禽
生产，以蛋、肉自食为主，商品量较少，当年存栏10264只。随着人口不断增加，家禽饲养量
亦有较大增长。1959年，全县家禽存栏增至76416只，比1949年增长4.6倍，平均每年递增22
.2%；县营家禽存栏增至40551只，比1949年增长3倍，平均每年递增14.7%。1962年，开始恢
复家庭养兔，但数量较少，当年存栏仅916只；全县家禽存栏76478只(比1959年增长0.1%)，
县营家禽存栏37909只(比1959年下降6.5%)。1963年，境内国营农场开始饲养梅花鹿和马鹿，
当年存栏76头。此后，因统计制度多变，禽和兔的存栏统计时断时续。1966年，国营农场鹿
存栏225头，比1963年初养时增长2倍。1974年，县营单位开始养鹿，当年存栏74头，占全县
存栏2028头的3.6%。1976年，全县鹿存栏增至2833头，比1966年增长11.6倍，平均每年递增
28.8%；县营鹿存栏增至110头，比1974年初养时增长48.6%，平均每年递增21.9%。1979年，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禽肉、禽蛋、羽绒的需求量猛增，促进养禽业的发展，县城内
出现“养鸡热”，开始推广笼式养鸡，除大批饲养蛋鸡外，肉鸡的饲养发展较快；乡村在大
量养鸡的同时，有条件的地方积极发展商品鸭、鹅养殖业。1980年后，因鹿茸滞销，鹿的饲
养量下降。1982年，县营养鹿达到297头，为历年最高点；县营兔存栏达到1526只，比恢复统
计的1979年增长4.8倍，平均每年递增79.2%。1983年，县内有人率先养貉致富，县城开始形
成一股“养貉热”。至1985年，全县家禽存栏增至977542只，比恢复统计的1979年增长4倍，
平均每年递增30.6%；县营家禽存栏增至500000只，比1979年增长154.4%，平均每年递增16.
8%；全县鹿存栏减至1138头，比1976年下降59.8%，平均每年递减9.6%；县营鹿存栏仅存46头
，比1976年下降58.2%，平均每年递减9.2%；据城镇的不完全统计，养貉达到千对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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