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集市管理


一、概况
民国20年(1931年)，始有官设市场2处：一为综合市场(时称新市场)，经营鱼、肉、菜、
土特产等；二为牛马市场，专供牲畜交易。官设市场经县政府批准设立，由县公安局指派人
员管理，凡集市交易均须在指定市场进行，成交后由管理人员征收管理费，每成交一头大牲
畜收费1元(江大洋)，其他收费标准无考。伪满时期，官市场较为发达，综合市场有早市、晚
市2处，专业市场有菜市(鱼、肉、菜市场)、柴火市(薪柴市场)和马市(牲畜市场)3处，均设
专人管理，交易活动须在指定市场进行并征收管理费。
解放初期，人民政权忙于清匪反霸，无暇恢复集市贸易，民间交易自发进行。农民为恢
复生产，牲畜交易活跃，但“马贩子”乘机渔利，交易秩序甚差。1949年始设市场管理所后
，在县城复设菜市、马市，增设鱼市，加强管理，同时采取断然措施，取缔“马贩子”，提
倡明码实价、公平交易，集市秩序得以好转。
建国后，集市管理不断加强，但在较长的时间内，限制过多，管理过“死”，削弱了集
市贸易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补充作用。1953年，国家实行粮食统购统销、生猪派购、农副产
品统一收购后，集市贸易逐渐萧条；到1955年，上市品种仅限于蔬菜秧苗、仔猪和少量家禽
、地产蔬菜等，成交额下降。此间的集市管理，侧重于商品检查，限制计划内产品上市，统
一计量器具，推行明码实价等。1956年，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后，集市处于奄奄一息状态
，市场管理机构被裁撤，集市管理中断。1958年，实现“人民公社化”后，片面强调“一大
二公”，生产经营“归大堆”，家庭副业被取缔，集市贸易亦随之不存。1961年，根据中共
中央的指示，恢复社员经营的少量自留地和小规模的家庭副业，集市贸易开始恢复，但在“
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政治形势下，市场管理者怕犯“右倾”错误对集市
限制甚严，农村社员怕戴“资本主义”帽子不敢进入集市，使开放之初的集市贸易一片冷清
。进入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后，中共中央进一步调整农村经济政策，明确规定社员自留地政策
长期不变，允许和鼓励社员发展家庭副业，有领导有计划地组织集市贸易，使集市贸易再现
生机。此间，县人委决定，本着“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原则，恢复集市交易收费，收费
标准为交易额的1‰，实际收费额无考。1963年，集贸市场每日上市摆摊者已增至500人。19
64年，开始贯彻“加强管理，缩小范围，逐步代替，区别对待，因地制宜”的市场管理方针
，强调“宜紧不宜松，宜小不宜大”，采取了打击投机倒把、取缔长期贩运、设卡堵截、上
市限量等严管措施，集市贸易再次跌入低谷。“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发展集市贸易被诬为
“复辟资本主义”，将集贸市场关闭。此后，强调“堵资本主义的路，迈社会主义的步”，
把农民的家庭副业当作“资本主义尾巴”予以割除，农民自产自销亦视为“走资本义道路”
，在缺少合法集市的情况下，所谓的“黑市”应运而生。1976年，推广辽宁省“哈尔套大集
”的所谓“经验”，县革委采用行政的方法建立16个专业集、129个早集，为显示“繁荣”景
象，把天天集改为七日集，但终因物资匮乏、购买力有限，多数集市自消自灭，仅剩的几个
集市亦恢复天天集。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集贸市场管理贯彻“活而不乱，管而不死”的方针，由限制管
死转变为放宽搞活，取消了一系列不合理的禁令，将其纳入多渠道、少环节的流通体制，选
择交通方便的繁华场所重建集贸市场，实行管理与服务相结合，使集市贸易进入迅速发展的
新阶段。根据省革命委员会的规定，市场收费标准调整为成交额的1～2%，1978年实收22300
元(县辖14300元、九三垦区8000元)，成为市场建设资金的重要来源。1983年，国务院发布《
城乡集市贸易管理办法》后，市场管理注重疏导，将单一的农副产品市场改造成综合市场，
建成商品经济的服务中心，集体企业也开始进入市场经营，集市贸易更加兴旺；是年，市场
收费增至50296元(县辖40296元、九三垦区10000元)，比1978年增长125.5%。1985年，县内集
贸市场增至19处，其中：县城有综合市场、轻工市场、国营露天商场、站前农贸市场4处，乡
村有海江、伊拉哈农贸市场2处，九三垦区有农场局驻地市场2处、农场驻地市场11处；上市
品种增至170个，年上市人数增至420万人次，年成交额增至861.9万元；市场收费增至15238
0元(县辖132380元、九三垦区20000元)，比1983年增长2倍。市场建设累计投资122万元(县工
商局33万元、九三工商局64万元)，建成防雨棚5140平米(县辖1140平米、九三垦区4000平米
)、有棚售货台570个(县辖350个、九三垦区220个)，九三垦区建室内商场800平米；县工商局
整修市场地面、道路7420平米，安装了路灯，为市场经营者代制玻璃货匣、折叠坐凳、仔猪
笼、鸡笼、白大衣等用具，提供多种服务，使市场面貌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二、查处
解放前，奸商囤积居奇、买空卖空、投机倒把盛行，官商沆瀣一气，市场秩序混乱。
解放初期，某些不法商贩乘人民政权机构尚不健全之机，抢购物资，哄抬物价，扰乱市
场秩序。县政府在积极发展公营和合作企业的同时，取缔囤积居奇，打击不法商贩，平抑市
场物价，使经济秩序得到整顿。
建国之初，国民经济正处恢复时期，查处的重点是私营工商业者偷税漏税、抬高物价和
倒卖紧缺物资。人民政府除在“五反”(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
、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中，划分守法户、基本守法户、半守法半违法户、严重违法户和
完全违法户，按照政策对各类违法户进行处理外，还通过对私营工商业的复查、清理和登记
等措施，打击扰乱市场经济秩序的活动。到1954年，共查处违法户38户，其中：移送人民法
院处理的11户、缴销营业执照的5户、处以罚款的16户、警告处分的4户、限期销售的2户。1
958年后，查处的重点是私人长途贩运、倒卖统购统销物资、套购平价商品或物资、倒卖票证
等活动。1963年，国务院发出《关于打击投机倒把和取缔长途贩运几个政策界限的暂行规定
》，县工商管理部门在交通要道和火车站等地常年设卡，对投机倒把和长途贩运围追堵截，
虽然打击面过宽，但对维护经济秩序具有重要的作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查处的重点
是投机倒把惯犯、不法资本家和集团首要分子。但受“左”倾错误影响，许多正常的经济活
动被诬为“走资本主义道路”，戒条林立，导致严重扩大化。1968年，县革命委员会专门设
立打击投机倒把工作机构，打击黑市、黑厂、黑店、黑包工、黑医生，限制个体经商、加工
和农副产品上市交易。1970年，共查处投机倒把案件240起，罚没收入16403元，强制收购猪
肉5吨多、仔猪近千头。1973年，查处投机倒把案件多达3291起，涉及2215人次，罚没收入1
2550元，还强制收购大批物资。1976年，共查处投机倒把案件1095起(县辖1054起、九三垦区
41起)，罚没收入15435元(县辖7435元、九三垦区8000元)。1978年，在放宽经济政策的条件
下，有些唯利是图之人，乘经济法规尚不完备之机，从事投机倒把活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结合“两打”(打击阶级敌人破坏、打击资本主义猖狂进攻)运动，共查处投机倒把案件618起
(县辖590起、九三垦区28起)，罚没物资40余种、现金7000余元。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行改革、开放的总方针，商品经济发展较快。有些人钻开放
搞活的空子，在不正之风的掩护下，从事经济违法活动，此后查处的重点是打着“改革”旗
号的投机倒把惯犯和集团首犯。1982年，又结合开展打击经济领域严重犯罪的斗争，查处经
济违法活动。到1985年，共查处经济违法案件370起，罚没收入202911元，保证了改革、开放
的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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