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粮食
第一节 粮食征购

民国年间，德都地旷人稀，虽然生产力十分低下，但所产粮食仍能满足本地所需。1930
年(民国19年)，境内收获大麦10450石，小麦15354石，玉米13815石，谷子32994石，大豆22
820石，水稻1800石，其他杂粮14058石。官府所需粮食通过税收实物(粮食)的形式征购或用
税款按期在私人粮栈内购进。境内曾建过义仓，按地征粮，用于赈灾。民间粮食交易实行自
由买卖。
伪满时期，日本侵略者极力推行“粮谷出荷”政策，大肆掠夺县内的粮食和其它经济物
资。伪满政府制定了“米谷管理法”、“重要物产管理法”等各种掠夺性的粮谷征购法令。
成立了“满洲粮谷株式会社”和“满洲特产专管公社”等粮食垄断机构，从而对县内的粮食
生产、征购及配售进行垄断。在日伪的残酷统治下，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德都粮食紧张
、粮价飞涨、被搜刮一空的农民生活极端贫困，很多人以糠菜充肌，镇内的工商户也经常无
粮裹腹。1940年(伪康德7年)，日伪实行“奖励金制度”，对“出荷”一定数量粮食的农民发
放一点微薄的“奖励金”，如每“出荷60公斤大豆奖给2元3角2分伪国币，以此为诱饵来达到
欺骗农民多交粮的目的。同年，德都镇内日伪办的“金融合作社”与“农事合作社”合并为
“兴农合作社”，下设粮食交易市场。农民卖粮都要通过粮食交易市场检质、化等，然后送
到私人与日伪统合办的“三泰粮栈、和顺长粮栈、东城玉粮栈”过斗、卸车、领钱。这3个粮
栈，成为日伪统治者掠夺粮食、鱼肉百姓的工具。1941年(伪满康德8年)，随着日本侵略战争
的不断扩大，日伪统治者将粮食的“垄断出荷”变为“强制出荷”，伪县公署将出荷指标摊
派给农民，不管年成好坏，一律按所定数量交足“出荷粮”，否则，以反满抗日定罪，轻者
抄家坐牢，重者杀头示众。1943年(伪康德10年)，哈尔滨“益发和粮行”设在本县的“益发
和粮栈”，专为日伪收购商品粮油，收购的粮油全部运回哈尔滨，1945年县城解放前，粮栈
撤回哈尔滨。
1946年初，县政府组建起新华粮栈，这是德都县第一家公营粮栈。3月北安地区贸易局在
德都组建贸易粮栈，新华粮栈被合并。同年10月县政府成立粮食转运栈，其主要任务是：采
购和推销粮谷，支援解放战争前线，打击投击粮商，稳定粮食价格，安排人民生活。1948年
11月19日，县政府粮政科建立后，加强了粮食管理工作，在允许粮食自由买卖的同时，采取
了一些统一调度、统一管理的办法。一是征购农业公粮，用于解决地方机关和部队的用粮需
要；二是由国营贸易部门用棉花、布匹、食盐、肥皂、火柴等生活日用品，和农民换取一定
数量的粮食。同年，县政府为加强对公粮的管理使用，在德都镇内设公粮仓库1处。1949年共
收购粮食1957万斤，其中公粮755万斤。1950～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国家实行“多余
多购，少余少购，不余不购，缺粮供应”和“优质优价”的粮食收购方针，调动了广大农民
向国家出售商品粮的积极性。1952年12月26日，县政府将粮政科改为粮食科，粮食管理工作
趋于正规。同年，国营粮食部门共收购各种粮食2683万斤。
1953年，县内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将粮食的购销纳入国家计划。具体作法是：
以户为单位，按土地面积计算交粮数量，向农村余粮户实行统一收购，对城镇居民和农村缺
粮户实行计划供应；国家严格控制粮食市场，严禁私商自由经营粮食，保障了国家经济建设
和人民生活的需要。1955年国家颁布了《农村粮食统销统购暂行办法》，根据这一规定，实
行了三定到户”(三定即：定产、定购、定销)政策，确定了“定产、定购3年不变，定销一年
一评”的基本原则。为贯彻好“三定”政策，由县长、粮食局长、宣传部长率领17名干部在
4区解放村进行试点工作，根据土地常年产量、经营条件和“三留”标准，自报产量，按户计
划，经民主协商和逐级评议，确定合理的产、购指标。农民完成征粮任务后，所剩余粮除不
准卖给私商和以粮进行投机倒把活动外，可以自由处理。“三定”政策在全县实行后，使农
民有了较多的自主权，广大农民普遍反映“三定”政策是“定心”政策，消除了“购销无底
，增产无益”的顾虑。1957年，县内在“三定”的基础上，实行“以丰补歉”的粮食征购政
策，对农民增产部分增购40%，减产则酌情减购。1958年随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
实施，在粮食征购上采取了产、销、余算大帐的办法，对农村公社按队计划粮食产量，除按
国家政策规定留粮外，剩余之粮由国家收购。由于党在农村工作方针上的失误，余多少，购
多少，1959年购了过头粮，造成种子、口粮不足，于次年春全县向农村返销粮食1060万斤。

1960～1962年，县内农业遭受3年严重的自然灾害，国民经济出现暂时困难。1961年实行
“定购包干”的粮食政策，即：“增产不增购，减产不减购，特大灾害适当减免”。国家对
完成征购任务后的余粮，实行奖售日用工业品的办法，鼓励农民交粮。同时号召群众大搞代
食品生产，以瓜菜、淀粉等为食，克服困难，度过灾年。1963年，国家规定了义务送粮运输
量的限额，超过限额部分，国家给农民补助运费；并对养猪户和土特产品生产者实行奖售粮
办法。1965年，县政府对农村生产队实行粮食征购基数“一定三年不变”的政策，当年受灾
当年减免。此项政策效果较好，粮食产量、征购量、储备量都逐年增多。1969年，本县遭受
严重自然灾害，粮食歉收，本应按照“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的原则，做到少购
一点，适当留够，渡过暂时困难；但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中期，各乡镇把集体的种子、
饲料和群众的口粮压得很低，给次年的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造成很大困难。1971年后，粮食
征购由“一定三年不变”改为“一定五年不变”，即：按正常年景的产量为基础，留足种子
、口粮、饲料，对超产部分按比例超购，遇有灾年减产，适当减购，超购部分实行加价奖励
的办法。粮食超购加价25%，其中大豆超购加价35%。
1979年后，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指导下，粮食统购价格又提高了20%；粮食超购
部分加价50%。1982年，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国家调整了大豆收购价格，每市
斤中等大豆为0.345元，取消了加价50%的政策。1983年按照国务院通知精神，在“一定五年
不变”的基础上实行以生产队为单位的粮食包干合同制，并对小麦、玉米、谷子等粮食品种
实行“倒三、七”比例加价，即：农民每交100斤粮，给予加价70斤。对水稻实行“倒一、九
”比例加价。
1985年，取消了“统购统销”的政策。实行粮食“合同定购”及“多渠道经营”的政策
。由于本年是农村“土地承包”政策趋于完善的一年，故农民生产的积极性空前高涨，粮食
获得了大丰收。合同收购与多渠道收购的粮食共达25299万斤，比历史最高水平的1967年多购
1265万斤，是1949年粮食收购总量的13倍。粮食商品率为57.4%，其中大豆商品率达79.1%。
人均交粮1071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