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文化大革命”前期的学校状况
第二章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八一农大(1966—1976年)
第一节 “文化大革命”前期的学校状况
1966年5 月初，全国各主要报刊载文攻击邓拓的《燕山夜话》，以及邓拓，吴晗、廖沫沙
合写的《三家村札记》。5 月9 日，校党委组织一部分教师、干部和学生开会座谈。随后，又
在全校组织了报告会，号召群众起来批判“三家村”。起初，大家以为这是“学术问题”，与
己无关，对报刊上批判邓拓等人的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感到不可理解。
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发表后，校党委在5 月18日作出《关于在我校深入开展社会主
义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要求各级党组织把“文化大革命”作为当前各项工作的首要任务，党
员要带头参加，全体师生员工要拿起笔来写批判文章，并抽调十名政工干部成立“社会主义文
化大革命办公室”，由赵景福任主任。这时，中央农林政治部和牡丹江地委也派来两名干部参
加学校“文革”运动的领导工作。到5 月26日为止，全校共写出批判文章五百篇。
1966年5 月底，刘西科经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由空军第七航校转业到学校任党委书记，
并主持党委工作。6 月2 日至5 日，校党委先后召开党委会、积极分子会和全校大会，对深入
开展“文化大革命”作了进一步动员和部署。要求任何工作都不准冲击“文革”的学习；每周
二至三个学习日要坚持“雷打不动”；各级领导干部要走在运动前面，总支、支部书记和政工
干部要把“文革”作为一项根本任务来抓；要紧跟全国形势，横扫一切“牛鬼蛇神”。6 月2
日，农经系的几名教师贴出第一张大字报，批评党委对运动跟得不紧，领导运动不力。这时，
全校范围内还没有分成什么派，只有一些小组织，或三、五个人，或十几个人，互相之间也没
有什么大的分歧，主要是批评党委执行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
这以后，校内相继成立了一些群众组织，开始是以学生班为单位成立的红卫兵组织，以后
是各单位成立的各种赤卫队和战斗队。成立较早并有点名气的是一个叫“八一造反团”的组织。
这个组织主要是农机系62级部分学生组成的。
但运动来势很猛。6 月20日，校党委授权文革办公室向全校发出了“停课闹革命”的通知。
从此，全校正式停课，大家都来参加运动。不久，牧医系主任第一个被“罢官”，一些中层干
部也陆续被群众组织批判、“罢官”、“靠边站”。
6 月26日至28日，校党委召开了有党委委员和各系党总支书记参加的党委扩大会，主要是
分析全校的“文革”形势，结论是要“煞一煞罢官风、非组织活动风和不学毛著风”，“稳定
一下全校运动的形势”。会后，各总支马上动员党团员写大字报表态。当天晚上，校文革办公
室的一些干部，也根据这次会议精神，贴出一张题为《谁专谁的政》的大字报，指名道姓地批
评了几个人，并点出他们的历史问题。这张大字报很快就在全校激起了轩然大波。从此，全校
各群众组织在对党委某些负责人的认识上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并在以后的几个月中逐渐成分两
大派。一是“八一造反团”，一是“红色造反者联络总部”。
“6.28”党委扩大会后，农机系有的学生就党委扩大会“煞三风”问题做了调查，并开大
会公布调查结果。从此，群众对党委负责人和文革办的态度明显地分成了两种看法，于是，校
党委决定成立校文革筹委会来代替原文革办的工作。在酝酿筹委会人选时，发生了一场风波。
8 月12日，农学系部分师生为此向党委和政治部提出“抗议”，指责政治部在人选问题上耍了
“阴谋”，揪斗了政治部有关干部，并在全校范围内第一次给两名干部戴上了高帽。
8 月8 日，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作出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决定》
传到学校后，八一造反团就派人到哈尔滨取“造反经”，一回校便马上造所谓“走资派”的反，
8 月27日，八一造反团在学校教学主楼门前广场上，主持召开第一个全校性的点火大会，到会
的有裴德各单位群众近四千人，批斗校长姜瑞元和各部处系的一些领导干部，说他们执行了“修
正主义教育路线”，是“走资派”和“三反分子”，提出要砸烂校党委这个所谓的“姜周王朝”
（周指党委副书记周长清）。批斗会上，凡是被人任意点名的，都得随时站到前面陪斗。被批斗
的人都被戴上高帽，姜被戴上乌纱帽，还被抹黑脸，披黑纱（名日“披麻带孝”），先是跪在刮
土器上，随后便领着被斗的人敲锣打鼓，后边有人抬着纸扎的“老虎”，推着小车，前后用一条
“黑线”（绳子）串在一起，在校内游街。会后，八一造反团勒令这些领导干部停职检查。28日，
又召开了批斗“黑五类”大会，当天夜晚，在大会上挨斗的农经系教师陈自诚和他的妻子王婷服
“巴托比”自杀身亡。
从1966年8 月到12月，学校先后有三批红卫兵和群众组织的代表，奔赴北京接受毛泽东主
席的检阅。牧医系有些学生竟直接跑到新疆塔里木去串联点火。八一造反团在北京设立了“联
络站”，派“捉妖队”冲击农垦部、农林政治部和中南海。在校的人员，则进行大规模的急风
暴雨式的群众性的大批大斗。党政机关和党的各级组织均处于瘫痪状态，广大党员被迫停止了
组织生活。
1966年9 月底，学校“文革筹委会”成立，由刘西科等十五人组成。
1967年1 月29日下午6 时，校畜牧队牛舍发生重大火灾，烧死大、小种牛五十五头，牛舍
房子和挤奶设备全被烧毁，损失达五万余元。
1967年1 月，受上海“一月风暴”的影响，学校两派群众组织开始进行夺权活动。从这以
后，两派之间的斗争愈演愈烈。
1 月以来，八一造反团驻北京联络站常以“北京来电”的形式介绍外地造反夺权经验。在
校内，八一造反团于1 月 15 日组织第一次夺权活动，但未获成功。2 月25日，红色造反者联
络总部也组织夺权活动，但是也没有成功。
1967年初，号称“东北新曙光”的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成立。接着，牡丹
江地区革命委员会也相继成立。3 月4 日，八一造反团总结了上次夺权的教训，参照省、地的
“经验”，首先在所属的群众组织中实现了表面上的联合。联合后改名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
红色造反团军垦大学总团”（简称“红色造反总团”），总团负责人共有十人。3 月9 日，这
派群众组织依仗人多势众，并且有解放军驻密山部队，牡丹江军分区和哈医大、哈师院、哈外
专等串联队学生的支持，一鼓作气，夺下学校党政大权，立即成立了由学生、干部、教师、工
人等十四人组成的校革命委员会，印发了《告全国同胞书》，并打报告表示拥护省、地革委的
领导，申请上级革委会批准。4 月30日，这届革委会得到牡丹江地革委的承认。5 月20日，地
革委批准刘西科为校革委会主任，孟庆余（学生）、张洪连（学生）为副主任。党的核心小组
由刘西科（组长）、兰静、朱祖铭三人组成。
校革委会成立后，就如何掌权问题作了研究，主要抓：一、对学校科以上干部进行分类排
队，分别确定留用、审查或批斗。二、从不同观点的学生中确定“有各种问题”的人共三十五
名，进行重点审查。三、成立校革委办事机构，设办公室、政治部、文革办、教改办、生产办。
政治部下设秘书组、宣传组、保卫组、组织组和机要室；生产办下设后勤供销、行政、伙食、
卫生、财务、农业生产、畜牧、基建、科研等组。四、组织全校人员批判所谓“修正主义教育
路线”。五、抽调部分人员外出介入密山、虎林两县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六、取缔“保皇
组织”、“保守组织”，即取缔持不同观点的红色造反者联络总部，并勒令马上解散。七、将
红色造反总团原所属五个分团扩大到七个分团、两个大队。这届革委会实质上是红色造反总团
一派掌权。
革委会成立不久，就因权力分配不均发生了内讧。屈居革委会委员之职的牧医系造反派头
头，因对革委会主要负责人不满，便将自己的“红二团”从红色造反总团中拉了出来，另立门
户，成立“七。一野战军”（简称“七野”），并自任“军长”，这是第三个全校性的群众造
反组织，多为牧医系学生和教师。七野成立后，一是公开地为权力问题与校革委会展开斗争；
二是宣传自己的观点，在校内发展成员，扩大队伍；三是派人介入虎林县的“文化大革命”运
动；四是炮轰省、地革委会。于是，校革委会把“红二团”打成“炮轰派”，撤销其头头革委
会委员职务。不久，校革委自己也变成了“炮轰派”，于是只好把“七野”打成“篡权派”。
七野另立山头后，革委会立即在全校范围内采取了一些高压政策，继续揪斗原党委部分成
员、各部处系干部和部分持不同观点的师生员工，在所谓“红色恐怖”的日子里，给他们强加
上各种“罪名”，戴上各种“政治帽子”，整日整夜地对他们进行批判、斗争，并成立各种专
案组，私设公堂，对他们逼供、刑讯。不少领导干部和持有不同观点的人相继被关进隔离室和
“黑帮队”接受审查，监督劳动，其中有十一名持不同观点的学生和五名干部被打成“现行反
革命”、“叛国投修分子”，有些干部还被投入密山县监狱。与此同时，有一百五十九人被戴
上“走资派”、“三反分子”、“反动学术权威”、“刘邓党员”、“修正主义苗子”、“保
皇小丑”、“叛徒”、“特务”、“历史反革命”等帽子，遭到审查和揪斗。1957年6 、7 月
问，校革委会在学生食堂召开一次批斗原党委副书记周长清的大会，强迫周长清跪在饭桌上，
并令四、五十名干部和学生跪在地上陪斗请罪。从此以后，每天通过广播室勒令他们自备高帽
一顶、牌子一块、响器一套，按指定的路线和地点，戴上高帽，挂着黑牌，敲着响器，一日三
餐跑步到学生食堂集合，跪着向造反派“请罪”，长达四、五十天之久，使这些人身心遭受到
严重摧残，并在全校造成了恐怖气氛。接着，有些人便被关进“黑帮队”遭到毒打，有的干部
一个人竟遭到三十多种刑罚，包括“点天灯”、“灌辣椒水”、“坐老虎凳”等等。
校革委会成立以后，大扫所谓“四旧”，在校内刮起了一股“抄家造反之风”。1967年7
月，革委会在学生食堂举办了一次大型的“造反有理展览会”，展出了抄来的物品；展出后，
一些被抄人员的金银首饰和名贵书画等物便不知下落。
这期间，校北京联络站来电传：哈市炮轰省革委会的“炮轰派”将在省内取得绝对优势，
全国造反派都支持“山下派”，中央文革小组也将表态支持。校革委会一些成员认为这是个机
会，因而这个经牡丹江地革委批准成立的东北农垦大学（八一农大）革委会，忽然放弃了“捍
派”观点，一下子变成了“炮轰派”，写了炮轰声明，参加炮轰省、地革委会。从此，他们派
人到密山县去串联，到处兜售自己的“炮轰”观点，并以密虎地区的“小北京”自居。对此，
牡丹江军分区责令农大革委会不要派人干预密虎地区“文革”运动，并多次提出“警告”。校
革委会对此毫不理会，一面秘密派人调查整理牡丹江地革委主任、军分区政委河承华的材料，
一面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红色造反团军垦大学总团”的名义，派出一个“反修支队”，主动
卷入密山县的派性活动。开始因为人员较少，在多次与密山群众组织发生冲突时，有二十多人
受伤，所以校革委会在8 月16日组成一支二百人左右的“猛虎连”，进驻密山县城的北大营，
进一步干预密山县的“文革”运动，宣传“炮轰”观点，抓人打人。在此期间，校革委会负责
人还亲自率领大批车队和人员，头戴安全帽，手持扎枪木棒，两次在密山县城搞武装示威游行，
其中有一次出动了三十辆汽车，声势相当大。在“8.23”武装游行中，围攻了解放军密山县武
装部，殴打了密山县武装部副部长、现役军人辛守和，将辛的肋骨打断，并揪回“猛虎连”批
斗。七一野战军也不甘示弱，竟跑到几百里以外的虎林县城串联，搞派性活动。
从1967年7 月开始，校革委会积极为武斗升级做准备。8 月初，革委会成立了由十四人组
成的“文攻武卫指挥部”，下设作战、参谋、通讯、后勤保障、卫生救护等组，负责指挥全校
的“文攻武卫”活动。从此，全校进入了“战备”状态。校革委会组织人员赶制了两部“电台”
（指对讲机，一般用外语通话），以保证指挥部与驻密山县城的猛虎连之间的通讯联络。同时，
将校修配厂改为“兵工厂”，把一辆斯大林——100 号链轨拖拉机改装成土制坦克，还自制四
百九十九枚手榴弹、六百六十四个手榴弹壳、二百九十五个炸药包、三百支扎枪和一些地雷、
马刀等武斗凶器。
8 月间，校革委会派出大批人员四面出击，全面干预密虎地区“文化大革命”运动，到处
抓人、打人，把对外武斗推向高潮。对此，学校远近的群众把八一农大称为“扒衣、能打”，
影响极坏。虽然革委会里面的个别老干部，对外出武斗曾加以劝阻，但是一些年轻的委员不听
劝告，致使武斗活动不断升级。
8 月5 日，校革委会派往裴德医院的人员与该院一派群众组织发生冲突，校革委保卫组长
闻讯后，立即带人分乘三辆汽车赶往医院，到后双方发生武斗，学校的人首先砸了医院制药厂
的玻璃，把医院赵家骥院长当场打成休克，拖到路边，并把医院一名劝阻武斗的干部打昏过去，
还把对方一名工人打成休克后扔到暖气道里。这次武斗，医院被打的有几十人。武斗后，学校
派去的人还将医院的十九名医务人员和干部抓回学校，并在校职工食堂门前游斗示众，被抓来
的人又一次遭到毒打，个个满面是血，其中有两人几次被打得昏过去，然后用凉水浇醒继续毒
打。当天晚上，牡丹江军分区司令员张春和闻讯后从密山县城赶到农大，经“通融”才把被抓
的十九人救出，其中受伤较重的十一人分别被送到密山县人民医院和裴德医院治疗。
8 月19日。校革委会再次派人和裴德医院发生冲突，派去的人回校时，抢了医院的部分药
品、医疗器械和被褥，用汽车运回学校。
8 月下旬的一天晚上，校革委会获悉855 农场派车队去密山县城支援“捍派”的“情报”，
当即派出三辆卡车，由保卫组长带人乘车赶到青年水库附近截击，并将一个炸药包埋在路边，
然后隐蔽在路旁的树林子里。对方那支十余辆汽车的车队开到离校埋伏人员五、六十米时，爆
破组人员开始点燃炸药包，当一个炸药包在车队前爆炸时，保卫组长借助火光发现车上都是麻
袋，才断定是运粮的车队，于是将所带人员撤回。农大方面在引爆炸药包时，一名爆破人员的
左眼被炸瞎，造成终身残废。
8 月28日，校革委会获悉猛虎连在密山镇和县城一群众组织发生冲突，当即决定派人去密
山县城支援并将猛虎连接迎回校，当天下午，保卫组长带领二、三百人，分乘五辆汽车，头带
安全帽，手持扎枪、木棒，携带手榴弹和炸药包等武斗凶器赶往支援。车队行至密山一中与朝
鲜中学之间，迎面碰上解放军制止武斗的宣传车，农大一方有人点燃自制的手榴弹，企图扔在
解放军宣传车上，因没有扔出去，将手榴弹脱落在自己所乘的汽车上，当即爆炸，将同车的学
生刘玉、张军炸成重伤，张军在返校途中死在车上，刘玉当晚死亡，另有二人终身致残，其他
轻重伤八人。这次武斗失利，保卫组长当晚把部分参加武斗的人带回学校，其余被冲散的人员
也于当天深夜从密山镇陆续走回学校。
这次武斗发生的第二天，校内外哄传密虎地区捍派组织要集中起来，“消灭农大炮轰派”，
“血洗农大”，于是校革委会主要领导人以去北京“上访”为名，在8 月29日晚上匆忙离校，
这实际上是一次领导带头大逃跑。 8月31日，保卫组长眼看难以维持学校局面，即决定绕道去
佳木斯“上访”，并把保卫组的手枪发给随行人员。当天晚上，他亲自带领一百多人，分五辆
汽车，往宝清方向逃跑。当车队行至宝密桥时，前车被宝清县武装部带去的截车人员截住，农
大人员与对方发生武斗，双方均有一些人员负伤。从这以后，校内人员提心吊胆，人心惶惶，
纷纷逃离学校，或投亲靠友，或返回家乡。校革委会主要成员在北京、佳木斯躲藏长达两个月
之久，共用去学校公款四万余元。大批离校的师生，直至 1968 年1 月才陆续从各地返回学校。
校革委会主要负责人带头组织大逃跑以后，校内的紧张局面暂时缓和下来。校内的工作，
由留守的一名革委会成员潘传忠（工人）主持，主要是组织部分人员巡逻护校。这时地革委曾
几次用电话、电报批评劝告，校革委会不听，于是地革委发出《致东北农垦大学全体师生员工
的公开信》，校革委会仍然置之不理，还组织一些人写文章批驳《公开信》。
9 月10日，牡丹江地革委和军分区派军宣队进驻学校，队长刘宝芝。军宣队入校后，一边
抓运动，一边组织在校人员参加秋收。与此同时，军宣队依靠了被校革委会打成“保皇派”的
部分师生员工，并对革委会成立后的活动进行了调查，结果选定了“保皇派”为支持的对象，
动员这一部分群众继续组织起来参加运动。这次支左实际上也是支派。在军宣队的具体组织和
支持下，“斗私批修联合总部”于10月下旬成立，这是第四个全校性群众组织，主要负责人有
三人，并发表了宣言。这个组织成立后，一是宣传自己的派性观点，二是扩大自己的队伍，三
是争取本派在革委会中的席位。到了1968年1 月，逃离学校的人员基本上都已返校，红色造反
总团和七一野战军又重新活跃起来。在这以后的两、三个月中，各派群众组织之间围绕大联合
和革委会席位等问题，又不断出现摩擦。
1968年4 月25日，校内三派群众组织在牡丹江地革委主任，军分区司令员张春和的“调停”
下，围绕大联合事宜，在牡丹江市举行谈判，达成了《关于实现全校革命大联合的协议》（共
十一条），三派组织各派六名代表在协议书上签字划押并握手言欢，校革委会也派人在《协议
书》上写了“希望三派革命组织代表共同遵守，坚决贯彻”等字样。以后，校革委会因《协议
书》上没有点姜瑞元、周长清的名字，认为是出卖了原则，否定了校革委会和红色造反总团过
去斗争的大方向，不同意有斗私批修总部观点的干部进革委会，因此，校革委会就没有向全校
群众传达这个《协议书》。红色造反总团对这一协议很不满意，准备推翻协议，继续保持自己
一派掌权的地位；斗私批修总部一面与红色造反总团争斗，一面与革委会多次交涉席位问题；
七一野战军也试图在其他两派的争斗中，挤进革委会。5 月1 日，斗私批修总部和红色造反总
团的代表在主楼会议室里，为交涉大联合等问题发生武力冲突，双方当着军宣队的面大打出手，
斗私批修总部的四名代表被打，其中有两人头破血流，当场昏倒在地。斗私批修总部得知自己
的代表被打后，立即组织近百人的队伍，手持木棒，涌向主楼与对方重新较量。但红色造反总
团早有准备，结果斗私批修总部方面又有多人受伤。红色造反总团接着派人奔向学校东院，将
“总部”办公室砸烂，并开始四处抓人打人，军宣队制止无效。斗私批修总部因为头头被打伤
住院，“总部”被砸，所属人员在校内无立足之地，便跑到同派观点的裴德卫校，暂住一晚。
同时组织起一支四、五十人的队伍，并派出巡逻小分队，监视红色造反总团的活动。在校粮油
加工厂附近，将一对立派的人打成腿骨折。5 月2 日上午，这些人员占据校粮油加工厂，在那
里安营立灶，向该厂负责人借粮，同时，成立了一个“棒子队”。校革委会在“5.1 ”武斗流
血事件后，紧接着在5 月5 日下发了《关于彻底粉碎右倾翻案妖风狠抓阶级斗争的决定》，主
要内容是坚决粉碎所谓“以周长清、姜瑞元为首的一小撮走资派所刮起的右倾翻案的反革命妖
风”。这样，两派之间翻身与反翻身的斗争更加激烈。这时全国斗争的大方向是抓“三特一叛”，
于是斗私批修总部以抓“三特一叛”为由，组织人员回校抓人，进行派性报复，共抓对立派观
点和“有问题”的人十九名，抓回后多数人被打，有些人被打成重伤。同时，斗私批修总部派
人去牡丹江地革委和军分区“上访”。外出的人带回地革委关于对学校运动的处理意见。地革
委在5 月12日作出决定，责令刘西科、孟庆余等人停职反省。5 月14日，地革委派出以于道奎
为首的调查组，来校传达“5.12决定”并调查学校的情况，同时任命军宣队长刘宝芝代理校革
委会主任，孙友生为副主任。除刘宝芝、孙友生、刘跃文三人外，革委会其他委员一律到牡丹
江地革委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斗私批修总部暂住粮油加工厂的一百多名群众返校后，
将原来所抓人员移交给校“治安指挥部”。这个治安指挥部是5 月初由校革委会设立的，后来
改为“民兵值班小分队”和“看守班”，先后有五名负责人。地革委调查组来校后，向地革委
提出了调整农大革委会的意见，到1968年7 月13日，牡丹江地革委正式做出决定，任命钟金
（解放军）为校革委会主任，同时免去刘西科校革委会主任职务，并对原革委会成员进行了较
大的调整。这届革委会实际上仍然是派性掌权。
1968年9 月2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农垦部军事代表下文，将学校划归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
领导。因为同年6 月18日，原东北农垦总局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
团。
1968年9 月16日，学校成立校革委会核心领导小组，成员有钟金、于道奎、朱清良、李运
生、孙友生等五人。
1969年4 月30日，学校调整革委会，一共由十五人组成，主任钟金，副主任周长清、孙友
生。同时还调整了革委会所属机构。
清队工作是在牡丹江地革委调查组、军训队进校后进行的。改组后的校革委会，主要抓以
下几项工作：一是，深挖所谓“三特一叛”（指日、美、蒋特务和叛徒）；二是，彻底清查所
谓“反革命分子”，以及打砸抢分子；三是，审查干部，教师的政治历史问题；四是，收缴武
斗凶器，追查过去各起武斗事件；五是，揪所谓“漏网走资派”；六是，主要在学生中进行军
训工作。改组后的革委会成员，开始还是由三大群众组织的代表共同组成的，经过清队，实际
上已逐步变成军宣队、工宣队和斗私批修总部这一派人掌权。
1968年5 月14日，牡丹江军分区从3395部队中派出军训队员五十人来校，分三批对学生和
部分教职工进行军事训练，8 月31日离校。
1968年9 月1 日，牡丹江地革委从475 工厂派出工宣队五十名进驻学校，参加学校“斗批
改”，其中队长朱清良等三人进革委会为委员，十六人在革委会机关负责审干、清查等工作，
其他成员都分到各系、部、处和各学生班领导“斗批改”，一直到1969年4 月27日才离校。
从1968年5 月开始，到1969年4 月，学校按照上级部署，开展了清理阶级队伍工作。清队
中，全校共揪出所谓“三特一叛”九十一人，其中立案审查的七十二人，结论和定性处理的六
十七人。当时，校治安指挥部（简称“小二楼”）的主要任务是，按革委会的授意对所谓“三
特一叛”进行提审、看管，并组织他们劳动“改造”。为了加强所谓“群众专政”，看守人员
备有三角皮鞭、木板条、镐把等打人凶器，工宣队还亲自带领他们去475 厂学习该厂所谓“清
队经验”，实质是学习逼供信和“打人经验”。这一期间，凡被押进校治安指挥部的人几乎都
挨打，有些甚至被打成重伤，后果严重，在全校范围内造成很坏影响。从1968年9 月开始，被
押在治安指挥部的人员先后被送到实习农场二、三、四连，组成几个“黑帮队”，继续接受审
查和劳动“改造”。1968年12月20日，原生产科研科副科长郗兴澄在隔离审查期间自杀身亡。
到1969年4 月1 日，在看守人员看管下，“小二楼”最后一批在押的二十多人，全部被遣送到
砖瓦厂继续接受审查和劳动“改造”，从此校治安指挥部也随之撤销。在清队中，各单位还有
一百零三人因所谓“各种问题”受到审查。校审干办公室共清查了三百零八名干部教师的历史
问题。到了1969年5 月，全校清队工作基本结束。
1969年4 月以后，校革委会的主要任务是贯彻落实党的九大精神，抓整建党。1969年4 月
17日，学校成立整党建党核心领导小组，组长钟金，副组长朱清良、周长清，组员于道奎、孙
友生、商俊、赵景福。因为这时“清队”还没有全部结束，所以只在牧医系先搞整建党试点。
同年8 月29日，学校成立党的核心领导小组，组长张和（兵团四师副师长），组员孙友生、周
长清、商俊、李占海。
正式整建党是分批分期进行的，先整下面。第一批是在所属四个连队进行，从7 月15日开
始，到10月份结束。四个连队的整党建党，首先是搞“开门整党”，把党外群众找来参加会议，
评论党员。在此期间，配合整党，搞忆苦思甜，举办班排长、贫下中农、团员、“下放干部”
学习班。运动中“缺点错误较多”的党员，拉开一付“挨整”的架势，有的作了“挨吐”的准
备；运动中在“大节上表现不错”的党员，则总想着整别人。这时又举办党员学习班，学习时
组织大批判，上挂（刘少奇和本单位“代理人”）下联（自己）。领导班子的整党是大家最关
心的。领导班子中有的党员在运动中受到“冲击”，怨气未消；有些一直紧跟运动，觉得自己
没有什么可整。为此，学校强调首先进行思想上的“吐故纳新”，要求领导班子中的党员，要
做到“四个首先”：“一是在党员进行自我评论时，领导班子中的党员首先自评；二是在群众
评论党员时，首先评论领导班子中的党员；三是在办党员学习班解决党员存在的共性问题时，
首先解决领导班子党员的问题，四是在开展大批判时，首先要求领导班子党员上阵批判。”结
果，“经过整建党后，原来四个连队领导班子主要成员，都被选为支部的领导成员，他们的精
神面貌有很大变化”。（引自学校给兵团党委的《开展整建党的情况报告》）
在整建党中，特别“突出两条路线的斗争，归纳起来是一批、二摆、三落实。—批，就是
从大批判入手；二摆，就是大摆党员在两条路线斗争关键时刻的表现；三落实，就是组织落实，
把无限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好党员选进支部领导核心，把路线斗争觉悟高、三忠于、四无限
的造反派战士吸收入党。”（引自《情况报告》）
第二批整建党在农机系、农学系、牧医系和直属营部几个单位进行，从10月初开始到11月
底结束，直属营则到1970年3 月才结束。
革委会机关、后勤组、中小学作为第三批，在11月底结束。第二批、第三批的情况，与第
一批大体相同。
整建党中共纳新了二十四名新党员，建立了十四个党支部，有四名党员受到党纪处分，劝
退一名党员。
这次整党，广大党员除了恢复党的组织生活外，没有从党性、党风、党纪等方面受到什么
深刻教育。
1970年初，根据中共中央（70）三、五、六号文件和上级指示精神，全校开展了“一打三
反”运动（打击现行反革命的破坏活动，反贪污，反盗窃，反投机倒把），主要是搞经济问题。
各单位在发动群众、检举揭发的基础上，普遍对管钱管物的人员进行了审查。在这一基础上，
校革委会举办了商业人员学习班，并成立了一些专案组，对一些人员进行重点审查和政策“攻
心”（指用政策感化），经过查证核实，然后按照贪污、盗窃人员的态度和经济退赔情况，召
开全校性的宽严大会，当场体现政策，在全校引起了很大的震动。裴德公社一青年社员，先后
在学校砖瓦厂、商店等单位作案三十多起，本应判刑，经政策“攻心”，坦白交待较好，又主
动退回盗窃的赃物，受到免予刑事处分的宽大处理；校内犯有贪污错误的一些人，也陆续主动
交待问题，积极退赔，同样受到宽大处理。不久，校革委还举办了一次“一打三反展览会”。
1971年春学校被撤销，“一打三反”的遗留问题就交给兵团四师调查处理了。
这段时间里，学校还有下面这些事：一、准备打仗。这是1969年年末和整个1970年学校的
中心工作之一。先是成立一个“战备办公室”，统抓全校的战备工作。学校划归兵团以后，除
了进行“斗批改”以外，主要是生产和战备。这时学校已随着兵团划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序列，
但教职工不带领章帽徽，称“兵团指战员”。1969年冬季，根据兵团党委关于加速建立“战斗
村”的指示，全校大搞“战斗村”，各连还设有“值班小分队”，始终处于战备状态。学校搞
了两个战备仓库。各连则搞战备物资的贮存，首先是贮存粮油。在教学和住宅区里挖了八百多
个防空掩体（可容纳三千人），机关、教室、工厂以及各家各户的玻璃上都贴上纸条。在第
“二线”搞了二百一十四个隐蔽部，主要用于防炮防空，可以容纳二千五百多人。按照“依靠
山区，坚持平原”的战略思想，还抽出一部分人员搞小“三线”建设。小“三线”在离校六十
里的小珠山，共建了简易房舍一千五百平方米，可容纳一千五百人。全校除集体贮备半年至一
年的粮油盐菜等战备物资外，教职员工家里也适当贮备一些粮油。学校按照兵团的要求，还搞
一些作战准备。这时全校仅有步枪一百五十四支、机关枪十二挺、冲锋枪四十五支、40火箭筒
三门、60炮两门。这些武器，即使打游击战和破袭战也不够用。以后，学校根据上级的指示，
由修配厂自制了一些手榴弹和地雷等等。1970年3 月，该厂还完成了兵团四师交给的军工生产
任务。
二、大搞“毛泽东思想讲用会”，结合落实党的“九大”精神。“讲用会”在班、组范围
内每月一次，连队三个月一次，全校范围的大型“讲用会”一年两次。最隆重的是1969年的第
三次全校学习毛泽东主席著作积极分子讲用会，声势相当大，内容大多是围绕贯彻“九大”的
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来讲。
三、教师和干部分期地到连队去参加各种生产劳动。学校教育组组织了一个“教育革命小
分队”，主要任务是下去考察“教育革命”。校政工组也到连里去检查教师和干部接受“再教
育”的情况，并订出进一步加强对知识分子进行“再教育”的措施。机关干部除少数“有困难
者”外，也到砖厂劳动，接受“再教育”，参加“斗批改”。三个系在整建党完成以后，掀起
了一个教师干部到连队“插队落户”的高潮，以做到“从官到民”和“能官能民”。已解放的
干部进“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习，未解放的几名干部则交给文革办下设的专案组继续进行调
查处理。
四、毕业分配。66届、67届、68届毕业生的分配工作，从1967年11月开始进行，到1968年
4 月份尚未完全结束。虽然大部分学生已接受派遣，并到接收单位报到，但尚有少数学生要求
“留校闹革命”和造“毕业分配方案”的反。在学校造反三年多的69届，70届毕业生共有二百
四十三人，其中69届一百七十八人，70届六十五人。即：农机专业一百二十九人（其中70届六
十五人），农学专业五十四人，牧医专业六十人。学校在这些学生毕业时进行的政审结果是：
“直系亲属和主要社会关系有问题及有海外关系者”一百二十六人，占学生总数的百分之五十
一。这两届毕业生于1969年一并分配，大多分配到兵团一、二、三、四、五师和独立一、二、
三团。
五、校名。从“文化大革命”爆发开始，学校先后两次自行更改校名，理由是一部分人认
为原校名中的“龙”字属于“四旧”，于是首先改为“军垦大学”，接着又改为“东北农垦大
学”；划归兵团领导以后，换上了一个长达二十四个字的校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农垦大学”，不仅大家感到别扭，连刻制印章的师傅也感到为难。1976年
兵团撤销，学校又改名为“黑龙江农垦大学”。
1969年2 月下旬，校革委会负责人参加省革委第三次扩大会议回来，曾在校革委会议上，
传达过兵团颜文斌副司令员关于“不打算办这个学校”的意图。但这时因革委会正在猛抓“斗
批改”，所以这件事尚未引起大的波动。4 月下旬，兵团党委决定将驻校工宣队全部撤出，并
让69届学生立即提前毕业，还说兵团四师师部要在5 月初搬进教学土楼，加上外界舆论说“农
大要解散了”，所以全校上下人声鼎沸。“学校是否应该撤销”“办不办”的问题一下子成了
人们的议论中心，“斗批改”无法再搞下去了，大家把“斗批改”叫做“斗批散”。革委会束
手无策，赶紧派人到佳木斯市向兵团党委汇报情况。兵团的答复是：农大办不办的问题，兵团
无权决定，要报请中央批准才行；还说学校“不办”只是个别领导人的意见，未经兵团党委讨
论等。这样，师生员工的情绪才稍微稳定下来。同年7 月初，学校接到兵团司令部的电话，说
“四师师部要搬进学校大楼”，“在中央未批准学校不办以前，四师‘暂借’”云云。这件事
向师生传达后，大家的情绪再度引起波动。7 月12日，校革委会向兵团司令部陈述意见，认为
学校“应该办下去”。11月25日，学校派人就学校“办不办”的问题直接向兵团负责人请示，
得到的答复是：“方向问题，就是搞教育革命，把学校斗批改搞得完全彻底就是方向，把文化
大革命进行到底就是方向”，“办，也要搞教育革命；不办，也要搞教育革命，办，也要通过
大批判；不办，也要通过大批判”。派出去的人回校后只好如实传达。到了1970年年初，大家
只好忙于“两忆三查”（忆阶级苦、忆民族苦，查思想，查作风、查工作）、“整军”、“三
清”（清粮、清钱、清物）的工作。1970年4 月以后，教师忙于下连队，搞战备和农业生产。
但校革委会不死心，搞了一套办学方案，上报兵团党委批准。7 月间，学校再次提出办学方案
上报兵团审批。在提出这个方案的同时，学校还建议在1971年春季开始招生， 1970 年9 月招
收试点班，以后每年招生一千名，在校学生最高额二千名。
1970年9 月，学校向兵团司令部提出《关于招收试点班学生的请示报告》，准备招生三百
五十名。其中农机、农学、畜牧三个专业各五十名，中学师资短训班（数学、物理、化学、俄
语）各五十名。兵团常委指示学校“今年招收试点班学员三百人，明年招收学员一千五百人，
逐年达到在校学生二千五百人的规模。”同时，兵团常委亦向省革委会和沈阳军区提交《关于
筹办兵团农大进行教改试点的报告》（其理由与学校所陈述者略同），这个《报告》也给学校
寄来一份。学校在9 月27日向兵团常委上报说：“今年可以招生三百人，于11月10日以前，学
生即可入学，15日左右开学。”但兵团司令部未作答复。到1971年1 月，省革委下来命令，将
学校撤销了。关于撤销时的情况，兵团党委给国务院、沈阳军区《关于撤销东北农垦大学的工
作报告》中说：“为认真贯彻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一九七一年元月关于撤销东北农垦大学的决
定，我们……组成了工作组进行处理工作。”
“教职员工中大多数人在听到省革委会决定撤销农大的消息以后，思想上不通，对《决定》
‘不理解’。他们提出这所学校应该继续办下去的主要理由：……是农大建校十三年，有一
套完整的教学设备和初步形成了教学、生产、科研三结合的基地，散了可惜；……从兵团生产
建设发展看需要有一所大学。特别是在干部、教师中，这种思想带有普遍性。有的教师讲：”
农大要继续办下去，前途是乐观的。‘还有的领导干部说：“农大根本不存在办不办的问题，
而是—定要办好’。”
“根据学校的现状，领导班子不强，教师队伍复杂，世界观没有很好改造，习惯于洋楼里
办学的一套，也是办不好这所大学的。分散下去办有利于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工作组）
以近一个月的时间，举办了有四百一十三人参加的全校干部、教师学习班。”
“在组织处理上，我们把原农大的三个系分散到三个师去办学，余下的一部分干部、教师
由兵团和四师进行分配，安排适当的工作。分配情况是：农机系分到三师，共五十七人，其中
教师五十四人，干部三人；农学系分到四师，共三十七人，其中教师三十三人，干部四人；牧
医系分到五师，共五十四人，其中教师四十九人，干部五人。物资的处理，本着保证教学、保
证重点、设备配套的原则，原属三个系的教学设备，原则上随系走，暂不能带走的，就地封存，
派专人保管，随要随取。同时抽出部分设备兼顾四师成立的一个科研所和农大原来所属生产单
位的需要。营房营具交四师接管，几个生产连队归四师领导。”
“三个系已于三月底先后离开学校，在春播以前到达了指定地点。”
学校被撤销期间，原农大副校长周世英于1971年6 月12日在北京因患病治疗无效不幸逝世。
终年五十岁。
1973年4 月学校正式恢复举办以后不久，兵团颜文斌副司令员在一次教师干部大会上讲了
话，他就撤销八一农大问题作了自我批评，并骂了三个“王八蛋”，他说：“砍掉八一农大，
首先是林彪这个王八蛋在军队大砍军事院校造成的影响和后果；第二是潘复生这个王八蛋不同
意农大办下去；第三，我也是个王八蛋，当时我是不主张办这个学校的。现在看来，当时撤销
农大是错误的，农大确实应该继续办下去。”兵团李子文副政委说：“原来撤销农大是正确的，
现在恢复农大也是正确的。”
学校被撤销，大家都想不通，不服气。有些建校初期的干部和教师在离开学校时还掉了眼
泪。学校撤销后不久，原学校中层干部赵景福、侯继华、夏庆铎、熊传礼、姜恩田等人，就联
名给国务院、教育部、农垦部和省革委发出《关于对撤销东北农垦大学的意见》，阐明“八一
农大不应该销撤”的详细理由，希望上级部门批准恢复八一农大。他们的呼吁代表了农大广大
教职员工和兵团广大指战员的愿望。1971年6 月，李云江携带《意见》和《呼吁书》前往北京。
当时，北京正在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出席会议的黑龙江组的代表在前门饭店听取了汇报，并
同意将农大干部的《呼吁书》在会议上散发；李云江还向国务院接待室口头反映了学校的情况，
于是，学校的处境在北京得到了中央有关部门的同情和支持。反映情况的人回来后，兵团有关
部门曾一度派人追查过此事。
事隔不久，兵团党委也开始认识到撤销农大的决定是错误的，于是作出决定，继续举办农
大。
到了1972年3 月15日，兵团党委正式向省委和沈阳军区党委发出《关于呈请继续举办“兵
团农大”问题的报告》，《报告》中说：“为了紧跟全国教育革命的大好形势，适应兵团各项
建设事业的需要，做好兵团三十多万知识青年在思想上与文化上的再提高工作，培养一支又红
又专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更好地完成党和国家赋予兵团的各项任务，现呈请将分散到兵
团三、四、五师的原农垦大学的三个系合并，继续举办农大。”
1972年5 月24日，农机系分到三师干训队的教师干部，获悉兵团党委打算继续举办农大的
消息以后，非常高兴，就以农机系党支部的名义，给兵团党委写了一份近八千字的《关于正式
恢复八一农大前的准备工作的建议》，提出附属农机工厂要尽快投入生产，开辟教学、科研、
生产三结合的校内现场；立即组织恢复八一农大筹备工作组，统一指挥三个系的工作，积极引
导就绪。他们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们承担的四项科研任务（圆盘式开沟机，气吸式
精量播种机，旋转式耕耘机，油压式装卸机构），就是在三师干训队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和工人
一起，坚持进行绘图、试验和加工制造的。其中开沟犁得到沈阳军区作战部门的重视。他们的
建议，对兵团党委以后决定成立农大筹备领导小组，是起了一定作用的。
1972年9 月18日，兵团党委发出《关于成立兵团农大筹备领导小组和做好移交工作有关问
题的通知》，《通知》中说：“根据兵团建设发展的需要，兵团党委对继续举办农垦大学的问
题已正式上报省委及沈阳军区，省革委会已转报国务院。在国务院未正式批复前，为了抓紧培
训干部的准备工作和四师师部移出时做好接收工作，根据上级有关部门指示，兵团常委确定先
建立一个领导小组领导这一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由赫忠安（解放军）、连永琪（解放军）、
姜瑞元、周长清四名同志组成。赫忠安同志为组长。”“凡属原农大的营房、营具、机械、设
备、物资、器材，图书等，应一律归还，任何单位和个人不许扣留。”“原农大所属四个农业
连队及砖厂等工副业单位，小三线基地等，仍交给农大管理，”“原农大的教职员工，应按照
党的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由兵团政治部协同领导小组组织审查，根据本人德才情况和工
作需要，合理安排，有的回校工作，有的留各师工作，需继续担任教学工作和学校行政工作的，
要分别地有步骤地选调。
1972年9月27日，筹建领导小组制订出比较详细具体的接收《方案》。
1972年10月，学校在筹备领导小组领导下，机关组织机构设六个组：（一）生产组（与科
研所所部合并）；贺先琦、徐风郊，李鸿昌等负责；（二）政工组：张经纬、张汉纲等负责；
（三）管理组：武秀三、诸艾林等负责；（四）财务组：负责人刘安卿；（五）物资组：负责
人刘棣棠；（六）教改组：负责人姜恩田、李文忠。
接收工作从1972年10月开始进行。同年11月，兵团四师师部撤离农大。撤离时，许多物资
遭到破坏。在以后的几个月中，广大教师干部克服各种阻力陆续返回学校，但也有一些人员由
于各种原因而无法再回学校了。到1973年春季，返校的教师和干部二百七十六人，只占学校撤
销时教师和干部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三点六，其中教师由撤销前的二百一十六人减少到一百三十
六人，调走和不能回校的八十人中绝大多数是各专业的骨干教师，这是个巨大的损失。接收工
人一千一百人，比撤销时交出的九百人，多出一百多人。接收的固定资产六百三十三万六千元，
比交出时的五百九十四万五千元多了三十九万一千元，这主要是四师师部无法带走的那一部分
住宅的折价。流动资金比交出时总值一百五十六万四千元少了一万元。学校撤销时，交出的低
值易耗品、帐外物资、图书、营具等，这时还未作固定资产管理，也没有作价交给有关单位。
这些物资除消耗损失外，剩余部分总算是交回来了。如果不算搬迁费的话，这部分物资少说也
要损失二十万元以上。这样看来，学校在撤销时采取“分散办学”的方针，还算是保存了一些
师资和教学设备等，虽然在分散后没有办学，但在物资上给国家减少了一些损失。有些物资在
学校撤销时简直是无法保护的，例如“文化大革命”前，学校政治部有西洋乐器一百多件，平
时搞文艺活动，可以组织一百多人的大乐队。“文革”初期丢失了一些，这次撤销几乎全部丢
失。又如运到兵团司令部的图书，被司令部的机关干部一哄而上，抢光分光，追索回来的只是
极少部分。更令人痛心的是，运到五师的图书，被一把大火烧光了。
到了1973年6 月，搬迁和接收工作基本结束。许多教师回校后一放下行李，即满怀激情地
投入到紧张的备课中去。这种精神是难能可贵的。但在这几个月中，有些人对学校几经“办与
不办”的变动，思想上很难稳定，有的甚至打报告想离开学校。还有一些人对兵团办学信心不
足，因为学校自交给兵团领导之后，真是每况愈下。大多数人对国务院能否正式批准学校恢复
举办有些担心，持等待观望的态度。
1973年4 月13日，国务院科教组（73）科教计字098 号文件指出：“经国务院批准，同意
恢复黑龙江建设兵团农垦大学。该校由黑龙江省领导，面向全省。其基本建设投资、经费由你
省统一安排。”省革委于当年8 月15日龙革发（73）216 号文件接着指出：“该校由生产建设
兵团领导，党的工作、干部管理，请兵团党委负责。学制：农学专业为二年，畜牧兽医和农业
生产机械化专业为三年（均包括文化补习时间），主要招收兵团青年和下乡知识青年，学校规
模暂定700 名，（教职工）编制363 人”。同年9 月，经全校教职员工积极筹备，学校开始招
生。
学校在1973年招生一百八十名：1974年招生二百四十名；1975年招生三百了八十名。
这些学生的入学方式是：自愿报名，兵团群众推荐，兵团团一级单位批准，学校最后复审。
学生入学，没有经过任何文化考试。这些学生的素质与过去大不相同。以1973年入学的学生为
例：1973年，学生都是从兵团所属的六个师里招收的，一共一百八十名，农学、农机、畜牧兽
医三个专业各六十名。绝大部分学生是北京、上海等城市的知识青年，也有一些是本省和当地
的下乡知识青年。这批学生的文化程度大多数在初中三年至高中三年之间，少数是初中二年以
下。年龄有些偏高，二十三至二十六岁不等。在基层工作的时间也较长，五年以上工龄者占一
多半。录取条件中政治条件要求得很高，几乎都是党团员。在兵团担任连、营以上干部的学生
也有一定的比例。73级学生是这样，74级、75级学生亦大体上相同，只是录取人数逐年增加，
分配到各系的人数也不平均。
73级学生一入学，就接到省文教办关于“下乡下厂学习，宣传十大精神”的指示。于是，
全体学生和部分教师干部分别到学校所属八个生产连队，和连队干部工人一起学习。这些已经
过多年锻炼的学生又要下场，参加批林整风和秋收劳动。到连队后，师生向连队职工宣讲党的
“十大”文件，分专题进行讲解。来来往往，出出进进，折腾了一个多月。
学校恢复后，各系和基层成立了党组织，但校一级党委尚来成立，一切由筹建领导小组决
定。到了1973年11月1 日，农机系73级2 班的一些学生贴出大字报，对学校“教育革命”提出
批评。半个月内，贴出大字报一百二十篇。大字报的内容自然是什么都有，但主要问题有三：
一是批评学校领导自开学以来抓“大事”不够，学生的政治思想工作不力；二是教学计划是
“文革”以前的“修修补补”，课程内容“多”，学生“压力大”，师资不足，教材要“改进”；
三是要求迅速建立校党委，迅速派驻工宣队，加强对学校的“领导”。这些大字报经学校选择
抄送兵团党委阅后，兵团党委很快就批准学校成立党委，指定赫忠安为党委书记，姜瑞元、周
长清为党委副书记，夏庆铎、黄汉、刘庆瑞和陆红珠为委员，并在1974年3 月初从兵团四师等
单位抽调人员组成工宣队第二次进驻学校。工宣队进校后，参加校、系两级领导班子。
1974年，学校的主要工作是批林批孔、开门办学，师生下连队，搞教学、生产、科研三结
合基地的建设，实行系管连队。专业课的教学一般是在连队搞，系管连队以后，系的工作压力
相当大，基本上去搞生产了。政治课的教学是以批林批孔为中心，学习中央有关指示、马列著
作和批林批孔文章。
1974年12月，学校组成一个二十五人的党委，其中常委就有十一人，这里边除现役军人、
工宣队员和干部外，还有两名学生。
复校以来，学校建立了初步的序秩。多数学生入学以后，能牢记原选送单位领导和群众的
嘱咐，深感来兵团多年还能上大学，很不容易，因而能够珍惜在校学习的机会，刻苦学习，认
真钻研，遵守校规，尊敬教师，对少数学生的积极“管改”深感厌恶。他们当中涌现了一批思
想作风正派、学习基础理论扎实、工作能力强的学生。少数学生不遵守作息时间，上课迟到早
退，随意挪用营具，在教学楼里大喊大叫等。
1975年，学生会在学朝农以后，马上改名为“上管改委员会”（简称“上管改”），并要
求自己成为“权力机构”，发动学生“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上管改”
中的少数学生对校党委负责人、教师、干部，动不动就指责，勒令参加会议；对党委、政治部
下发的一些指示，动不动就乱评一通，品头论足，党委派往各学生中队的专职干部，这时等于
虚设。“上管改”在这一年曾提出要由“上管改”主任当校党委副书记，并派学生进驻机关，
后经党委负责人劝阻未成。由于“上管改”，结果有一段时间，各级领导不敢管，机关无法正
常工作。“上管改”对教师最不尊重。教师讲课，“上管改”的一些“特殊学生”可以不听：
有些教师在大会上讲话，学生可以上台把话筒抢走；有些教师热心辅导一些文化程度低的同学，
“上管改”就说这是在挑拨学生之间的关系；教师对一些毕业生留校表示欢迎，“上管改”说
这是假仁假意，搞得教师啼笑皆非，无所适从，欲教不能，欲罢不忍，有一些教师被编到学生
中队后甚至无法备课，无法讲课，成天提心吊胆地过日子。
“上管改委员会”在后来的评法批儒、学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评《水浒》、批教育界的所
谓“奇谈怪论”，以及“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等活动中，始终走在前头。
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全盘否定了“文革”前十七年的教育工作，但是八一
农大自1973年恢复以后，却在相当一部分干部和教师中公开出现了与《纪要》观点有所不同的
“农大特殊论”。
1973年8 月，校领导小组为了向新生介绍校史，召开了一个中层领导干部会，座谈了建校
十五年来的经验。会后，领导小组指定林涛根据大家发言的精神，起草了一个《建校十五年工
作总结》，经领导小组组长审查修改后，印发征求意见。《总结》肯定了八一农大从1958年到
1961年是“红线统治”（指执行毛主席的革命教育路线）。1974年3 月初，学校部分师生在批
林批孔中，根据全教会《纪要》精神，写大字报批判《总结》中的上述观点是“回潮”。于是，
校党委专门为此事开会研究，会后指定政治部主任黄汉写一个《按语》。《按语》初稿如实地
叙述了当时起草《总结》的经过，但党委负责人在审阅《按语》初稿时，在其中最关键的一句
话“党委负责人看了《总结》以后”的后面，加上了“认为不妥”四个字，连同《总结》一起
印发各单位。这时，林涛感到压力很大，便被迫贴出一张名为《关于起草＜总结＞的前前后后》
的大字报，立刻得到许多人的同情。
半个月后，农机系教师卢光明以个人名义，写了一张大字报，题为《火红的五八年，战斗
的五八年》，紧接着又贴出两张大字报，都是谈学校初创阶段教育工作的。大字报上说，学校
在建校头一年，“大方向对头，路线基本正确，但不否认有某些错误缺点”。他认为，“学校
1958年8 月1 日建校之后，全校广大师生员工在总路线光辉照耀下，在校党委领导下，遵照党
的教育方针，一不崇古，二不崇洋，敢闯、敢革命、敢造反，不为名人权威所吓倒，不被陈规
陋俗所束缚，在教育革命方面做了大胆尝试，对旧教育制度、旧教学方法做了重大改革，并获
得了可喜的成就。它表现在：学校建在农村，自力更生建校，崭新的教育制度，活跃的教学方
法，联系生产实际的教学内容，新型的考试制度，学生是有实践经验的战士，浓厚的政治空气，
工人群众进入教育阵地”。当天晚上，农机系73级1 班部分学生针锋相对地贴出一张大字报，
题为《白色的信号》，指出：“卢的三篇大字报不仅在政治方向上是错误的，在理论上也是错
误的”：“卢光明同志的大字报的出笼是一个白色的信号，是有其政治背景的，在当前批林批
孔运动高潮中，工宣队即将开入我校之前，卢的大字报的出现，是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尖锐化的
必然反映”，“同志们，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向我们反扑了，旧的传统习惯势力向我们宣
战了，我们要，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大家都不健忘，当我们刚入学时，
学校不少领导同志，利用各种机会，给我们大讲特讲八一农大的‘光荣历史’，‘八一农大特
殊’，好象八一农大一直生活在真空里。学校要倒退，资产阶级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要回潮，
要复辟，我们挺胸而起，决不答应，我们要斗，一斗到底！”这时，党委负责人便指示有关部
门将这张大字报同批卢的大字报一起印发（虽未加按语，但实际上起了引导部分师生批卢的作
用），还亲自找卢光明谈话，要卢承认错误，但卢光明拒不认错，于是惊动了兵团的主要负责
人，下令学校对卢光明大字报的观点要“逐条批”。这时，农学系73级部分学生贴出支持卢光
明的大字报，他们认为，学校在初创时期按抗大的方式艰苦创业，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
办学，没有错，是符合毛主席教育革命路线的。农学系大字报贴出以后，立刻引起了震动，农
机系部分学生马上贴出大字报“反击”。于是，这场争论就变成系与系、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争
论了。党委一些负责人认为这场争论如在学生之间继续下去，学校就会造成更大的混乱，于是，
就召开有关会议，对双方作说服工作，争论才算不了了之。这场风波平息以后，在同年12月兵
团党委审批下达的学校第八届党委委员候选人名单上，姜瑞元和周长清的名字被划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