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文化大革命”后期的学校工作


1974年12月2 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农大毕业当农民好》的调查报告，详细
介绍了辽宁省朝阳农学院实行所谓“社来社去”、“几上几下”的办学经验。与此同时，夏庆
铎等人从朝阳农学院（简称朝农）参加国务院科教组召开的教育革命经验交流现场会回来，也
带回上级要求推广朝农“经验”的精神，这时，党委正在筹备召开校第八届党代会，经过研究，
就在1974年12月18日校党代会上，提出了“学大寨，赶朝农，基本路线指方向；大干干一年上
‘纲要’，奋战三年‘五自给’；全校团结一条心，培养革命接班人”的口号。1975年初，新
党委刚成立，就立即组织党委委员和部处系领导干部一行四十五人去朝农参观学习。回校后，
集中六天时间向全校干部教师和学生传达，组织讨论，并定下来学朝农的措施。为什么这次学
朝农决心这样大，行动这样快呢？这里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首先，1971年全教会《纪
要》把“文革”前十七年教育工作全部否定了，学校刚恢复招生，办学正处在“老路不能走，
新路不会走”的“十字路口”，因此上面一号召，学校就横下心学了。第二，“文革”前，学
校搞过两段半农半读，比较重视理论与实践结合，强调学用结合地教学，朝农也强调“实践”，
所以感到挺对“口味”。第三，“文革”以来，学校曾有七年停止招生，恢复以后想多招生，
为兵团建设多做点贡献，朝农提出“越办越大”，正好和学校想到一块了。第四，朝农提出几
年内实现“两个一百万”（即一百万斤粮食，一百万元产值），学校觉得自己的办学条件比朝
农好，自然资源比朝农丰富，过去主副食品自给又有一定基础，比朝农那种“围河造田”、
“开山造田”的条件好得多了，几年内实现粮、油、肉、莱，助学金五自给，经过努力是可以
做到的。总之，感到需要学，可以学，也不难学，所以学朝农便积极起来。至于“四人帮”树
朝农的政治阴谋，那时学校领导人马列主义水平不高，是没有识别出来的，这是一个最重要的
原因。

1975年初，受朝农“经验”的影响，学校提出以下办学措施：

一、除了办现有三个专业以外，再逐步增设农电、农机修理、农田水利、植物、财会、林
业、医学、师范、政治教育等有关专业或短训班。服务目标是兵团三十万知识青年。

二、从73、74级学生开始，实行“场来场去”的分配方法，毕业当农民。

三、实行“半工半读”，“勤工俭学”，办好校内基地，力争三年内实现粮、油、肉、菜、
助学金“五自给”。

四、实行“几上几下”的教学方法，采取的形式是：下到原选送单位，下到校内连队参加
“阶级斗争”，下到师、团推广新技术，下去办短训班，下去搞“调查研究”。

根据这四项措施，又根据省委和兵团党委的指示，工农兵学员在1975年年初有许多人不许
放寒假，和教师在一起，组成十四个教学小分队，到兵团所属六个师去协助办冬训班，训练刚
结束便马上回原选送单位，参加生产劳动，并协助办政治夜校。接着，学校组织了两个调查组，
跑到三师、五师、六师去征求对“教改”的意见。这以后，学生很少上课，组成二十多个小分
队，配合各师、团办短训班。这种短训班采取“走出去，请进来；校内办，校外办；和各师团
联合办”的形式。办班时间也特别，长的半年多，短的却只有几天。

从1975年起，招收学生全部实行了“场来场去”。1976年3 月，农学系学生毕业时，有陆
红珠等十人提出要回连队去当农工，决心做到“一身泥土进大学，满手老茧回连队”。学校为
此开了欢送大会，搞得很隆重，支持他们毕业当农工的行动。不久，《人民日报》发表了陆红
珠等十名同学《给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的致敬信》，这件事当时在校内校外震动很大。在7 、
8 、9 三个月中，各系先后有六十一名学生申请毕业当农工，不要大学生待遇，都得到校党委
的批准。（到1977年1 月，又有农学74级谭明生等十五名学生申请去当农工，亦得到校党委批
准。）

为了把大学“越办越大”，学校不顾自己的办学条件，增设了农机修理、农业电力、育种、
兽医等新专业。招生数，在1975年招七百二十名（其中二、三年制的三百八十名），加上1973
年的一百八十名，1974年的二百四十名，使在校生达到一千一百四十名。训练大队自1973年成
立以来，到1975年8 月，共开办了九期短训班，培训人员计八百五十人，同时，又在1975年8
月，上报兵团党委要求将训练大队改为农业经济管理系。按照“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
件也要上”的要求，在仅有一名专业教师的情况下，办起林果专业来。

为了把大学“越办越向下”，学校学习朝农“先上马，后备鞍”的精神，一边招生，一边
盖房子。学生都跑到生产基地去，结果搞得连队住房空前紧张，于是只好搭帐篷。 1975 年，
育种进修班学生进校后，就在二连基地搭起了帐篷，一直到秋季，还住在帐篷里。1976年，一
年级学生（75级）又到二、四连搭起三个大帐篷。有些学生讥讽地说：“我们上的是帐篷大学”。

这时的教学、生产和科研统统混杂在一起，农学系按生产季节来组织教学，农机系实行
“机农合一”，牧医系按家禽饲养搞所谓“一条龙”，实行猪牛马三条线课题教学，结果教学
和科研完全从具体的生产任务出发了。新生经过入学教育后，就得跑到各个系的教学基地去，
过“劳动关”，先搞一段长时间的劳动。当时学生教学计划的具体安排是：一年级在校内基地
学习和劳动；二年级在校本部学习和实行“几上几下”；三年级搞毕业实践，办法是先回原单
位一段时间，用“实际行动”向党支部和老职工汇报，检验他们是不是“合格的大学生”，这
就是所谓“下到原选送单位”。同时，所有学生都分期下连队，弄清连队“阶级斗争新情况”，
在连里搞“批林批孔”、“评法批儒”、“学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评《水浒》”、反击所
谓“右倾翻案风”。这些统称为“下到连队参加阶级斗争”。

因为几乎所有的教师、干部和学生都跑到生产第一线上去，所以学校提出的“五自给”
（粮、油、肉、莱、助学金），提前两年就达到了，但耗费的人力、财力和物力相当多，教学、
科研工作所受的损失也相当大，这在当时是很少有人去认真考虑的。

“学校在学朝农中，曾经把一些独立成科的基础课搞成什么‘八合一’，实际是取消一些
必要的基础课，还砍掉外语课，搞什么‘典型产品教学’，‘一条龙教学’，把由浅入深、循
序渐进的三段式教学打乱了，把许多课搞得支离破碎，结果是教师‘越教越宽，学生越学越窄’，
严重地影响了基础理论课的教学。那时，专业教研组解散了，各个不同学科混编成年级教学组，
教师确实无法研究教学，形成教师各自为战，教师愿意怎么教就怎么教，学生愿意怎么学就怎
么学，教、学两自由，教学计划、教学大纲似有若无，有时到了上课时间，还不知该上什么课，
该安排谁去上课。学校还从朝农那里接受了一些错误口号，如‘教学与生产发生矛盾时服从生
产’，‘越办越大，越办越向下’。‘长短结合，以短为主’，‘校内外结合，以校外为主’，
‘基地课堂结合，以基地为主’，致使学生以学为主的时间得不到保证。在学校的发展上，对
主观与客观，需要与可能，普及与提高，数量与质量等方面的辩证关系，处理不当，盲目增设
一些新专业，搞得授课、实验、住房等方面相当紧张，教育质量严重下降。”（以上摘自1978
年7 月20日《党委路线分析材料》）

1975年4 月，沈阳军区党委任命包化民为学校校长，赫忠安为学校政委。同年6 月，包来
学校任职。这时，中央正在大力抓全国教育工作的整顿，包化民也根据省文教办的指示精神，
在党委会上提出应该抓提高学校的教育质量问题，并开会要求各系采取具体措施。但是事隔不
久，“上管改委员会”有的成员便追查此事。与此同时，学校又出现了一些大字报，批判学校
某些领导人的做法是“回潮”。于是，刚刚沉寂下来的学朝农浪潮又在学校掀了起来。

1976年3 月20日，全省勤工俭学现场会在学校召开，学校方面分别作了《自力更生搞基建》、
《计财工作必须为教育革命服务》和《以阶级斗争为纲，学朝农，迈大步、办毛主席完全赞成
的学校》的发言。

1976年5 月4 日，全省纪念毛泽东《五·七指示》发表十周年座谈会（大学组）在学校召
开，校负责人作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沿着‘五·七指示’的光辉道路，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
的发言。

1976年8 月，校党委负责人在省委召开的全省学理论、反击“右倾翻案风”经验交流会上，
作了《在斗争中坚持教育要革命的方向》的发言，介绍了学朝农的“经验”。会后录了音，在
省广播电台播放，还在省报和《屯垦戍边》报上发表，流毒全省，影响很坏。

1976年9 月初，省文教办公室准备在学校召开规模很大的“全省高校教育革命经验交流现
场会”，会前曾派人来学校检查指导筹备工作，学校也投入很多人力来筹备这件事。后因9 月
9 日毛泽东主席逝世，这个会议没有开成。这一年 3月到9 月，各兄弟院校负责干部陆续来校
参观，学校这时自己“中毒不知毒”，还向别人“放毒”，尽力传播学朝农的“经验”，给全
省的高等教育事业带来相当大的损失，这在建校史上是一个严重的深刻的教训。

这些年，尽管干扰很大，但在广大教师的抵制和努力下，学校的科研工作仍然取得了一定
成绩。从1973年至1975年，学校还是搞了二十多个课题研究，推广应用农牧业新技术和技术革
新三十一项，设计改装农机具九十九件。农机系研制的双盘旋转开沟机，填补了我省农田开沟
机具的空白；研制的旋转中耕自动施肥机，也于1976年提交样机鉴定。1976年，中耕除草喷雾
追肥机已研制成功，用于大田生产。农学系改进白僵菌生产工艺，使它在更大面积上推广使用，
促进了玉米增产。同时，单倍体育种和改造白僵土等项目的研究也在积极进行。牧医系疫病实
验室仅用三个月，就为原兵团和四个县承担了五千三百多匹马四号病的检疫任务。1976年学校
二十四项科研项目中还有一项“412 工程”是国防项目。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学校的科
研和其他工作一定会取得更多的成绩。


生产。1973年，农业生产受灾减产，全校粮豆播种面积一万八千七百二十二亩，粮豆单产
一百七十四斤，总产三百二十五万多斤。这一年还生产肥猪二百一十二头，牛奶八十二吨，加
工面粉三百八十八吨，加工豆油二十七吨。

1974年全校农业生产丰收。粮豆播种面积二万二千七百多亩，粮豆总产四百九十二万六千
斤，比1973年增产一百六十七万斤。

1974年5 月，学校按照兵团司令部分配的指标，派胡家声到杭州接收一百多名知识青年来
校，使各生产单位的劳动力得到很大补充。因为学校原有青年职工上大学、应征入伍和病退的
不少，致使劳力有些紧张，所以需要进行适当的补充。1974年，学校机械事故和人员伤亡事故
屡次发生，仅春季就达十五起之多，严重地影响了校内生产和人身安全，给国家造成较大损失。

1975年，全校粮豆播种面积二万一千二百五十六亩，虽然遭受春涝夏旱等自然灾害，但经
过努力，收成还很不错，粮豆总产六百零九万五千斤，创建校以来最高记录。粮豆单产二百八
十七斤，大豆单产二百二十九斤，均超历史最高纪录。四连第一次种水稻，单产六百零六斤。
三连连续三年治水，共完成土石十三万立方米，造台田二百亩，修条田一千五百多亩，筑防洪
堤两条共一万一千八百米，挖排水沟二十三条共三万八千四百多米，初步解决了二千多亩地的
内涝外涝问题。二连挖了三条排水沟，可初步解决六百多亩地的内涝问题。这一年，还生产肥
猪五百六十头，牛奶一百四十五吨，加工面粉七百六十吨，加工豆油五十四吨，生产各种蔬菜
共一千四百五十吨，各种水果十七吨，上交国库粮豆五十六吨。工农业生产总值达一百九十七
万元，纯收益二十万八千元，学校在粮油肉菜和学生的助学金上均达到自给。

1976年，全校粮豆播种面积二万一千三百四十九亩，单产三百五十四斤，总产七百五十五
万七千多斤。小麦遭旱灾，但单产仍达三百斤，还植树四十万株，造林六百亩。全年生产肥猪
八百八十一头，生产牛奶二百四十四吨，加工面粉七百九十七吨，加工豆油六十五吨，上交国
库粮豆六百四十吨，上交猪肉三十八吨。

基建。1973年4 月，学校校区内有房屋面积三万四千二百多平方米，除教学楼、学生宿舍、
学生食堂等用房一万六千一百平方米，中小学、修配厂、车库、仓库、商店、服务行业等附属
单位用房一万一千一百多平方米外，家属用房仅有六千九百多平方米，校本部有职工家属二百
五十一户，已有住房的二百二十五户，尚有二十六户没有房子住，暂时借住学生宿舍和教工集
体宿舍。已住下的户数中，老少三辈以及十四岁以上大孩和父母同住一屋的就有五十四户，住
十平方米左右小房的有四十户。造成家属住房相当紧张的主要原因是：（1 ）“文化大革命”
以来，几年内没有新建家属住房，面这一期间，部分未婚的教工结了婚，已婚的教工家里孩子
增多，小孩也长大了。（2 ）学校撤销时，原住校区外的八十一户教工有的自行搬到校区内住，
有的迁出分配到三个师，房子已由裴德公社、四师医院和学校加工厂、一连等单位的职工家属
进住，这时已无法收回继续使用，而这些教工返校后都挤到校区内来了。（3 ）四师师部迁入
后曾将八十户家属用房改修为四十户，原有家属宿舍住户相应减少。学校住房本来就紧张，大
量招生后住房更加紧张，于是学校组成了一支基建队伍，职工一百二十三人，内各种技工四十
八人，其中百分之七十是1973年和1974 年的中学毕业生，其余是教职工的家属。从1974年到
1975年共修建了平房三千六百六十平方米，每平方米造价七十一元。还自己设计施工建了三层
楼房两座，共四千四百平方米，图书馆楼即在这时完成，每平方米造价一百零八元。还在校内
生产基地修建各种用房四千平方米，两年内一共修建房屋一万二千平方米。1976年，学校又建
招待所楼、学生宿舍楼各一座，共四千九百平方米。

生活。1974年，学校给低工资职工调整了工资。这时，全校共有职工一千四百零三人，每
人平均工资四十三元八角九分。这次调资根据国务院（71）90号文件和国家计委、农林部（73）
32号文件，以及省革委（74）33号文件的精神，有四百九十一名职工调整了工资，其中调高两
级的二百二十一名，调一级的二百五十一名，填平补齐的十九名。调整工资后，每月增加工资
额为四千零八十元，共补发工资十二万五千五百九十七元，每人月平均工资提高到四十六元二
角七分，比过去增长百分之五点三。


“文化大革命”使学校遭到建校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在政治上，它混淆了敌我界限，
把学校各级领导干部和有才能有成就的知识分子，当作斗争对象；在思想理论上，它混淆了是
非界限，在“左”的错误理论指导下，它把建国以来十七年各方面的正确方针、政策和建设成
就，当成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来批判，搞乱了人们的思想；在组织上，踢开党委“闹革命”，
把学校各级党组织搞瘫痪了，损害了三代人：批斗了老一代，耽误了中年一代，毒害了青年一
代；在教育上，停课“闹革命”，知识分子被贬为“臭老九”，学校停止招生七年，给国家造
成不可估量的损失；在经济上，由于停工停产，大批“唯生产力论”，给学校的生产建设造成
很大损失。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
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文化大
革命”，无论从理论到实践，从指导思想到方针、方法，从错误发动到严重后果，都说明它
“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和社会进步”。也就是说，它完全错了，应该彻底否定。

“文化大革命”初期，在“左”的错误理论指导下，学校出现了许多冠以各种革命名称的
所谓群众组织。开始，大多数人是真诚地把“左”倾狂热当成了“革命行动”。此时，还不是
一入了派，就有派性。只是在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前后，尤其是从1967年所谓“一月风暴”
开始，在夺权和批斗的大混战中，由于所谓“观点”和实际利害的不同，相继形成誓不两立的
两大派，争相夺权，派性就由此产生，弄得派斗愈演愈烈，一切以派的利害为中心，以派的得
失为转移，唯权是夺，唯利是图，唯派是从，从嘴斗、笔斗发展到武斗，真枪实弹地打派仗，
搞得全校和密虎地区不得安宁。学校先后出现过四大群众组织，基本上分成两大派。两派当时
都是“紧跟文化大革命的部署”，都是矛头向上，对领导干部都有保有反，只是各派所认定的
对象不同，在当时所处的地位不同，错误的内容不同，对学校造成的损害程度不同，两派都站
在派性组织的角度说话、办事、打派仗，用派性代替党性，都企图压倒对方。所以，两派都是
错误的，都必须彻底否定。夺权以后成立的历届革命委员会，实质上都是派性掌权。斗“走资
派”，批“保皇派”，“清理阶级队伍”，整党建党等，都明显带有派性。派性分裂和瓦解了
学校党的各级组织，削弱了党的战斗力；破坏了党员之间、党群之间、干群之间、同志之间的
正常关系，相互之间势不两立；党纪、国法、校规、学校的优良传统作风全部被践踏，教学秩
序、生产秩序、工作秩序、生活秩序统统被扰乱，学校许多领导人和教师、干部都遭到非法监
禁、审讯；当时以打砸抢搞破坏为能事，污染了一代人的灵魂；派斗蜂起，有些人在武斗中丧
生或致残；闹派性的人也因自己在运动中做了错事背上思想包袱，阻碍了自己的进步。总之，
派性对党、对国家、对学校、对个人的危害都是很大的。

学校恢复招生以后，特别是1974年12月到1976年9 月这一段，校第九届党代会通过的《党
委工作报告》（1981年5 月）是这样评价的：

“当时，受‘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干扰破坏，学校基本上是按（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
议《纪要》办学，走‘朝农’道路，偏离了正确的轨道，党的事业受到很大损失，主要表现在：

党的领导被削弱了。在‘四人帮’的煽动下，无政府主义思潮在我校一度泛滥，学生会变
成了上管改委员会，提出要把这一群众组织改为权力机构，并提出要派人进驻党政机关，虽然
这些目的没有达到，但学校的各级党组织很难进行正常的工作，党的领导作用受到削弱。

教学秩序被搞乱了。在朝农提出‘要和十七年对着干’口号的影响下，我校教研组被解散
了，‘三中心’（教师、课堂、教材）、‘老三段’（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被否定
了，外语课被取消了，教学的一套合理规章制度被废除了，却大搞系管连队，开门办学，以战
斗任务带教学，以典型产品组织教学，搞得教学无计划，教师无法教，学生无法学，教学质量
严重下降。

知识分子受到了压制。‘四人帮’把知识分子打成‘臭老九’、‘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煽动学员上、管、改，制造师生对立。受此影响，校党委在掌握知识分子政策上存在着唯成份
论的倾向，有些学员在教师面前常以改造者自居，动不动就训斥教师，使教师欲教不能，欲罢
不忍，很难在教学和科研上发挥主导作用，严重挫伤了广大教师的积极性。

党的教育方针被歪曲了。‘四人帮’鼓吹学校要培养‘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接班人，
‘大学毕业当农民’，大批所谓‘智育第一’，反对学校传授文化科学知识。受此影响，我校
一度以政治运动冲击教学，以空头政治代替德育，把能不能报名当农民当成衡量教育质量高低
的重要际志，使广大学员学不到应该掌握的科学技术知识，没有达到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人才
的目的。

此外，受朝农‘先上马后备鞍’的影响，我校一度不顾客观办学条件的可能，盲目增设专
业，盲目扩大招生人数，随意改变学制，使学校规模和办学条件之间比例关系严重失调，各项
工作长期陷于被动，严重影响了教学质量。

但是，当时党内不少同志和许多师生员工对‘四人帮’，那一套黑货是看不惯的，并采取
不同的方式进行了抵制和斗争，经过广大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那两年学校在发展生产、扩
建校舍、改善办学条件等方面仍然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这是应该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