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文革”与知青下乡 一、文革初期
1966年5月中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逐步在全国展开,为了保证劳改系统的稳定,
1966年10月,国家公安部在有关通知中要求,劳改系统不允许搞大串连,不允许组织造反团,
不允许“点火”。
1966年底,黑河劳改分局政工干事谢德会来到长水河农场“点火”。1967年1月16日,劳
改分局召开会议,“在劳改企业内部可以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随着“1.17造反团”的成立,
文化大革命运动在长水河农场展开。全场先后成立了40多个造反团,其中有3个规模较大、
影响较大。造反团由各阶层群众组成,党委成员被勒令停职反省,党组织陷入瘫痪状态,群众
造反团说了算,掌握了一切权力。1月底组成了“临时班子”,由“1.17红色造反团”等主要
造反团组成,团长张守俊、金喜禄等。
3月,由北安守备团六团团长何长厚等组成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黑龙江省长水河农场军事
管制小组”进驻长水河农场,军管组兼场领导。军管的主要任务是“支左”,支持左派群众团
体,认定谁是左派就支持谁。
先后成立的40多个造反团都标榜自己是革命派,是左派。有的三五个人就组成一个造反团,
几天时间就寿终正寝了。到1967年7月,各造反派实行了大联合,文化大革命由紧张趋于缓和。
从文化大革命运动在长水河农场一开始,农场党委就被“砸烂”了,农场党政领导被集中
反省。1967年4月份,随着农业生产准备的开始,被打倒反省的场领导有的回家反省,有的一
边抓生产,一边接受批斗,“戴高帽,涂黑脸;洗了脸,抓生产”,叫做“立功赎罪”。
1967年全场农业生产情况是:小麦单产57.5公斤,总产 8 165吨;大豆单产52公斤,总产
1792吨;粮豆播种面积201765亩,经营亏损142万元。
进入1968年,开始组建农场及分场(场直单位)革命委员会 (简称“革委会”),一般以“
三结合”的方式组成,场级革委会由军队代表、干部代表、群众代表组成,生产队(场直单位)
革委会由复员转业退伍军人代表、干部代表和群众代表组成。3月8日首先成立了畜牧场(现十
一队)革委会,4月24日成立长水河农场革委会。到7月26日,全场各单位都成立了革委会。8月
份,农场在修配厂大车间召开大会,以盛大的形式,庆祝革命委员会成立。
长水河农场各级革命委员会一览表
革委会的成立取代了以前的党政领导机构,行使党政各种权力,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70年
代初。到1972年农场党委恢复,使党政权力逐步归于正常。1968年成立各级革委会时,由于急
于求成,一些政治上不成熟的人成为革委会成员,致使各单位革委会在成立不久即做了大量的
人员调整。
二、知青下乡
1968年4月,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对全国大、中、小学毕业生发出了“
四个面向”的号召,即: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矿、面向基层。同年12月,发表了毛主
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广大城市青年热烈响应,
来到祖国边疆,给农场增添了新鲜血液。
长水河农场接收的首批城市知识青年是1968年10月12日由黑龙江省鹤岗市下乡的294名青
年学生,其中男青年189人,女青年105人。对于第一批知青,农场及鹤岗市都给予了高度的重
视。农场派出接收工作组到鹤岗市,向青年学生宣讲“上山下乡”的重要意义,介绍农场的基
本情况及发展前景。鹤岗市在学生中挑选了一批家庭出身好、思想好、成绩好的学生,到农场
接受再教育。
这批知青集中到长水河农场九分场,计划将这一批素质比较高的知青,经短期锻炼后,分
配到农场修造厂、车队、医院、商店等单位工作,使之成为农场建设的中坚力量。
10月28日,哈尔滨市3 000名知青来到农场。其中,太平第五十八中学600人、四十七中学
400人分配到五分场,三十二中学500人、奋斗一中300人分配到七分场,师大附中250人、四十
四中950人分配到八分场。
1969年3月,上海市知青进场。10月份,天津市知青也到农场参加生产建设。至此,全场
共接收安置城市下乡知识青年近万名。1974年,部分哈尔滨、北安等市县的青年学生,投奔先
期到长水河的哥哥、姐姐下乡到长水河农场,被称为“小青年”。
城市知青在农场期间,成为农场生产与建设的骨干力量,教育、卫生等重要岗位大部分由
知青担当。知识青年到农场,一方面是锻炼了知青吃苦耐劳、艰苦奋斗的精神,另一方面给农
场带来了城市的生活方式与文化气氛。
1972年至1975年,一些表现比较好的知青被推荐上大学。其方式为个人报名,群众评议,
单位批准。1977年恢复高等院校考试制度,许多青年考上大学。到70年代末,下乡到农场的知
青通过病退、接班等各种途径返回城市。经过在农场的艰苦锻炼,返城青年中的的很大一部分
有了较大的发展,继续在农场工作的青年亦成为各岗位上的骨干,并有一些人被提拔到各重要
岗位上。
三、文革后期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为一项政治运动,在劳改系统的长水河农场没有形成较长时期、
较大规模的声势,特别是武斗现象没有发生。文革一开始被打倒的农场党政领导,几个月后即
先后被“解放”,部分被恢复工作。
文革期间,在人们思想上,“阶级斗争为纲”始终是一个长期标志。许多现象都要归于
“路线斗争”、“立场分析”,人们不能有不同政见,即使是对当政者提出异议,也会被当成反
党、反动言论来分析,重者要进行“批斗”。家庭出身不好的人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地位较低,
学生入“红小兵”、“红卫兵”,出身不好或有历史问题的,要与家庭“划清界限”,好工作、
好岗位或重要岗位用人,都要先论论出身。
文革期间,突出政治,人才培养“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经济建设“
宁要社会主义的低速度,不要资本主义的高速度”,严重阻碍了社会与经济的正常发展。文革
期间(1967年至1976年),农场年年亏损,累计亏损3 990.69万元,成为农场沉重的历史负担。
进入70年代,文革紧张的政治空气有了缓解,但此间的“批林批孔”、 “反击右倾翻案
风”等政治运动连续开展,奉行的是“阶级斗争是个纲,纲举目张”,经济与社会发展仍然处
于一种非正常状态。1976年,国家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的相继去逝,更给中国的
发展蒙上一层阴影。执掌国家党政主要权力的“四人帮”集团于1976年10月被粉碎,至此,被
称为“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农场的各项事业进入了一个调整与发展的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