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文化大革命



　　“文革”初期概况

　　1966年 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历时十年的左倾严重错误，使党、国家和人民
遭到建国以来的最严重的挫折和失败，而教育战线则成了重灾区。运动开始后，我场各级党组
织普遍受到了冲击，并陷于瘫痪状态，党的各级干部也普遍遭到了批判和斗争。其亲属也受到
株连。广大党员的组织生活也被迫停止了。

　　“文化大革命”在我场首先从教育界开始的。1966年 6月中心校师生在校内张贴大字报，
主要批判“三家村”等；机关及附近单位也开始学习，声讨，利用大字报形式。 7月全场各校
教师50余人按上级指示，都到德都县参加全县教师的“文革”集训，继续批判所谓的“资产阶
级反动路线”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上挂下联，结果造成了教师之间的互相揭批。八月中
旬机关及直属单位也开始成立了各种造反组织，同时在县里参加集训的教师们准备返场“点火”，
在返途中县里给场来电话通知不让“点火”，只准宣传毛泽东思想，结果“点火”没有点成，
开成个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大会。

　　九月，为了秋收，教师全部从县里返场，边秋收边搞“运动”随之便是停课“闹革命”、
红卫兵运动在全场普遍开始了。

　　红卫兵运动

　　出身于贫下中农家庭的教师、职工、干部和学生才能加入红卫兵组织。红卫兵们臂上带着
红袖标，怀揣红宝书(毛主席语录本)外出大串联，对内打内战、搞夺权。到年底，中心校师生
们自发在俱乐部召开了空前规模的“炮打司令部”大会，给学校两位领导和党委一名联络员都
戴上了纸糊钢筋焊成的高帽，会后游斗全场。当时场机关在也将“赤卫队”改为红卫兵。学校
和社会上也分别成立了各种形式的造反团、战斗队，为“红旗造反团”、“红色造反团”还有
“红卫”、“尖兵”、“星火”、“七一七”等42个造反组织。全场上下纷纷掀起夺权运动，
并搞“红色海洋”活动，将“革命口号”、“语录”、“老三篇”等都一一书写上墙。到1968
年的“忠”字舞运动也是如此，“忠”字、“公”字，墙上、窗上、办公用柜上比比皆是。人
们胸前带“忠”字，毛主席像章，大跳“忠”字舞。后期又大搞“三敬、三祝”。

　　炮打司令部

　　1967年 1月末，全场各单位和造反组织联合在俱乐部召开了第一次声势浩大的“炮打司令
部”大会，会上给场级、科级、队级领导30多人都戴上了不同重量的高帽，霎时间这些人都成
了“走资派”、“反党分子”、“牛鬼蛇神”等等。同时宣布场领导班子被夺权，由贫下中农
成立了接管委员会，行使一切大权。随之各单位(队)也相应的成立了接管领导小组，代行队级
领导班子职权。其势迅猛异常。接着各队也相继召开了“炮打司令部”大会，揪斗本队领导，
更有甚者，凡是党员也得被揪斗，挨斗者一律“靠边站”，罚劳改，受打骂，蹲“牛棚”剃鬼
头，“喷气式”------倍遭迫害。各级党团组织被迫停止了组织生活，全场自上而下基本处于
瘫痪状态。

　　两派之争

　　随着夺权斗争的高涨，加之派性作怪，全场形成了两大派——机关干部为主的红色造反团
联合总部，简称“红联总”和以贫下中农的骨干为首的贫下中农造反联合总部，简称“贫联总”，
两派各自抽出三人脱产办公，两派皆以“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为武器，时而
打“内战”，时而对揪斗者或看押者进行批判、敦促、内查外调频繁出击。

　　武装部纳总

　　1967年 3月，根据当时“文革”斗争形势的需要，加之临近春耕时节，我场成立了“抓革
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由武装部纳总，领导全场革命与生产，各生产单位亦由民兵连长
纳总，指挥生产等。

　　实现大联合，“革筹”小组成立

　　1968年3月8日，在毛泽东主席的“在工人阶级内部设有根本的利害冲突------”要实现革
命的大联合的号召下，农场的“红联总”和“贫联点”两个总部联合起来了。并经德都县革命
委员会批准，我场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筹备领导小组。(简称“革筹”小组)，于此同时会上宣布
撤消武装部“纳总”。

　　清理阶级队伍

　　大联合后，农场斗争形势转入深挖阶级敌人，打击现行反革命阶段。为此全场有95人被揪
斗，关押审查，有的人竟遭到逼供拷打，有的人甚至被迫害至死。其中场长赵秉贤因遭受林彪、
“四人帮”反动路线的严重迫害，于1968年 9月19日，含冤而死；财务科长王作相也因遭受迫
害，含冤而死；还有10名同志也因为遭到严重迫害含恨离开人间。

　　“三支”“两军”

　　1967年底，人民解放军有 5名同志组成的军训小组进驻了场部中心校，主要是向师生们宣
传毛泽东思想、搞军体活动训练，达一年之久。1968年6月，人民解放军“支左”(支持“革命
左派群众”)部队响应中央号召，由邹教导员，闫连长等带队进驻我场，实行“三支”(支左、
支工、支农)两军(军管、军训)，长达一年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