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录
小修间，大吊车 王宝珍

　　1960年，我从生产队调到修理所机加车间。车床、刨床、钻床、不用抬眼望，随便一撩
就全看见了只这么几台。修车任务可不少，每年冬检要修几十台拖拉机，夏检康拜引擎，又是
几十台。一台发动机每次得12个人抬上抬下要折腾四个回合。人手又不足，挨累事小，耽误工
时事大，愁没人抬，怕耗费工时，成了当时的挠头问题。
1969年秋，新建了修理车间，计划安装一台大吊车，以方便重件检修。领导要我负责自力
更生造一个。我是工人出身，文化技术水平都不高，过去到是小打小闹搞过工具改革，现在要
摆弄10多米长3吨多重的大家伙，确实有点“老虎吃天，无从下口”。一想到为社会主义做贡献，
信念的力量，激励我勇敢地承担了对自己来说是破天荒头一遭难题。
11月初冬，我和金广信、姜福成、徐永禄等四人，开始抡起大锤砸铁板.一块块铁板凝结着
我们的额头汗水冻成的冰溜子。到处找废料，一个个齿轮蜗轮全是平素积攒的，这次派上了大
用场，学生出身的姜福成撂下大锤操起电焊，一个人顶两个人用。当年的警卫员金广信夜班不
休息，带着红肿的眼睛来上班，叫他回去休息，他硬要“阵阵拉不下”在坚持连班干。从北京
中央机关下放来场的大胡子徐永禄更叫劲，为了加快进度，光着手，冰天雪地抢着干。这个时
候带上棉手闷子还嫌冻手哩我，挤在电焊箱子上边画图，边排活，手冻得拿不住笔，可在哪也
找不到放桌子的地方。四个人一条心，屋内摆弄不开11米长的钢铁大梁，我们就在寒风飕飕的
雪地上开始了制造吊车任务。
在计算吊车的纵、横速度时，翻了几本书也未找到准确数据，想来想去直挠头。“下班啦”
的喊声打断了思路的，忽又想起家中没有面粉做中午饭，赶紧领一袋扛着往家走。走着走着又
想起纵、横速度来，可就是弄不明白。“老王你往那里扛?”，“啊，我往家里扛”。哎扛过了
两栋房，又犯了胡涂老毛病啦。经过一番想索，实在找不到书本上的，就来个土办法。我在地
上量出30米一段距离做试验，掐着手表步行计算，走哇，量啊，谁知道经过了多少遍，终于在
大家不明白为啥天天在雪地里来回走的时候，我到底弄明白了“最佳速度”：纵向26—29米／分，
横向15—16米／分。
11月初开始设计和动手试制，已经是机车入库开始，急等用啊，偏是没有国电，而自发电
不够用。得抓紧利用供电时机，天蒙蒙亮，我就到车间搞电焊，中午下班时间再焊一阵。我们
四个人都急了，一天干到晚，晚间干到深夜苦不苦呢?此刻，我们都是三十出头的“人到中年”，
应该很能懂得苦和累吧。比起二十岁初进农场开垦荒种地时好多了。那时8个人围坐荒野就着风
沙吃一盆菜，夏季蚊虫叮咬疼痛难煞，秋雨浙沥，整天泡在水里泥里，冬天脱谷，没完没了。
这个时期苦吗?可那时候只知道一个心眼地干工作，为了建设农场，建设新中国，我们谁都不知
道什么是苦，什么叫累。现在，
生产发展了，各方面也随之好起来，中年人的精力充沛，加几个班点，算得了什么，想到这里，
我们的劲头更足了。恨不得一下子搞成才好。
12月14日早晨准备上大梁，搞最后组装。糟糕!立起来一看大梁弯啦。真糟糕，眼看就要搞
成的玩艺，却出了个大岔子。我一时不知所措，额头冒出虚汗，蹲在一旁，大家火急火燎呛咕
一阵也没个结果，所长朱万成和付所长张玉敏也来了。安慰和鼓励我们不要着急，总能想出办
法解决的。后来有人提出用千斤顶一下，我们把3吨重的大梁折腾了一下午，个个汗流全身，结
果是“瞎子点灯，白费蜡”。唰地一下电灯又灭了。没有电了，只好收场。我让大家回去再想
办法，明天上班，每个人都要提出一条办法，“头拱地也要拱出个吊车来”。
回到家里想吃饭，牙疼的不能吃。躺在炕上也睡不着，半夜摸着一边因为牙疼发烧肿胀的
脸，另一边却冷凉地皮肤包着骨头。忽然间悟出了热涨冷缩的金属固有特性来。原来为了加强
大梁中间的抗压能力，在两侧增加了幅板，在焊接时先焊这面受热，另一面就凉了，两侧温度
不同，产生应力，造成涨、缩变形。找到理论上的依据，于是单面加温消除应力变形的设想就
出来了。讨论会上同意了这种看法，却有两种不同的加温意见。有的要用火烧红大锤砸；我的
意见是用电弧加温，消除内应力。大家对前一个办法感到加热难，7.1米长、重量3吨的大部件，
没办法烧红，就同意用我的办法试试看。由姜福成用大电弧，快速度，在弯曲的一面双边施焊
(加热)，还安排了一个专门递焊条的，加快速度。经过90分钟的烧焊，冷却后立起来一看啊!好
极了，没用伸手，大梁就直过来了。接着我们四个人在大家的胜利欢笑声中，用3天时间，于12
月18日组装成功。虽然冬检晚了几天，但工作效率提高了几十倍。一按电钮，好几吨重的机件
就离地而起，任意吊运，不用12个人折腾上下啦。
后来修理所扩建为修理厂，需要起重设备多起来，我们先后共自制5台吊车，小的3吨，大
的10吨。
(王宝珍：1932年生人，工程师，现任红星农场工业办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