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史也有我们的一笔


开发史也有我们的一笔

孙 战 科

1958年3月，我们中央机关的350多名“右派”，在853农场茫茫荒原上建起了两个生产
队。一个在一分场，一个在二分场。
我们队在二分场叫六队，人们都习惯地叫我们为右派队。５笔惫灿?70多人，还有几个颇
有名气的人物。如戏剧家吴祖光，老作家丁玲的丈夫陈明，通俗出版社的总编辑兰玉，时事手
册总编辑于干，曾在布拉格世界青年联欢节上得过二等奖的青年作曲家兼板胡演奏家何彬，近
来以《雾都报童》《喜哥》等儿童剧闻名全国的青年艺术剧院编剧王正等。名人之下，小人物
也都有些来历和专长，能编辑的，能翻译的，能唱的，能演的，能看病的，能当工程师的，能
给大学生上课的，真是人才济济，无行不有。如果是在今天，一定会成为一些机关企业争相招
聘的对象。可是在当时，我们却被自己的机关当做垃圾一般清理了出来，只能在这渺无人烟的
茫茫荒原，通过艰苦劳动来“脱胎换骨”了。
还是在北京东郊双桥农场集中的那天，一个来自北大荒的农垦干部（可惜我至今不知他叫
什么名字），在给我们讲话的时候，一开口就亲热地对我们喊了一声“同志们！”
从我们参加革命队伍起，我们的名字就和同志这亲切、高尚的称呼紧紧联结在一起，可是
突然大祸临头，我们竟成了人民的凶恶敌人，名字再也不能和同志二字搭界了。我们机关的一
个领导人，属于政治上的麻痹型者，在批判我时，总还把我的名字和同志二字分不开，台上就
有人提醒他，台下又有人写大字报质问他。可是这位可敬的农垦干部，竟敢把我们这几百名右
派称为同志，而且还讲了我至今牢记的一段充满诗意的话：“同志们！农垦战线和北大荒热烈
欢迎你们！北大荒的开发史上，将有你们写下的一笔！”
奔赴北大荒的路途生活，也出了我们的意料之外，我们两个队，各有三个转业军官，一个
队长、一个副队长、一个指导员。一路上，他们和我们同吃、同住、同娱乐。我们坐席车的后
面，挂了两节卧铺车，大家可以轮流睡觉，睡够了的，连长、指导员就组织大家开展文娱活动。
吴祖光、陈明都自告奋勇为大家讲故事，何彬和他们的伙伴们，都是二十几岁，随身带着乐器，
一路上都象发了疯一般地演奏乐曲。后来曾风糜垦区的河南坠子大起板，更给我们的车厢增加
了欢乐的气氛。邓宝晋同我们不是一个队，但每到列车在一个站上停留，他就在站台上为两个
队的“右派”同志们表演京剧，一腔一调，一招一式，颇有点名家的派头。我这五音不全的，
也表演了云南民歌《绣荷包》和黄梅戏《天仙配》的选段。
来到853农场二分场，书记和场长都亲自对我们表示欢迎，开口也叫我们同志们。他们介
绍的二分场开发史，曾使我们激动不已；他们描绘的北大荒未来，又使我们感到了鼓舞。当时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书记陈希祥，他已年过半百，层层皱纹的脸上，始终带着慈祥的笑容，加上
那浓重的鲁中口音，使我想起了鲁中会战时遇上的那些白发苍苍的老大爷，敬爱的感情在心中
油然而生。
最使我们感动的当然是王震同志的看望。王震同志来到853农场，首先来看我们，并且在
场长、书记仍在点油灯办公的时候送给我们一台发电机。
听了王震同志的讲话，我们才恍然大悟，我们在农垦战线受到的礼遇，原来都是他事先关
照、安排的。王震同志把我们这些被称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视为宝贵的人才，向中央要求，
想通过一番改造充实到农垦战线。
大地还没解冻的时候，我们的任务是伐木、割条子、割草、打井和立房架。对这些活儿，
我们大部分是门外汉。幸好，我们的副队长李福春同志是本地人，参军前，曾为地主当过长工，
在部队又当过营参谋长。他对各种活路真是样样精通。每干一种活，都是他手把手地教。
在艰苦的劳动中，几乎没有一个消极怠工的。我们外文出版社有个叫张惠民的翻译（现在
是英文《中国日报》编委），刚抬木头的时候，压得呲牙裂嘴，唉呀直叫，为了早日使肩头能
够负重，每到晚上，便扛着一根杨木在新建的村子里转悠，后来终于练出了一付铁肩膀，扛个
180斤的麻包行走自如。
有一次，何彬带着他的乐队伙伴到分场部去挑井板。开始，他们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肩膀，
一人挑了十块，可是走到半路，肩膀全部受不了啦，他们便放下挑棍，把井板五块五块地向前
倒，后来五块也搬不动了，又三块、两块地往前倒。早上去的，直到下午三点才回到家，又累
又饿，到食堂去吃饭的时候脚都走不稳了。在担任打第一口井快要出水的时候，因为缺乏经验，
中间的井板镶得不牢，突然松开掉下去几块，差一点没砸着正在井底作业的何彬和另一个伙伴。
当抢救他们的筐子下去后，两人在井下表现了令人感动的自我牺牲精神，都要对方先上。结果，
等何彬最后上来，他的脸吓得都象一张白纸了。后来，这眼井的井板终于全部塌落在井底了。
割草遇上的困难也不小，许多人还是第一次见到真镰刀，等李福春教大家技术之后，谁都
想干得多一些，可那镰刀偏偏不听使唤，有的割了手，有的割了腿，有的割了脚，但是大部分
都是轻伤不下火线。有的左手的四个指头全都包上了纱布，可还是忍着痛疼干。开始，效率低
得可怜，有的一天才割十捆；后来技术越来越熟练，有个叫吕星斗的，一天竟割了四百捆，以
致853农场党委的油印机关报在头版头条发了消息。
我们盖房子，全用的是李福春教的土办法，房柱子和房梁在化冻之前就已经立好了。化冻
之后，我们用镰刀或磨快的大斧，把草皮割或砍成长方形，用二齿钩一拉，便成了一块又厚又
大的草皮坯。把草皮坯垒在房柱之间，便成了一面厚厚的草皮墙，四面墙立起来以后，再在里
面做隔墙。先在房梁之间钉上纵横交错的杨木杆，然后，挂上浸满稀泥浆的草辫子，挂好一面，
用泥抹子压平，抹上草泥，便成了东北边疆流行的拉哈辫子墙了。最初的四栋房子，都是这么
盖成的。后来，还用扣木笼的方法，盖了一个礼堂；还用砌土坯的方法，盖了几栋家属宿舍。
为了使村庄能有一个优美的环境，队里还让建筑工程师杨从痒同志做了一个充满想象力的
规划。村庄中，凡是能保留的树木都尽量保留。村中心的一棵大椴树的密密绿荫，礼堂建成以
前是我们的露天会场；后来，树叉上挂了一块敲响能当作锤用的大犁铲，成为队里传达命令的
地方。每栋房子的前面、后面，也都有一些天然的绿树，远远看去，村庄十分漂亮，那座落在
一片绿色中的黄色草房，叫人想起了俄罗斯童话中的仙宫。
开冻后，队里来了两台拖拉机，一台是红色的，叫K55（西德造）；一台是灰色的，叫DT413
（匈牙利造）。我们这些人，大部分没见过拖拉机，刚来的时候，大家都象些孩子似地好奇地
围上看。我当时是队里的材料员兼宣传员，还曾在黑板上抄下了斯大林致拖拉机工厂建设者贺
电中的一段话：“每一部拖拉机都将起着轰毁旧的资产阶级世界并给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
铺平道路的炮弹作用。”大家对这段话很有兴趣，有人看完了，还把它抄在笔记本上。
每台拖拉机的包车组都有6个人，除一个是转业的坦克兵外，其余都是转业的铁道兵；他
们有的带来了妻子、老人和小孩。随后，队长刘德惠同志调走了，李福春当了队长，也把家迁
了来；原来的指导员也调走了，张景春同志调来当了指导员，也把家搬了来。我们队便正式有
了家庭。每个家庭一来就分到了房子，并且在门前开出了小菜园。菜园全都不用插篱笆，因为
全队还没有一只鸡鸭。
两台拖拉机都投入了开荒战斗。大犁过处，出现了一条条闪着油光的乌黑草垡。我们每人
一根小木棍，在犁垡上点播大豆。起初，大家觉得很好玩，几天下来，一个个腰就受不了啦。
但大家认为，这是对自己的又一次新的考验，还是咬着牙干，最后，练出了好些“铁腰汉子”，
上千米长的垡片，不直腰就能一口气点到头。这一年，我们点播了大豆两千多亩。新翻的垡片
肥极了，点上种子就生根出苗，发了疯似地猛长，秋后得到了一个好收成。
不过，丰收的情景我没有看到。这年九月底，我们队大部分人员进了完达山，参加支援首
都十大建设的伐木会战。进山的那天，汽车送到炮手营就不能前进了。我们背上行李粮食、工
具和必须品走向伐区。当时路还没有打开，密林深处只有一条人走过的小道，路上还要不断地
爬过高大的倒木、淌过冰冷的溪水，可大家的情绪特别高涨，有的还故意离开小道在林间采着
松软的腐叶走，说是他要在完达山中留下人类史上的第一行脚印。
我们的伐木点建立在一条水河边上。一放下行李，大家伐木的伐木，割条子的割。条子、
割草的割草、扣木笼的扣木笼，仅仅两个小时，就搭起一栋简陋的木笼房。当时全国正大跃进，
人们喜欢讲大话，我们也曾把这栋木笼房的建成吹为世界上少有的高速度。
经过一番伐木知识和安全守则的学习，国庆10周年那天我们正式开锯。
寂静的山林，顿时响起了大锯的嚓嚓声，大斧的嘭嘭声，“顺山倒”“迎山倒”的喊叫声
和轰隆隆的大树倒地声。层层山岭起着回声。想想这一切声音；正同北京天安门广场的礼炮声
和欢呼声遥相呼应，我们的心头也充满了自豪的感情。
刚开工几天，就下起了秋雨。简陋的木笼房，处处漏水，晚上根本没法睡觉，带队的指导
员张景春同志便组织大家讨论：一个革命者应该如何对待艰苦？——张景春同志从来不把我们
当成右派，他在政治思想工作中总是把我们摆在革命者的地位。
从被定为右派后，我就认为这是党对我的一次最严峻的考验，来北大荒之前，我就看了所
有能借到、买到的有关革命烈士的著作，使我受到教育最深的就是方志敏，我把他的一些名言
抄在每个笔记本的扉页上。讨论中，我在一个小组对大家念了这样一段：“我真诚的爱我阶级
兄弟，爱我们的党，爱我中华民族。为着阶级和民族的解放，为着党的事业的成功，我毫不稀
罕那华丽的大厦，却宁愿居住在卑陋潮湿的茅棚；不稀罕美味的西餐大菜，宁愿吞嚼刺口的苞
粟和菜根；不稀罕舒服柔软的钢丝床，宁愿睡在猪栏狗窠似的住所；不稀罕闲逸，宁愿一天做
十六点钟工的劳苦；不稀罕富裕，宁愿贫穷！不怕饥饿，不怕寒冷，不怕危险，不怕困难。屈
辱、痛苦，一切难于忍受的生活，我都能忍受下去，这些都不能丝毫动摇我的决心，相反的，
是更加磨炼我的意志！我能舍弃一切，但是不能舍弃党，舍弃阶级，舍弃革命事业。我有一天
生命，我就应该为它们工作一天！”
念完了，许多同志非常激动，觉得这段话特别适合我们当时的处境，表示要向方志敏烈士
学习，经受住任何艰苦的考验。当时我曾有过这样一个想法：如果我们党的领导人能来这儿看
一看方志敏烈士的话竟能在这些人中引起了如此强烈的共鸣该有多么好啊！
起初，我们队的伐木工效并不高，平均三立方，只有转业官兵队的一半。
后来我们提出了，转业官兵是人我们也是人，人家能做到的，我们也能做到。
我利用在伐木指挥所担任统计员的机会，仔细了解了转业官兵的伐木经验，回来组织大家
一点点地琢磨、学习，工效也很快高起来了。从三立方，提高到五立方、八立方。一班还平均
到十立方。有个人还创造了日伐三十立方的高纪录，尽管我们知道这里面有很大的水份（有一
根红松竟长达19米没有截材）。但为了赶浪头还是把这纪录报上去了。这一冬，我们在山上伐
下了各种木头三千多立方。可惜因为运不出来，不少烂在了山里，反而给国家造成了痛心的损
失。
在运木出山的装车中，我们队的表现也很出色。当时指挥装车的是来自北京新闻制片厂的
编辑石立挺，因他动作麻利、浑身是劲，人称小老虎。他个子不高，嗓门却大，又善于调度、
指挥，同志们也能同心协力，因而装车效率越来越快。有一次，有个汽车司机开了辆空车来，
跳下驾驶室想进我们的宿舍睡一觉，可还没等他躺下，就有人来通知他，车已装好了，他看看
表，才过了五分钟，他吃惊地说：“真没想到，你们也有这么大的本领。我服了！”
事后，张景春要我写了一篇报导，当然没有暴露我们的身份，用的是6队的番号，通讯组
的名义，寄到了《农垦报》，结果以大字标题登在了三版头条上。
伐木中也曾付出了血的代价。有一次，四个队员在轮流伐一棵倾斜的水曲柳，因为下茬锯
的太小，锯上茬时，树身突然打劈，落下来把两个队员砸成了重伤。当时山中没有医院，也没
有车辆，队里只好组织了两个班抬着担架送。行至半路，名叫赵云鹏的死了；另一个好容易送
到了六十里外的小青山医院，后来也成了残废。
对于赵云鹏的死，张景春同志是非常难过的。他要我在一块木牌上这样写：“赵云鹏同志
在此伐木牺牲。”一个上级领导见了，认为不妥，改为“赵云鹏在此伐木因公死亡”。虽然改
了，但对于一个右派的死能做出如此的评价，也足以说明这个领导难得的勇气了。
这年冬天，中央机关派出了第二批右派改造考察团来到了农场，并且进山与我们见面。当
时，我们虽然每人分购了一套棉军装，但早已被山林的灌木、树枝挂扯得七零八落，每天晚上
只好自己补。没有合适的布，只能找到什么往上补什么。棉军装上，布满了形形色色、奇形怪
状的补钉。更可贵的是一些近视眼们，几乎没有一个眼镜是完好的，有断了框子用胶布粘着的，
有掉了腿换上绳子的，有的镜片布满了密密的裂纹，有的只还有一个镜片了。
考察团的同志看到我们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中竟能表现得异常之好，既惊讶，又高兴。可惜，
我们不曾想也许不敢想，这些同志所以会这样好，因为他们也是党和国家的忠诚儿女。考察团
反而从另外的角度得出了结论：北大荒真是个改造右派的好地方。他们回去，结果把仍留在机
关工作的同志们又遣送到北大荒来。象聂绀弩、丁聪、胡考、刘尊棋等这些国内知名人物，也
都包括在内，但是他们年龄都高了，要不是北大荒的党组织及时做了适当的照顾和保护，他们
怎能经得起那么艰苦的漫漫长夜呢！
1959年3月8日，我们告别完达山回到了右派队的家。这一年，我们又参加了一系列的艰
苦劳动。直到九月，当我们再次奉命进山运木的时该，中央机关又派来了右派考察团，除了考
察之外，还要执行国务院的决定，为一批改造好的右派摘去帽子。
在一年半的劳动中，绝大部分同志都表现很好，全队人人都怀着希望。
但是万万没有想到，摘帽的比例很小，全队170多人，才只有18个同志回到了人民中来。
被摘了帽子的，有的回了北京，有的留在了农垦局，象我则被动员留在了二分场政治处工作。
对继续留着帽子的同志无疑是又一次沉重的打击，但是，他们没有悲观，正视现实，在宣
布摘帽大会之后，一份份表示要继续改造的决心书，保证书交到了指导员的桌子上。其中也有
人提出了希望：有关部门应该确定一个改造期，就是时间长点，心里也可有个盼头。指导员把
意见反映给考察团，考察团答应带回北京去，向上级反映。当然结果还是不了了之。
1960年，我国人民经历了一次巨大的苦难，我已经离开的右派队，在北大荒经历了更加严
峻的考验。在饥荒面前，农场其他的人总还可以想方设法弄点吃的，可是头上戴着帽子的右派
同志们，有的是不肯、有的是不敢稍有不轨的行动。结果有的浮肿了，有的躺倒了，有的甚至
失去了生命。紧急情况反映到中央机关，中央机关采取果断措施，除继续为一批同志摘掉帽子
外，其余的全部调回原机关，重新分配了工作。至此，右派队的番号才在北大荒上消失了，但
它在农垦战线创造的历史却将在北大荒上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