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所是我成长的沃土



科研所是我成长的沃土

刘树华

我是1969年从天津到北大荒支边的知识青年，20多年来北大荒艰苦环境的磨炼，科
研所人不怕困难，无私奉献的牺牲精神耳濡目染，科研生产实践的锻炼，使我由一名实
际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孩子，成长为一名共产党员、农艺师。回忆20多年走过的路，没
有科研所，就没有我今天的一切。

“抛弃幻想，立志边疆"

我在学生时代充满了理想，曾梦想当一名铁路工程师，走遍祖国大地；又想当一名
火车司机，离地三尺，任周围景物从眼前掠过。然而命运总是在捉弄人，1969年6 月30
日，17岁的我离开了生我养我的父母，第一次作为成年人走上了人生的征途一一黑龙江
生产建设兵团，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说实在的，到北大荒我决非自愿，当时父亲在
坦桑尼亚，大哥、二哥在部队，姐姐已先我一年到了北大荒，家里母亲需要照顾。然而
当时的形势使我与千千万万的青年一样，走上山下乡这条道路。
北大荒以其独特的方式欢迎我们——每人一把锄头，一条望不到边的地垄，每天顶
着烈日铲地，日复一日地重复单调的劳动。干完一天活到宿舍里连床也上不去。挂起锄
头又拿起镰刀割麦子，手上不知要割破多少口子。这时我才真正意识到“锄禾日当午，
汗滴禾下土”的真实含义。我想我一定好好干，“改造”好了也许有回天津的希望。
1969年12月，我被调到兵团三师科研所，没想到我既没穿上白大褂，也没去摆弄玻
璃瓶子，科研所迎接我的第一件工作是积肥，掏厕所。北大荒冬天厕所得跳到粪坑里用
镐刨，一镐下去，尿水和粪冻成的冰飞溅在身上、脸上。我虽不是豪门公子，但也从没
干过这种活，站在粪坑上面真不愿意下去，但我们的班长—一位解放战争负过伤，至今
腿上还带着弹片的荣誉军人，跳下去就干。他无言的行动感染了我，也接过镐头下去了。
干了一天活实在累得要命，回到宿舍冰冷的小屋都不愿烧火，洗洗脸、脚就躺进被窝，
早晨起来盆里的水早已冻成冰砣，说句心里话，我们没有一天不盼着中央下个文件，让
我们返回各自的家乡。但我却不赞成那种靠请客送礼返城的作法。如果个人的愿望必须
依附于某种权力才能实现的话，那么这个愿望就失去了价值，为此，我情愿在北大荒呆
一辈子。
科研所的工作和生活逐渐使我对理想问题有了一点新认识，和我在一起工作的大都
是五、六十年代从南方大城市毕业的大学生和由部队转业或退伍的军人，他们每天除了
从事自己的研究课题外，也要和我们一起参加劳动。是什么精神使他们能在北大荒这块
土地上坚持了下来呢？我开始意识到一味追求那种虚无缥缈的理想和他们为开拓北大荒
的精神是多么无法的相比，我觉得我应该留在这星和他们一齐继续开垦和建设这片土地，
使自己成为一个“北大荒人”。

“结合工作学习，做新一代北大荒人”

从1971年我被从试验队抽到小麦育种组，跟技术员荆玲影一起学习杂交育种，接受
她分配我干的每一项工作，如田间调查、记录、杂交等等。当时，我们通过调查了解钢
107 品系在农场表现比较好，为了加快繁育和推广速度，我去二十团试验站要回20公斤
种子，这年10月就交给我去广东南繁的任务。我扛着20公斤种子上了火车，心里感到担
子十分沉重，这是组里同志多少年的心血，而我却是一个什么技术都不通的小青年，如
果一旦出了差错我就辜负了大家的期望，因此，我格外小心，虚心向其他同志请教，第
二年春天带回繁殖的数吨种子和精选的4 000 个单株，1973年在全兵团三师推广。以后
连续三年都是我春夏季在家里跟老技术员一起干，冬季去广东南繁。
1974年，我从广东回来，路过天津时拜访了一个同学，她在河北省插队，竞通读了
《中国通史》会英语，又善于绘图。与她相比，我自愧不如，一个男子汉岂能甘心落在
别人后面，别人能学会的，我一定也能学会。我买了《中国通史》、《语文基础知识》
等书，开始了我的自学之路。然而这种盲目的学习并没有给工作带来很大的好处。
1975年，由我们所负责组织三师三大作物高产攻关。小麦组把我派到友谊农场五十
连蹲点，去总结群众性高产攻关经验，和攻小麦1 000 由地亩产250 公斤的大关。我在
小麦育种上才刚刚入一点门，就马上转入了小麦栽培上，又要从头开始。达一年我随攻
关组去华北参观学习小麦高产栽培经验，高产田的牌子上写着一些外文符号和数字，我
看不懂又不好意思问，只好偷偷把牌子上的字抄下来回所查书，原来是氮、磷、钾三要
素的元素符号。这件事使我知道了应该怎样学习。于是我结合工作需要开始学习无机化
学、数学、作物栽培学、遗传学、作物育种学、生物统计等农业科学基础理论。1975—
1977年我连续三年到农场蹲点，用我所学的知识完成了攻关任务，并总结出小麦高产栽
培的经验。我写的总结报告受到了研究室领导和同志们的好评，并受到红兴隆管局科学
大会的点名表扬。1978年，经考核，我被正式任命为农业技术员。1985年，一个没有任
何学历的我，又被破格提拔为农艺师。如果没有领导和周围同志的支持和信任，在专业
工作上给我们小青年压重担，让我们独立去承担，去迎接困难，战胜困难，我也不可能
在农业研究上具备现在的知识和能力。
1978年我在小麦育种课题里承担了种质资源研究项目，有相当一部分的品种是外国
的，名称都是英文，我看不懂，工作难度很大。于是我又开始学习英语，1979年底所里
办了三个月的英语学习班，我出差回来已开课一个月了，对于没有学过英语的我，半路
插进去，老师讲课一句也听不懂，我想，我们这一代人已经被“四人帮”耽误了十年，
自己决不能再耽误自己了，而且我们的副所长、省里颇有名望的育种专家也在潜心攻读
外语，我必须要学好。元旦放假三天，我在桌子上趴了三天，每天一下班回家就拿起外
语书念，一次我只顾看书孩子爬到炕边，头朝下掉在地上，把头摔破了，爱人心疼得直
掉眼泪。但她从此背着孩子承担了全部家务，而我在结业考试中以96分的全班最好成绩
回报了她。两个月后我考进了农垦部在上海办的英语训练班，面对来自各垦区的英语人
材，有的还是英语教师，而我只会600 多个单词和少量语法，我要花比别人大几倍的精
力去背单词和句子，可有一次考试，五道听力测验题我一道也没做对，我灰心了，我觉
得这样的成绩无法向培养我的组织上交待。这时正好所长到上海出差来学习班看我，我
希望他允许我退学回家，可是所长说：“你和你的同学们基础悬殊这么大，考试能及格
就证明你有潜力完成学习任务。人无压力不比进，相信你能够取得好成绩……。”也正
是每当我感到困难，想打退堂鼓的时候，组织上都伸出手来，给了我热情的帮助和支持。
1980年，我被农垦部选派到加拿大进行农业现代技术访问学习。1981年以后，我先后多
次为外宾来垦区办的各种专业学习班上当口译翻译；为出国考察团当翻译；为所和管局
办的英语培训班当教员；业余时间为研究室翻译技术资料等。特别是1984年我又被派到
墨西哥国际玉米小麦改良中心参加小麦育种与病理学习班学习。来自二十多个国家的三
十余名学员中，都是大学毕业后经过几年实践的科技人员，有的已获得硕士学位，而我
的文化基础只是初中一年级，但我想，不能在这里给中国人丢脸。经八个月的学习后，
在自由演讲科目中我以“中国农业的现状与发展”为题，进行了两个半小时的演讲，得
了94分的全班最好成绩。结业时，指导老师金格玛博士对我说：“你是这个班里第一个
中国人，从你身上我了解了中国”。培训中心的一个女秘书问我为什么不愿意留在墨西
哥？我说：“我爱我的祖国，尽管他很穷，但他是我们的靠山，祖国派我来学习，我就
要把学到的知识用到祖国建设事业中去”。
1986年，我被黑龙江省授予“优秀自学成才者”称号，1989年又被编入由中华全国
总工会和山东省总工会委托编辑出版的《中国职工自学者辞典》。没有组织上的培养，
没有科研所的环境，这一切都是不可想象的。科研所是我成长的沃土，我要继承老一代
人的事业，做新一代北大荒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