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文革”中的动乱与撤销科研所


1966年5 月16日，中共中央发布了《五·一六》通知，全国性的“文化大革命”开
始。东总科研所根据中央情神和友谊县委的布置，成立了党委“文革五人领导小组”，
下设“文革办公室”，领导文革初期运动，对所里群众进行了分类排队，这期间群众之
间写了一些大字报。
1966年8 月，“文革”《十六条》决定公布后，科研所参加样板田及其它试验蹲点
和“社教”运动的技术人员和干部全部被召回所。9 月，官办“文革领导小组”被由群
众选举产生的“文革筹委会”代替，“红卫兵”组织开始出现。这期间，全国各大中城
市及大专院校的“文革”运动形势波及到科研所。在“筹委会”领导下，召开了“炮打
司令部”大会，集中批判党委书记李成信执行的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有大量的大、
小字报。李成信被扣上“走资派”、“修正主义分子”、“镇压群众”等帽子，在此压
力下他喝农药敌百虫自杀未遂。…于在先批“保皇派”后批“当权派”还是直接指向党
委的“大方向”问题争论不休，“筹委会”控制不了局面于1966年底宣告解散。
1967年初，职工自由结合组成十几个群众造反组织和战斗队。在上海“一月风暴”
影响下，2 月5 日由“造反有理”、“红色造反团”、“先锋造反团”等5 个群众组织
联合，顺利的夺了党委、办公室、会计室、民兵的权，掌握了公章，并成立了“临时革
命委员会”之后，主要领导干部相继“停职反省”被批斗，党委的工作陷于瘫痪状态。
1967年5 月1 日，就夺权问题形成了两派，“临时革命委员会”解体。6 月，在友
谊县来科研所的宣传队影响下，两派都争当革命派，争批当权派，以争夺宣传舆论工具
广播室为两派争斗的高潮。
同年9 月，毛主席发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革命的群众组织要
联合起来”的号召，科研所的两大派组织都放弃了派性之争，成立了“捍卫毛泽东思想
联合总部”。并在友谊县公安局军管会的支持下成立了“治安指挥部”，主要任务是打
击敌人，保护群众，维护社会治安，后期负责对被陆续关进“牛棚”的15名遭到隔离市
查与批斗人员的看管。
1968年5 月1 日，经友谊县革委会批准成立了“东总科研所革筹领导小组”，所长
任玉珠任副组长（未设组长），下设清查办公室。进行有组织、有领导的清理阶级队伍。
6 月18日东北农垦总局撤销，组建了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革筹领导小组易名
为“兵团科研所筹建领导小组”。10月，兵团三师给科研所派进了“宣传队”，又进一
步扩大了打击面。在清理阶级队伍期间，科研所有16人被批斗、隔离审查关进牛棚；有
12人被抄了家；有5 人（卫生所护士孙潮、畜牧技师常希尧、所办公室副主任李宜伟及
其爱人托儿所保育员杨碧珍、化验室技术员李应华）因承受不了各方面不公正的压力，
又对当时政策心里不托底，加之极左思潮的影响和做法，先后自杀身亡。
在这一期间，科研所的科学试验工作处于基本停止或维持状态。科技人员和工人白
天参加劳动，晚上参加运动。在这一期问，还完成了猪舍，牛舍、饲料调配室和汽车库
1 510 平方米的工程建筑。基本建设办公室副主任王凤仪患有严重的心脏病仍狠抓质量
检验，在修建猪舍的工地上犯心脏病以身殉职。
1969年1 月26日，兵团驻科研所宣传队给兵团和三师作了《关于兵团科研所情况的
报告》，指出：科研所的科学技术大权为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所篡夺，为资产阶级“学术
权威”，所垄断，依靠的是资产阶级“专家”和少数从旧学校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执
行的是修正主义路线。并纠缠所内一些同志的历史问题和社会关系，得出了“绝大多数
人政治上不可靠”的结论。认为科研所的科技人员，多数（77名）是“三门干部”，从
学校来到垦区，没有参加过劳动锻炼，埋头在小区、试验室，对生产“一窍不通”，
“两耳不闻窗外事，关着大门搞科研”等许多错误的结论，迫使兵团决定将科研所撤销。
6 月份，80％的科技人员被下放到生产队“劳动锻炼”，接受贫下中农和工人阶级“再
教育”。留下24名技术人员和干部归属兵团三师司令部领导，在生产科领导下进行农业
科学实验和抓各团（场）的群众性科学实验活动。原东北农垦总局科研所的房屋移交给
三师师部，试验仪器设备移交或封存，试验材料（种子）分别交给了十八（友谊）、二
十九（双鸭山）和二十团（八五二）。由于农场保管种子的条件设备较差，加之各团也
正在“文革”当中，致使东总科研所经10年努力创造的大部分育种材料遗失损坏殆尽，
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一些有幸保留下来的后备品种及成果的推广延缓了5 —l0年。
一些科技档案材料遭到损坏和丢弃。
1969年6 月，东北农垦总局科研所正式被撤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