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事业在召唤的时候


建场初期做人事工作的一段回忆
雷庆岩
友谊农场创建时，正值我国国民经济三年恢复时期结束不久，国家物质力量有限，
条件十分艰苦。人们来到杳无人烟的三道岗大荒原上，一切事情都要从头做起。由于我们
党有一个优良的作风，人们还保持着战争年代那么一股劲，那么一种精神！就拿干部调动来
说吧，人们不讲职务高低、不计较待遇薄厚，只要是党的事业需要，到哪里去都行，干什
么都高兴，说走就走。
我是1954年11月从山东省东阿县调来的，来前是县委第二书记。当时，我正在一个区里
参加党代会，会还没有开完，就接到省委的电话通知，说调我到黑龙江省参加大型谷物农场
建设。晚上，我赶回县委，交待了工作，次日凌晨打起背包，告别了已怀孕六个月的爱人就
上了路。到了省委，说车票已买好。下午我就乘车去了北京。第三天从北京到哈尔滨，第四
天早上六点来钟到了建场委员会临时所在地——集贤县的福利屯。饭后谈工作情况，七点半
钟就正式上班了。办公地点设在一个小仓库里，屋子不大，有个半截小炕。刚放下背包，场
长王操犁同志就把我找去，说；“你1949年就当组织部长，先把人事工作管起来吧。”就这
样，我当上了友谊农场第一任人事科长。当时只有几十个人搞筹建，几个月的时间里，陆续
接收了上千名干部和工人。他们有的来自祖国南部的广东、海南岛，有的来自首都和武汉、
南京等大城市，也有土生土长的北大荒人。这里有厅、局级，地、县级干部，也有部队转业
来的官兵，还有大、中专院校的毕业生和农业社社员。当祖国开发荒原，建设大型物谷农场
的事业在召唤的时候，多数同志都是自愿到荒原上来的。虽然职务高低不等，生活习惯也各
有差别，但大家的心情都是一样的，觉得用自己的双手开发荒原，当一个新型的农场建设者，
是无尚光荣的。因此，不论分配什么工作，没有讲价钱的，只要是农场建设需要，组织上叫
干啥就干啥。就拿领导干部来说，场长王操犁来农场前是黑龙江省农业厅长；王正林来农场
前是吉林省农业厅副厅长，到友谊来当副场长兼农业总技师。国家为了给农垦事业培养人才，
中央组织部从河北、河南、山东、热河、辽宁、吉林、黑龙江等7个省抽调21名地、县级领
导干部，还有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选派来的14名师、团级干部，河北省也选调一部分地、县级
干部来农场学习办场经验。他们来到以后，地、师级干部分别充实到总场和五个分场当正、
副场长，县、团级干部分别到12个生产队和总场部分科室当领导。这些同志来场前，是一个
地区、一个师、一个县、一个团的领导，身边有警卫员，管理几万到几十万人，今天住进了
帐棚，带领几十个人开荒种地，也没有觉得大材小用，谁也不挑工作，都愉快地接受任务。
我去省里调干部时，省委非常重视，让我根据农场需要挑选优秀干部。组织部、农工部
拿出干部档案给我看，认为哪个干部可以就找来谈话。在对农工部干部处丁玉璞(后任红兴隆
农管局党委组织部长，已离休)谈话时，我说：“准备调你到友谊农场工作，愿意吗?”他马
上态度坚决地说：“愿意去。”我又说：“条件很苦。”他说：“苦怕什么，苦不更能锻炼
人吗!”就这样，他来到了友谊农场。在调省招待所的魏克俭(后调建三江农管局工作，已离
休)时，我说：“魏同志，你去农场总务科当管理员怎么样?”他说：“干啥都行，只要能为
农场建设出力，我都高兴。”还有省委农工部孙腾瑞(后任红管局工交处长，已故)。他们当
年都是十七八级的干部，来到农场后当个普通的工作人员。还有团省委宣传部长刘文儒(后任
合江行署副专员)当时22岁，14级，调农场来任团委书记。他们来到后，踏踏实实，任劳任怨，
从不计较名利地位，工作干得十分出色。
那个时候，人少事多，人员安排是哪里缺人就放在哪里，但谁也不训较工作岗位的好坏
和职务高低。李福(后在农场物资科，已离休)原是桦川县的一个副区长，农场没有管防火的，
就叫他当个防火员。还有个区级干部叫王君庆，安排在食堂当伙食管理员，他们都很高兴，
尽职尽责地工作。还有部队转业来的连、排长，有的当饮事员，有的赶大车，有的当保管员，
他们都十分喜爱自己所从事的事业，他们愉快地说“干啥都是党的需要，都是自己的光荣任务。”
荒原上还来了一大批建国后我国培养的第一代知识分子，他们听党的话，真正走上了同
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从北京农业大学抽调的12名毕业生中，有个庄广田，他在给母校的信中
写道：“我们都是光荣的垦荒者，暂时还不能分配什么专业，现在这里正是建场的准备阶段，
我每天和同志们一起去修路，到田间去拉树疙瘩，有什么活就干什么活，我们干得实在痛快。
我们从事的事业是伟大的，农场的未来是美好的。”还有哈尔滨王岗农机校200多名学生报名
参加农场建设，经过考核，挑选了50名学员提前毕业到拖拉机手训练班学习开拖拉机，还有
华东农机校的60名毕业生也来了。他们从普通工人做起，后来成为农场机务战线上的骨干。
为了发展农垦事业，党和国家、军队的高级领导人，著名的劳动模范，带头把自己的子
女或身边的工作人员，送到北大荒参加友谊农场的建设，李特特是李富春、蔡畅同志的女儿，
她在苏联长大，大学毕业回国不久，就带着不满周岁的儿子采到荒原上，在五分场当农业技术
员，住在“康家店”(今五分场一队)的帐棚里，她的男孩是荒原上唯一的小宝宝，李特特跑田
间或到总场开会，有时把孩子抱在怀里，有时托付给休班的同志照看，连个保姆也没有。张鼎
丞和张林池同志，劳动模范耿长锁同志都把自己的女儿，送到农场来当农具手。有位将军把
自己调皮的儿子送到友谊来锻炼，还有邓子恢、欧阳钦同志，把家里的保姆也送到友谊农场
参加建设工作。那个时候，就是这样，人们如此看重农场，是因为农场确实成为冶炼人才的
大熔炉。
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十分关怀农场的建设，给农场规定了三条任务，其中一条就是出人才。
人才怎样出?就是要在党的领导下，头顶蓝天，脚踏荒原。从艰苦创业的实践中培养锻炼。
那时农场的干部都很年轻，年龄最大的不过40岁，第一任场长王操犁、副场长曹子平都不过
40岁，第二任场长王正林只有34岁，党委副书记刘宝庆、第三任书记董立民都是36岁，我那
年33岁，朱文熹、冯天益(后任省农场总局副局长)、马连相(后任黑龙江农垦科学院党委书
记>等都是二十六、七岁的青年。科室领导和工作人员多数在20岁左右，大家都没有办场的
经验，但是干劲大，朝气蓬勃，刻苦好学，一心想把农场建设好。通过二、三年的实践就摸
索了一些办农场的基本经验和规律。建场初期，人员来自26个省、市，从1957年起，农场陆
续向国家输送人才，到各地支援国营农场建设。建场30年来，先后调出近4000名领导干部、
科技人员和熟练工人，平均每年100多名。这些同志有的担任了省、地重要领导职务。在农
垦系统，上至农垦部所属的一些部门和省农场总局、管理局，下至一些农场的领导骨干中，
都有友谊去的人。还有的人在科学技术上有所建树，成了专家、教授、高级工程师，在大专
院校和科研机构任职。当年的拖拉机手、劳动模范郝焕文、刘瑛(女)等都被任命为工程师。
王汶俭、罗景成同志先后出国成为专家。他们都在为祖国的四化建设作出新的贡献。
当年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如今已是白发苍苍的老人了。我今年也60多岁了，因患多种疾
病，干不了多少工作，但是我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垦事业突飞猛进地向前发展，
我们农场在党委的领导下，也大步前进了，我很高兴。同时，我也看到一些年轻同志，只知
道农场的现在，不知道农场的过去，所以近年来，我曾多次利用各种机会给青年讲场史。我
在病休期间写了3万字的建场回忆录草稿，虽然写不好，但我觉得我们这一代建场的当事人，
有义务把农场各历史时期的情况讲给或写给青年一代，因为农场的未来是属于青年一代的，
让党的艰苦奋斗、勤俭创业的光荣传统之花在北大荒这块辽阔的沃土上继续争芳斗艳，装
点春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