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文化大革命”


“史无前列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
和人民带来了严重灾难的内乱，是来势迅猛，泛滥极广、破坏力极强的一股浊流，这股浊流
在1966年6 月下旬涌到农场。首当其冲的是机关、中学和医院。

1966年6 月间，当首都北京正在批判《海端罢官》和“三家村”，街头出现大字报和宣
传队伍。“山雨欲来风满楼”时，农场机关人员和中学的师生，就根据当时报刊上的报导消
息和宣传材料开始了“革命行动”，他们宣传“破四旧、立四新”。同时付诸行动，他们在
台阶上或站在椅子上宣读报纸上的社论，走进办公室和商店查收带有“封、资、修色彩”的
书籍和物品，并当众烧毁、砸烂，如财务科带有古钱图形装饰的帐本架子被敲去古钱图形雕
饰；学校和家庭藏书中的《红楼梦》、《水浒》、《三国演义》之类的书籍被没收，继机关、
学校之后，医院部分人员也开始行动。8 月中旬，据中央两次指示精神，除中学外，其它单
位暂时停止了活动，但至12月下旬，活动又在全场开展。批判了刚调入农场的场党委书记王
沛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和“经济主义的错误”。12月25日，造反派组织成立
了“集贤农场贫下中农文化革命筹备委员会”（简称“场文筹”），推动农场文化大革命运
动。

1967年1 月3 日，全场召开了“点火大会”，文化大革命的火星，从此进发至各个基层
单位。

“红卫兵”、“赤卫队”、“红旗军”、“红色造反团”等名目繁多的“战斗队”组织
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老子革命儿接班，老子反动儿背判，要是革命你就站过来，要是不
革命，就滚他妈的蛋。”这首名为“鬼见愁”的造反歌曲风行一时，连学前儿童亦能哼唱，
影响颇深。

1 月27日，“造反组织”在上海“一月风暴”的影响下，夺取了农场的党、政、财、文
大权、场领导全部“靠边站”。1 月30日，以武装部为核心成立了“集贤农场生产指挥部”
负责指挥生产工作。

2 月6 日、7 日两天，“造反组织”在新场部举行了“炮打司令部”大会，动员参加人
数达1000余名。2 月14日，又在老场部地区（现为一连地区）举行了“炮打司令部”大会，
动员参加的人数有500 余名。在这两次大会上，批斗了场长赵青山，接着又采取“双炮齐鸣”
的方法，一面揭批党委书记王永固、场长赵青山等所谓“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简称“走资派”）的“三反罪行”（即“反对中国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毛泽
东思想的罪行”），一方面继续批判新到任的场党委书记王沛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
错误”。

由于各“造反组织”对场内“当权派”的“所犯的错误和罪行”和“对革命群众的态度”

认识不一致。同时各组织又受到外界各种思潮（大多是通过各种传单传播的）的影响，
产生了不同的观点，逐渐形成对立的局面，场内各组织，终于按各自的观点汇合成两大派。
而且相互之间矛盾日益加深。争执接连不断。有的家庭父子、夫妻、兄弟、姐妹之间观点不
一致，家庭之间经常发生辩论，弄得全家不宁，四邻不安，工作、生产和生活各方面部受到
影响。

农场主要两个“造反组织”。一是以机关的“红色造反者司令部”和中学的“红色联合
兵团”（简称“兵团”）为主体而组成的“红色造反者联合总司令部”（简称“红司”），
一是以机关的红色造反团”和中学的“三红公社”（包括中学的“红色造反团”、“红色造
反纵队”和“红旗战斗队”三个组织）为主体而组成的“红色造反者总部”（简称“红总”）。
各基层单位的“造反组织”。则以其观点与谁相同分别加入了“红司”或“红总”。1967年5 、
6 月间，机关又先后成立了“捍联”和“捍长城”，前者加入了“红总”，后者加入了“红司”
，两派形成后，均认为自己是“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组织”，而把对方称之为“保守组织”、
“造反逆流”，大有誓不两立之势。两派因“批斗”、“游斗”和开会等问题发生过多次冲突，
严重时甚至产生流血事件。

1967年8 月8 日，双鸭山市革命委员会派调查组，到农场调查“文化大革命”情况，历
时15天。与此同时，东北农垦总局驻场麦收工作组亦奉命了解农场“文革”情况。 9月 23
日，双鸭山市革委会代表，东北农垦总局代表召集农场“红司”、“红总”两派“头头”到
市里协商，实现“革命的大联合”，解散“场文筹”。10月9 日。双鸭山市革命委员会双鸭
山市人民武装部派来“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支持“大联合”，并由双市人民武装部及人民解
放军驻双市部队派出“军事管制小组”（简称“军管小组”）接管了农场的“公、检、法”。
此后，两派冲突逐趋缓和。

12月8 日，第一批北京“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到场，随后佳木斯、上海、天津、哈尔滨
等城市的第一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先后于1968年7 月22日、9 月18日、10月19日和11月3 日
进场。这些青年中的大部分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即介入了“文化大革命”。他们之间
的某些人用“口号表态”的方式表明观点：彻底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及其在农场的代理人，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他们之中有些人成为“先锋”和“闯将”，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
用。至此，两派的“革命大联合”名存实亡，彼此之间，纠纷不断，10月15日，双鸭山市
“宣传队”及“军管小组”撤离农场。11月14日，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三师“工人毛泽东思
想宣传队”简称“三师工宣队”74人进场（成员为二九一农场及勤得利农场的学习毛主席著
作积极分子），他们分别进驻生产队和学校占领阵地，把“走资派”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清除出去。

1969年4 月22日，农场改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第二十九团”，此后，从 5月
到10月，第二批上海、哈尔滨、北京、天津知识青年先后到场，连同第一批到场的知识青年
人数将近3000人。他们为工农业生产、文教卫生工作、科研工作等充实了力量，但也为“斗、
批、改”、“清理阶级队伍”和“反击右倾翻案风”增添了动力。各单位成立了“大批判小
组”、“专政小组”、“值勤分队”、“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演出了《沙家滨》、《红灯
记》、《智取威虎山》等“样板戏”，学习了“小靳庄”，清查和管制了数以百计的“八种
人”（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叛徒、特务、走资本主义道
路当权派），批判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反动学术权威”。

1969年至1972年，全国进行了大规模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据不完全统计，先后关
入“牛棚”被重点审查的有240 余人，定案、定性的有58人。包括原场长赵青山定为“走资
派”，开除党籍，原机务副场长刘冲被定为“投日亲苏的特务分子”，在清队期间自杀的14
人，外逃的2 人，被株连的而受批、受审，被关押的，因资料不全无法统计。

1974年~1975 年，团党委派出几批人员到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参观学习，掀起了“学
大寨”的热潮，提出了“苦战二三年，建成大寨团”的口号，各基层单位大搞“义务劳动”

和全连“夜战”，名为“全连上下齐动员，男女老少齐参战，以实际行动与右倾翻案风
对着干”。

自1966年6 月至1976年10月初的“文化大革命”10年间，农场的生产建设遭到了严重的
破坏，很多受到迫害和冲击的干部、职工以及被株连的家属，精神上受到了极大的打击。

“文化大革命”中铸成的大量冤案、假案、错案给受害者的心灵上留下了难以弥合的创
伤。

“文化大革命”的10年，是中国历史倒退的10年，是中国人民横遭浩劫的10年，也是农
场历史被蒙上阴云的10年，直至“四人帮”被粉碎，劫难终止，中国前途才重视光明，农场
历史也重开新篇。
二十九团“清理阶级队伍”定案、定性人数统计表


“文化大革命”中非正常死亡者名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