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公安

一九五五年农场建立保卫科。保卫科设警卫股、经保股，各分场设保卫干事。同年八
月，农场建立经济警察队，总场部设置了公安派出所。公安派出所受集贤县公安局和农场保卫
科双重领导。一九五八年，农场始建政法公安部。政法公安部是一个公、检、法三位—体的政
治机构。这个机构的建立’，是由于农场的社会性日益增强，社会治安工作已提到农场建设的
日程上来的结果。政法公安部设政保组、治安组、看守所和审判员、检查员等。
一九五八年，在原有基础上，农场各生产单位义建立了治安保卫委员会。
一九六○年四月二十九日，友谊县公安局成立，下设政保股、治安股、看守所、消防队、收
容所(收容盲流人员的临时组织)。公安局还在友谊镇、七星乡、兴隆乡设公安派出所，其它各
乡(分场)设公安特派员。
一九六二年，友谊县公安局改为友谊地区公安局，隶属合江地区公安局领导。
一九六四年，恢复友谊县公安局，在原有建制上增设了预审股。
一九六八年一月八日，友谊县武装部接管政法三机关，成立了军事管制小组。
一九六九年，组建十八团，成立了保卫股。保卫股设政保组、治安组、审判组、拘留所、
消防队等组织。
一九七七年，恢复农场建制，成立友谊农场公安分局，隶属集贤县公安局领导。
一九八○年五月，友谊公安分局改隶红兴隆国营农场管理局公安局领导。
同年七月，经黑龙江省公安厅批准，友谊公安分局在友谊镇 (总场)、兴隆(一分场)、建设
(二分场)、团结(三分场)、东升(四分场)、庆丰(五分场)、跃进(六分场)、三道岗(七分场)、
七星(八分场)、友林(了乙分场)、新镇(十分场)、林场、煤矿设立公安派出所。
附表143：(见315至321页)
友谊农场的公安工作是随着农场的发展而发展的。建场初期的保卫科，其任务是保卫苏联
专家，保卫生产安全，不担负社会治安工作。随着农场建设事业的发展，职工逐渐增多，家属
迁入农场，社会治安和户政管理工作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一九五五年八月，在总场部设立了
公安派出所，负责全场的户政管理和治安工作。这一时期，农场的干部、职工都是从全国各地
抽调来场工作的，组织纪律性较强，因此，社会治安比较稳定。一九五四年至一九五七年，发
生刑事案件一百三十一起，政治案件一起，其中一起重大案件就是五分场会计室金柜被盗。盗
窃分子金光吉兄弟俩将金柜抬至野外破开，盗走人民币九千七百多元(其中公债券三千多元)。
一九五八年，农场建立了政法公安部，公安保卫工作开始由“内保”转向社会，担负起社会治
安和对敌斗争任务。从这种意义上讲，这才是农场公安工作的起点。在人员配备上，除少数是
做过公安工作外，大多数是一九五八年转业军官，工作起来比较吃力。但是，由于这些转业军
官和干警坚持在实际工作中学习，很快就适应了工作。当时全国正处于“大跃进”时期，公安
战线也受到影响，曾提出“大案不过三(天)，小案不过天”的口号，全体公安干警在实践中为
此而努力，破案率是很高的，一九五九年破获一九五八年以来发生的各类刑事案件十一起，破
案率达百分之九十二点三。
附表143： 农场各时期公安机关建制表
1955年1月—1957年冬友谊农场保卫科

1958年10月—1960年5月友谊人民公社（友谊农场）政法公安部

1960年5月—1963年3月友谊县公安局

1964年12月—1967年2月友谊县公安局

1969年2月—1967年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八团保卫股

1976年3月—1980年5月集贤县公安局友谊公安分局

1980年5月—1984年红兴隆农垦公安局友谊公安分局

这一年对五类分子开始了全面的摸底调查。全场共查出五类分子二百五十四名，其中地主
分子五十二名，富农分子一百一十五名，反革命分子二十九名，坏分子三十二名，同时实行了
“三包一保”制度，即“生产队包监督、包教育、包防止破坏，保证对其改造好”。同时，在
基层单位又相应地建立起了治安保卫委员会，全场共建立七个治安保卫委员会，五十五个基层
治安保卫小组，共有组员二百七十名。
一九六○年至一九六二年是我国经济暂时困难时期，在这种客观形势影响下，农场出现了较
为复杂的情况，社会秩序一度混乱。一是关里盲目流入人员明显增多，到一九六○年底，达五千
多人。通过摸底调查，在这些盲流中有地、反、坏分子二百八十二人。这些人的流入，对社会
治安妨害极大；二是群众性的拿摸粮食行为明显增多。仅一九六一年统计，发生拿摸粮食案件
一千九百八十二起，拿摸粮食的人达一万六千五百八十人，国家损失粮食三十九万七千九百四
十斤，缴回粮食三十七万七千四百斤。一九六二年，经济形势好转，拿摸粮食的行为明显下降
，这年仅发生六百五十起，参与拿摸粮食的人六百五十四人，国家损失粮食八万三千六百四十
五斤，缴回粮食五万五千零七十三斤3三是各种刑事案件成倍上升，一九六○年比一九五九年上
升一点五倍，破案率达百分之九十五点六。一九六一年下半年，农场经济形势好转，刑事发案
率有所下降，这年仅发生五十二起，破获三十八起。一九六二年，全县 (场)经济形势进一步
好转，各种刑事案件大幅度下降，这一年仅发生十二起，比一九六○年下降四点四倍，破获十
一起，破案率为百分之九十一点六六。这一时期发生的刑事案件，特别是重大案件，多是盲流
人员来县(场)做的案。如一九六○年发生在七分场六队排水渠旁杀人案即是一例。抢劫杀人犯
李扑俊，男，二十八岁，山东省莱阳县院上乡李家庄人。该犯于一九五九年二月盲目流入黑龙
江省宁安县东京城林场，与同组仇作林相识，他见仇手里有钱便起歹意，假装对仇亲近。后与
仇又流入宝清县，在该县铁矿劳动，仇赚钱四百七十九元。两人各带自己现款，于七月十六日
晨乘车去福利屯。汽车行至凉水泉子，两人下车奔友谊农场五分场四队，投奔仇的儿子。当行
至七分场六队时，李犯用酒将仇灌醉；酒后两人行至六队东南约二华里，七星河排水渠处休息
时，李犯乘仇酒醉不备之机，用酒瓶猛击仇的头部，酒瓶击碎，将仇打死，李犯又用酒瓶嘴将
尸体划有拳头大的一个口子，将其现款掏出，用干草将尸体盖好后潜逃。案发后，公安局经过
多方侦察，确定杀人犯就是李扑俊，派人到山东省莱阳县院上乡将凶手缉拿归案。经最高人民
法院批准，于一九六一年三月五日将杀人犯李扑俊枪决；四是政治案件上升。一九五九年发生
十二起，一九六一年又发生十二起。随着全国经济形势的好转，政治案件也开始下降，一九六
二年仅发生一起。这一时期发生的政治案件，较为突出的是三分场二队发生的“中华民国反共
同盟会”反革命集团案。该案发生在一九六○年九月，主犯宋洪才，一贯仇视社会主义制度，
图煤暴乱，他先后发展了李雄辉、张建国、邹玉梅和其兄宋洪有(此四人均有前科)等。宋洪才
曾起草了“中华民国反共同盟会组织总纲”及同盟会的宣传提纲。煽动人民群众对党和人民政
府不满，制造思想混乱。公安机关对这一反革命组织进行了侦察，于一九六二年破获，将其主
犯、从犯一起逮捕归案。
一九六三年，根据“治安管理从严”的方针，结合农场实际情况，开展了打击反动会道门
和取缔巫医神汉等封建迷信职业者的活动。经调查，全场信奉会道门和进行迷信活动的有一百
四十七人，其中反动会道门分子二十三人，大神六十一人，巫医二十四人，算卦十九人，抽贴
相面的阴阳先生十八人，共缴获迷信书籍、罗盘、腰铃(跳大神用的工具)等各种迷信工具二百
七十七件，查出了上述人犯，除两名给予管制外，其他人经教育后释放。同时，农场有计划地
开展了禁烟查毒工作，经调查，查出植毒、吸毒、贩毒分子一百四十七人，其中已有十七人成
瘾，一人丧失劳动能力。缴获烟土六两，盐酸麻黄碱一百支，毒具七件，逮捕法办两人，拘留
法院训戒的一人。通过这次打击、教育，有效地制止了烟毒的漫延。
一九六四年，根据国务院、省、地委关于进行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登记工作的指示精神，
全县(场)开展了普查工作。通过这次人口普查，发现各种问题五百三十一件，为今后加强户口
管理奠定了基础。此外，农场还建立了对敌斗争档案，共建立各种档案三百五十七份，分门别
类地装订归档，并对敌伪时期此地的九个组织情况编制了较为系统的历史资料。
总之，一九六六年以前，农场公安工作是在正常情况下进行的，全国开展社教运动后，农场的
社会治安形势更为好转。
一九六七年，全国开始了“文化大革命”，农场公安部门遭到严重破坏，正常的公安政法
工作已无法进行。
十八团时期，在“一打三反”运动中，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如团部商业连大宗“贪污”
案，团部农电站、物资站、转运站、机械厂等单位的“地下先遣军”、“复仇军”案以及
“五·二八”反革命案等。据当时统计，在上述“两军一案”中，有一千五百八十二人遭受迫
害，有十九人死亡(与运动有关)，其中被迫自杀十人。制造冤假错案最突出的例子，就是所谓
的原三分场二队拖拉机手苏忠原谋杀前妻案。苏忠原与前妻不和，其前妻于一九六二年自缢身
亡，此案业经公安局、检察院核查做出了正确结论。后来苏忠原与其妻女友王桂香结婚。一九
六九年一些人又追起此案，十八团保卫股决定将苏忠原夫妇逮捕入狱，屈打成招，致使苏忠原
冤狱达六年之久，苏忠原身遭酷刑，终身致残，丧失劳动能力。
一九六九至一九七○年，十八团进行清理阶级队伍，共立案八百五十一起，定案处理了八百
零二起，其中判刑八十人，戴帽一百零五人，帽子“拿”在群众手里的三十二人，暂不处理的
九十二人，未查清者。二十六人，其他一百一十二人。所谓立案的绝大多数属人民内部矛盾，
判刑的八十人当中有相当一部分人纯属冤案。
一九六七年至二九七六年这九年中，政治案件比较突出，一九六八年发生九起，一九七○年
发生五十二起，一九七一年发生十九起。这些政治案件中以书写反动标语居多，如一九六八年
发生反标案五十八起；占政治案件的百分之五十八点六。造成反标案增多的主要原因是“文化
大革命”中，有些青少年对社会动乱和揪斗其父兄不满，致使发泄胸中的不平，乱书乱写。
一九七二年以后，刑事案件又逐渐上升，一九七二年发生三十六起，一九七三年发生一百
四十七起，一九七四年发生一百三十七起，一九七五年发生一百五十起，一九七六年发生一百
三十五起，这一时期刑事案件中强奸、诱奸案较为突出。
一九七七年至一九八○年，农场的公安工作经过拨乱反正，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后，公安工作迅速恢复并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
一九七七年，农场党委召开丁全体公安干警会议，提出了“坚持实事求是，平反冤假错案，
坚持有反必肃、有错必纠、全错全平、部份错部份平、不留尾巴”的原则，对先前的所有案件
进行了复查，先后给六十六人平反了冤假错案。
一九七九年根据中共中央(79)5号文件关于对四类分子进行摘帽的决定精神，农场公安分
局依靠群众，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先后给二百九十人摘掉了地、富、反、坏分子的帽子。
一九七七年至一九八○年，刑事案件较多，由于“文革”造成的影响，群众的思想顾虑尚
未消除，坏人嚣张，加之公安战线新成份多，破案率一直上不来。一九七七年发生一百九十二
起，一九七八年发生一百七十三起，一九七九年发生一百二十八起，一九八○年发生一百五十
八起。在这些刑事案件中，盗窃案件较为突出，占全部案件的百分之七十以上。针对这种情况，
农场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采取了全党动员、全民动员，以公安机关为主，大打一场整顿社
会秩序的人民战争，公安战线以老带新，在实践中学习，总结经验，互相提高，对发生的案件
及时破案，有力地打击了刑事犯罪分子。
附表144：历年政治、刑事案件发生、破获统计表
历年政治、刑事案件发生、破获统计表

附表145：
1976—1984年收审、逮捕、行拘人犯情况表

附表146：
1959—1984年火灾发生情况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