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编 回忆录
当事业在召唤的时候


当事业在召唤的时候
——建场初期做人事工作的一段回忆
雷庆岩
友谊农场创建时，正值我国国民经济三年恢复时期刚刚结束，物质力量是有限的，条
件十分艰苦，人们来到荒无人烟的三道岗大草原上，一切事情都要从头做起。但是，由于
我们党那时有一个良好的作风，人们还保持着战争年代那么一股劲，那么一种精神。就拿
干部调动来说吧，人们是不讲职务高低、不计较待遇薄厚的，只要是党的事业需要，到哪
里去都行，干什么都高兴，说走就走。
我是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从山东省东阿县调来的，来前是县委第二书记。当时，我正在
一个区里参加党代会，会还没有开完，就接到省委的电话通知，说调我到黑龙江省参加大
型谷物农场建设。晚上我赶回县委，交待了工作，次日凌晨打起背包，告别了已怀孕六个
月的爱人就上了路。到了省委，说车票已买好，下午去北京。第三天从北京到哈尔滨，第
四天早上六点来钟到了建场委员会临时所在地——集贤县的福利屯。饭后谈工作情况，七
点半钟就正式上班了。办公地点设在一个小仓库里，屋子不大，有个半截小炕。刚放下背
包，场长王操犁同志就把我找去，说：“你四九年就当组织部长，先把人事工作管起来吧。”
就这样，我当上了友谊农场第一任人事科长。当时只有几十个人搞筹建，几个月的时间里，
陆续接收了上千名千部和工人。他们有的来自祖国南部的广东、海南岛；有的来自首都和
武汉、南京等大城市；也有土生土长的北大荒人。这里有厅、局级、地、县级干部，也有
部队转业来的官兵，还有大中专院校的毕业生和农业社社员。当祖国开发荒原，建设大型
物谷农场的事业在召唤的时候，多数同志都是自愿到荒原上来的。虽然职务高低不等，生
活习惯也各有差别，但大家的心情都是一样的，觉得当上一名垦荒者，用自己的双手开发
荒原，当一个新型的农场建设者，是无尚的光荣。因此，不论分配什么工作，没有讲价钱
的，只要是农场建设需要，组织上叫干啥就干啥。就拿领导干部来说，场长王操犁同志来
农场前是黑龙江省农业厅长；王正林同志来农场前是吉林省农业厅副厅长，到友谊来当副
场长兼农业总技师。国家为了给农垦事业培养人才，中央组织部从河北、河南、山东、热
河、辽宁、吉林、黑龙江等七个省抽调二十一名地、县级领导干部，还有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选派十四名师、团级干部，河北省也选派一部份地、县级干部来农场学习办场经验。他
们来到以后，地、师级干部分别充实到总场和五个分场当正、副场长，县、团级干部分别
到十二个生产队和总场部份科室当领导。这些同志来场前是一个地区、一个师、一个县、
一个团的领导，身边有警卫员，管理几万到几十万人，今天住进了帐篷，带领几十个人开
荒种地，也没有觉得大材小用，谁也不挑工作，都愉快地接受任务。
我去省里调干部时，省委非常重视，让我根据农场需要挑选优秀干部，组织部、农工
部拿出干部档案给我看，认为哪个干部可以，就找来谈话。在对农工部干部处丁玉甫（今
红兴隆农管局党委组织部长）同志谈话时，我说：“准备调你到友谊农场工作，愿意吗？”
他马上态度坚决地说：“愿意去。”我又说：“条件很苦啊！”他说：“苦怕什么，苦不
更能锻炼人吗！”就这样，丁玉甫同志来到了友谊农场。在调省招待所的魏洪俭（今建三
江农管局离休干部）同志时，我说：“魏同志，你去农场总务科当管理员怎么样？”他说
：“干啥都行，只要能为农场建设出力，我都高兴。”还有省委农工部的孙腾瑞（原红管
局工交处长，已故）同志，他们当年都是十七、八级的干部，来到农场后当个普通的工作
人员，还有团省委宣传部长刘文儒（今合江行署副专员）同志，二十二岁，十四级，调农
场来任团委书记。他们来到后，踏踏实实，任劳任怨，从不计较名利地位，工作干得十分
出色。
那个时候，人少事多，人员安排是哪里缺人就放在哪里，没有计较职务高低的。李福
（今农场物资科离休干部）同志原是桦川县的一个副区长，农场没有管防火的，就叫他当
个防火员。还有个区级干部叫王君庆，安排在食堂当伙食管理员，他们都很高兴，尽职尽
责。还有部队转业来的连、排长，有的当炊事员，有的赶大车，有的当保管员，他们都十
分喜爱自己所从事的事业，他们愉快地说“干啥都是党的需要，都是自己的光荣任务。”
荒原上还来了一大批建国后我国培养的第一代知识分子，他们听党的话，真正走上了
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从北京农业大学抽调的十二名毕业生中有个名叫庄广田的大学生，
他在给母校的信中写道：“我们都是光荣的垦荒者，暂时还不能分配什么专业，现在这里
正是建场的准备阶段。我每天和同志们一起去修路，到田间去拉树疙瘩，有什么活就干什
么活，我们干得实在痛快。我们从事的事业是伟大的，农场的未来是美好的。”还有哈尔
滨王岗农机校二百多名学生报名参加农场建设，经过考核，挑选五十名学员提前毕业，到
拖拉机手训练班学习开拖拉机，还有华东农机校的五十名毕业生也来了。他们从普通工人
做起，后来成为农场机务战线上的骨干。
为了发展国家的农垦事业，党和国家、军队的高级领导人、著名的劳动模范，带头把
自己的子女或身边的工作人员，送到北大荒参加友谊农场的建设，李特特是李富春、蔡畅
同志的女儿，她在苏联长大，大学毕业回国不久，就带着不满周岁的儿子来到荒原上，在
五分场当农业技术员，住在“康家店”（今五分场一队）的帐篷里。她的男孩是荒原上唯
一的小宝宝，李特特跑田间或到总场开会，有时把孩子抱在怀里，有时托付给休班的同志
照看，连个保姆也没有。张鼎丞和张林池同志，劳动模范耿长锁同志把自己的女儿、保姆
送到农场来当农具手。有位将军把自己调皮的儿子送到友谊来锻炼，还有邓子恢、欧阳钦
同志，把家里的保姆也送到友谊来建设农场。那个时候，就是这样，人们如此看重农场，
是因为农场确实成为冶炼人材的大熔炉。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十分关怀农场的建设，给农场
规定了三条任务，其中一条就是出人材。人材怎样出？就是要在党的领导下，头顶蓝天，
脚踏荒原，从艰苦创业的实践中培养锻炼。那时农场的干部都很年轻，年龄最大的不过四
十岁，第一任场长王操犁、副场长曹子平都不过四十岁，第二任场长王正林只有三十四岁，
党委副书记刘宝庆、第三任书记董立民都是三十六岁。我那年三十三岁，朱文熹。冯天益
（今省农场总局副局长）、马连相（今黑龙江农垦科学院党委书记）等同志都是二十六、
七岁的青年。科室领导和工作人员多数在三十岁左右，大家都没有办场的经验，但是干劲
大，朝气蓬勃，刻苦好学，一心想把农场建设好。通过二、三年的实践就摸索了一些办农
场的基本经验和规律。建场初期，人员来自二十六个省、市，从一九五七年起，农场陆续
向国家输送人材，到各地支援国营农场建设。建场三十年来，先后调出近四千名领导干部、
科技人员和熟练工人，平均每年一百多名。这些同志有的当了省、地重要领导职务。在农
垦系统，上至农垦部所属的一些部门和总局，管局，下至一些农场的领导骨干中都有友谊
去的人。还有的人在科学技术上有所建树，成了专家、教授、高级工程师，在大专院校和
科研机构任职。当年的拖拉机手、劳动模范郝焕文、刘瑛（女）等，都被任命为工程师，
王汝俭、罗景成同志先后出国充任专家。他们都在为祖国的四化建设贡献新的力量。
当年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如今已是白发苍苍的老人了。我今年也六十多岁了，因患多
种疾病，干不了多少工作啦，但是我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垦事业突飞猛进地向
前发展，鼓舞人心，我们农场在党委的领导下，也大步前进了，我很高兴。同时，我也看
到一些年轻同志，只知道农场的现在，不知道农场的过去，所以近年来，我曾多次利用各
种机会给青年讲场史。我在病休期间写了三万字的建场回忆录草稿，虽然写不好，但我觉
得我们这一代建场的当事人，有义务把农场各历史时期的情况讲给或写给青年一代，因为
农场的未来是属于青年一代的。让党的艰苦奋斗、勤俭创业的光荣传统之花在北大荒这块
辽阔的沃土上继续争芳斗艳，装点春色。
（作者系农场离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