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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场长“胸有成竹”

我们的场长“胸有成竹”




我们的场长“胸有成竹”
——忆友谊农场老场长王操犁同志
朱文熹
一九五四年国庆节期间,苏联领导人访问中国,送给中国人民一件礼物——建设一个
拥有二万公顷土地的大型机械化谷物农场。国务院命名为国营友谊农场,任命王操犁为国
营友谊农场场长。
王操犁同志虽然在农场只工作了二年多,就由上级调任省委农工部长,后任副省长、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操犁同志于一九八四年六月因病逝世。但他作为友谊农场开拓
者的形象,却永远留存在友谊农场和垦区人们的心中。
“靠说服是我们的宗旨”
友谊农场建场初期,人员来自四面八方,有地方的,有部队的;有领导机关的,也有
基层单位的;有办场多年的老干部,也有刚从大学、中专毕业的学生;见解不同,研究问
题很难统一。虽然大家都想把农场办好,但如何办好农场,就各抒己见,有时争持不下。
特别是跟苏联顾问之间,由于语言不通,工作习惯和生活习惯不同,既要尊重“老大哥”
的意见,又不能屈从求全,有时争议就更大。我记得最深刻的是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九日
前后发生的‘一件事。那天,兴隆镇开荒动员会刚结束,我们就回到五分场。第二天,苏
联顾问尼科连科(场长顾问)和场长王操犁就来了。苏联顾问一见我们还住在分场就很生
气,逼着王操犁下命令,让我们马上搬到开荒点上去。当时把我们三个生产队长(五分场
三个队:十队队长颜世良;十一队队长是我,就是现在的五分场二队;十二队队长宋波)
都找到分场办公室,尼科连科非常严肃地说:“动员会开完了,为什么不到工作现场去?”
当时的“五。一”节前后,天气还很冷,单帐篷里过不了夜,再说地还没有化到一定深度,
没法开荒,加上准备工作做得不够,一时下去困难很大。王操犁同志只是耐心地听取大家
意见,一再让大家把困难都说出来。尼科连科一看就发火了,并说:“你们在动员会上说
得好,自己的诺言不实行,就是骗子!”同时又责问操犁同志“你是场长,为什么不跟他
们严肃点。说话老笑眯眯的,他们能怕你吗?”操犁同志耐心地解释说:“说服教育是我
们的宗旨”。这一说,尼科连科更火了,大声说:“我要向农业部建议,撤销你场长职务!”
当翻译吞吞吐吐地把话译完时,王操犁仍然冷静地作了解释,并继续动员说服大家克服困
难。

不久,我们一队就搬进荒无人烟的大草原上,住进单帐篷,早上起来被子上一层霜,
鞋都冻在地上了。炉子化点雪水,只供做饭和喂机器,好几天都没洗脸,等地开化之后,
我们队用十六个昼夜完成一千三百垧的开荒任务时,尼科连科马上来队祝贺,并且激动地
说:“你们中国同志思想工作做得细,任务才完成得这么漂亮。”看,操犁同志坚持的
“说服教育宗旨”也感动了外国朋友。我认为做过细思想工作的光荣传统,一定要在各项
工作中发扬光大。
“我们的职工是靠得住的”
友谊农场是在一片荒地上建起来的,当时没有条件安排家属,就是双职工一起调来的,
也大部分分别住在男、女集体宿舍。在荒地上种蔬菜也长不好,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但是,
当大家看到新翻的黑油油的沃土,看到金黄的种子播入大地,看到起伏的麦浪,看到联合
收割机不停的转动,看到一辆辆满载粮食的汽车开向国库……“把沉睡的北大荒变成”北
大仓“时,心里感到无比的幸福,什么困难都顶着过来了,这就是理想的力量。可是苏联
专家不理解这些。他们多次向王操犁场长建议,多盖住房,说如果住房盖不起来,将来职
工会跑掉一半,那样农场就办不下去了。”这是你要考虑的严重问题。“王操犁同志坚定
地回答说:”房子是要抓紧盖的,可是我们的职工是靠得住的,他们有理想、有觉悟,他
们是不会跑的“。事实证明,我们的同志都把青春献给了北大荒。现任友谊农场党委书记
的陈文华同志,建场时是个十七八岁的青年工人,从北京双桥农场修理厂调来,后来组织
上送他上大学进修,他从没想回大城市,现在成了比较成熟的农场领导干部了。女拖拉机
手刘瑛,是北京币一个中学生,看了全国第一个女拖拉机手梁军的报道,决心献身祖国的
农垦事业,千里迢迢来到通北农场学习开拖拉机,后来调到友谊参加建场。当时亲友给她
介绍个朋友在长影,因她离不开农场,断绝了关系。她现任友谊农场农工商总公司副经理,
已是五十多岁的人了,她的一生献给了北大荒。无数事实证明,北大荒人是有理想有觉悟
的。
善于听取群众意见,才能正确决策
友谊农场建场时,办农场比较有经验的老同志调来不少。周光亚是通北农场场长,任
四分场场长;李直是双桥农场场长,四七年就在河北鸡恒农场当场长,任五分场场长;夏
林当过山东广北农场场长,任一分场场长;王坦在河南黄泛区当过农场场长,任二分场副
场长,后任五分场场长;刘岑在曙光、宁安农场当过场长,任二分场副场长。十二个生产
队队长也都是县团级干部。这些干部的共同特点是都有一定实践经验,遇事有一定见解;
并且都有一定的个性,表现在讨论问题时,各抒己见,争论不休。有时甚至为一个问题观
点不同而争吵起来。操犁同志遇到这类问题,总是耐心听取各种意见,一条条记在手头,
印在心上,通过大脑思考,然后归纳成几条,使人人信服,因为他的结论确实综合了不同
见解,结论比较全面,比较正确,比较切合实际。我记得最清楚的一次是一九五六年的麦
收会议。当时争论很激烈,最后分成两种意见。一种认为麦收是龙口夺粮,是压倒一切的
大事,应成立麦收指挥部,统一号令,全力以赴;另一种认为麦收任务紧,只要领导投放
主要力量就行,不用另搞指挥部。王操犁同志在结论时说:“关键不在形式,要看实质,
不一定从上到下强求一致,一刀切。主要看农场的领导精力是否主要用在麦收上,各部门
是否自觉的主动的为麦收这个中心服务”。三十年来的实践反复证明,看实质不看形式,
不搞一刀切是对的。
我们场长“胸有成竹”
一九五六年是友谊农场全面投入生产的第一年。因生荒地,虽然耙了多遍,树根、草
根大部还没腐烂,影响播种质量。早春雪又大,小麦播种遇到很大困难,时到清明,播种
任务还没完成一半。总场召开紧急会议,操犁同志主持会议。当时干部、职工都很着急,
有的主张取下开沟器,昼夜突击,先把种子播上,然后用耙覆土。但一经分析,这种方法
只能保住百分之五六十的苗,会造成减产。有的主张用单机直播,干一片播一片,这样土
地不连片,造成收割困难。苏联专家也有两种意见,突出地反映了农时与质量的矛盾。王
操犁同志非常沉着地说:“我们播种是为了打粮,所以,一定要在保证质量的基础上抢农
时;当然,错过农时也会造成减产。大家都要沉住气,不要惊惶失措。随时作好准备,抓
住战机,夺取胜利。》根据这个精神,立即停止不顾质量的抢播,并集中全力清理田间,
检修机具和拌种配料。等到机车能下地时,昼夜抢播,终于在四月二十五日前播完了小麦,
质量基本上达到要求,当年获得了大丰收。全场麦收总结时,大家都称赞场长”胸有成竹
“。翻译向苏联专家转译时,说成”场长肚子里有一根竹棍“。逗得大家一阵大笑。这段
故事使我永远不能忘记。
(作者现任黑龙江省国营农场总局总农世师)